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湖南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协调发展内涵,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测度了郴州市11个县域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度总体上处于"双低型"协调发展状态或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空间分布上,处于低水平协调度状态或不同程度失调状态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郴州市主要交通干线途经地区,而协调度高的县域则分布于郴州市边缘地区,究其原因是新型工业化水平影响了两者协调度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据此提出了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度提升及其空间布局优化的策略。     

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年四化协调的前5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人口比重>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年前5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农业地均经济产出>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评《中国“四化”同步发展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与模式选择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后,党中央更进一步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四化"发展的全过程,提出了"五化"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但"五化"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化"之间、区域之间难以协调等诸多难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协调定量评价的进展与反思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化”是社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支撑。“五化”协调定量评价是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关于“五化”协调发展定量研究发现：①“五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解读不一,评价时往往选择单指标,与综合指标差异很大。②权重计算以熵权法为主,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评价方法较少,主客观评价结合更少。③协调水平的研究方法主要以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为主,其次为关系拟合与趋势预测法、DEA动态效率+HR模型、同步度模型等,并出现了系统性研究方法以及多种方法的交叉,研究方法的层次不断提高。④空间分析方法以空间分类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为主,空间重心转移轨迹、空间格局的动态演进、空间趋势分析等研究方法逐渐出现。⑤时空分异的机理分析主要以影响因子解读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等考虑空间因素的回归模型开始出现。但“化”的过程性、阶段性分析不足,“化”与“化”协调发展的转折点及转型机制分析不足。根据研究进展的评析,从研究范式、指标选择与权重计算、研究方法、空间分析技术、时空分异的机理解释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加强“五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评价维度分析、加强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设置的合理性研究、采用多元的“五化”协调度评价方法、加强空间分析技术的综合应用、促进定量解释与定性解释的结合等建议。     

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甘肃省87个县区、县级市及自治县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简称“五化”）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五化”协同发展模型,对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时空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甘肃省各市州科学的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显著,协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西北高、东南低分布格局;“五化”发展水平和综合水平较低,协同水平总体不高,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同为主,但总体上升幅度较大;“五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财政支出 > 地形起伏度 > 城乡居民消费差 > 降水量。     

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

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99—2014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时空评价。从时序上看,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趋势,经历了由低水平耦合和低度协调到颉颃和低度协调再到颉颃和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从空间格局上看,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现象渐趋明显。总体上,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人口-土地城镇化尚不能实现良性耦合和良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河南省2006—2018年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及具体类型特征,并定量探测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39稳步上升到0.784,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空间上呈“北部高南部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特征。② 河南省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特征分异明显,长期为粮食安全滞后型市域占比29%,长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市域占比53%。③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要素转向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外部经济变化对其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敏感性逐步降低,科技进步始终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促进力。研究旨为中部农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使命提供参考。     

国内外“三化”协调研究进展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方略。探索“三化”协调之路是时代赋予各级政府谋发展的新使命,也是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前行、实现城市-区域综合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评析国内外“三化”研究发现,国外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理论解析,城镇化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机理与格局研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社会现象透视等方面;国内研究一方面侧重“三化”的内涵、互动机理、实现途径、战略形成的理论剖析,另一方面侧重“三化”与城乡一体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分析及“三化”的定量评价。总体而言,“三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视角更加广泛、多元,研究方法渐趋丰富,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但在具体地域研究中,单“化”在“三化”协调中的作用机制、互动方式研究需进一步强化,“三化”的定量评价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三化”的时空演化规律需进一步研究实证,“三化”协调的具体模式和实践途径也需进一步归纳总结。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东北三省36个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城乡协调的指标体系,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东北三省城乡协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趋于减弱。② 不同地区城乡协调水平变化各异。研究期内,大连市和锦州市一直处于高水平城乡协调状态,朝阳市长期处于低水平城乡协调状态。鹤岗市和七台河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上升最明显,哈尔滨市和辽源市城乡协调度位次下降最显著。③ 从空间格局来看,中级城乡协调区增多且向北移动,初级城乡协调区减少且向中部集中,“南北高,中间低”的城乡协调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协调的冷热点均不断收缩,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减弱。④ 城镇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业化并未显著促进东北城乡协调发展且与城乡协调发展负相关,农业现代化经营对城乡协调发展有正向作用,交通因素在近些年的促进作用逐渐凸显,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对东北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     

Measurement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its efficiency 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r above in China

The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so called "Sihua Tongbu" in China, an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ur modernizations")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need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China. 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comprehensiv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l indices of "four modernizations" of China's 343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calculated their efficienc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 2001 and 2011.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efficiencies and their changing trend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11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mode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units was explored by using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 Finall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revealed with the aid of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 mode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mprehensiv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al indices and efficienc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hav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how diverse regional patterns. Overall, the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low, and only few units with small urban populations and economic scale are in DEA efficiencies. The efficiency changing trends were decreasing during 2001–2011, with a transfer of high efficiency areas from inland to eastern coastal are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er capita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boast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efficiency.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力 —— 以浙江为实证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空间特征以及驱动力。得到以下结论：2006~2012年,产业集群创新、县域城镇化、耦合度以及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协调度整体表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协调度呈现出持续的空间集聚态势,且集聚的强度呈倒“V”型的变化态势,形成了杭州湾地区的显著热点区,浙西南的显著冷点区;影响产业集群创新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力量、信息化、政府行为以及工业化依次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