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效率的时空分异测度

以中国34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了2001年和2011年 “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四化”协调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中国地级单元2001年和2011年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以西北-东南走向的“反胡焕庸线”为分界的态势。“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整体较低,效率值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中部地区,达到“有效”状态的城市极少。10 a间平均效率值总体降低 ,高值区逐渐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人均GDP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影响“四化”协调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2000年以来中国东部四大沿海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时空特征

以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为生产单元,采用传统DEA、Bootstrap-DEA纠偏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和分析中国东部4 大沿海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与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由传统DEA模型测度的城市群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值均要高于Bootstrap-DEA纠偏模型测度后的效率值,表明了传统模型测度存在明显高估倾向的问题。② 2000 年以来4 大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旅游业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持续良好态势;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旅游业平均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良好转变,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则呈无效向中等转变。③ 2000 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略强于规模效率,而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则反之。④ 2000年以来4 大城市群大多数城市提高幅度大但趋于下降,珠三角和长三角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提高幅度略高于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同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呈依次下降态势。     

河南省城市综合效率差异特征研究

运用五大类20个基本指标对2001—2007年间河南省1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综合效率差异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城市的效率得分高低悬殊;效率差异具有两个明显的区域空间特征,一是城市效率以郑州市为中心基本呈放射性递减;二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效率差异与城市规模差异和产业结构效益差异的相关性不明显,与区位条件差异的关系较强。同时,对不同效率类型的城市提出了不同的发展建议。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环渤海地区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时空特征及其演化阶段——以三大城市群为例

以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为单元,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和分析三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及其时空特征分解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演化阶段。结果表明：①2000 年以来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平均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中等转变,而辽东半岛城市群始终处于无效状态,各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旅游业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中等转变;②2000 年以来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和制约程度略强于规模效率,而辽东半岛城市群则反之;③2000 年以来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依次下降态势,且大多数城市提高幅度大但趋于下降,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提高幅度明显高于辽东半岛城市群。④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分别受旅游投资、旅游技术和旅游市场因素、旅游产品和旅游技术因素、旅游资源、旅游政策和旅游项目（产品）因素的影响,各自处于技术创新阶段、技术学习阶段和规模主导阶段。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浙江县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以浙江省69个县域为分析对象,选取了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重构“四化同步”和居民幸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ESDA、耦合协调模型和GWR模型等方法,对浙江省区域“四化同步”与居民幸福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以及形成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2005~2015年,“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居民幸福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展现了“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演进趋势,空间集聚的强度以倒“V”型变迁。已形成由杭州湾为核心的连绵区域,不断向外扩散最终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双核心分布的热点区域,浙西南散点分布的冷点区域。“四化同步”演进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影响因子作用强度自信息意识、市场机会、居住环境、经济机会、文化价值和开放共享依次递减。     

中国城市群发育现状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城市群正在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文章在对城市群概念进行讨论的基础上，选取2002年各项经济指标，从总体经济实力、人均发展水平、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诸方面，对中国各大城市群的发育状况与存在问题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强调国家应采取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多极联动”区域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新常态下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若干思考

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发展几个新特点基础上,阐释了未来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趋势,提出了推进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文章指出,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正呈现规模扩张和个性消费同步提升,“旅游强国”特质开始显现;跨界、跨行业企业集团逐步主导产业发展,并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旅游产业地位日渐凸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释放,旅游服务开始引领“中国服务”建立;“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全面渗入,逐步拓展旅游业发展版图;“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导入,全面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六大特征。与之相对应,全面融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整体崛起,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异军突起,生态文化功能区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产业“网络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新常态下区域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重点包括：以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业协同发展;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为突破口,形成区域旅游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以全面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形成内外源结合联动发展;以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区域旅游治理模式;以跨界渗透和兼并重组为突破口,培育区域化和国际化旅游市场主体;以综合旅游风险防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测度及交互响应——以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响应机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Super-SBM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和交互响应关系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① 城市精明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阶梯递减的空间演变趋势,多个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市精明发展指数。② 生态效率与精明发展的空间变化具有一定的耦合特征,沿海地区南北方向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生态弧线”城市带。③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协同发展关系有下降趋势。④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存在双向交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有正向的交互响应关系,且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和惯性发展趋势。⑤ 长期而言,城市精明发展对生态效率变动的影响更大。     

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证据

基于2002—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利用DEA模型测度各地级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经济综合效率整体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效率水平较低,仅少数城市实现效率最优。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相当,西部偏低,不具备明显的梯度特征。② 旅游收入每提高1%,城市综合效率正向变动0.064%,其对城市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水平、二产产值比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占比。③ 旅游业对中国三大区域城市整体综合效率的提高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旅游收入水平对经济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2000-2013年中国城市群经济绩效动态实证分析——基于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城市群是辐射面最广、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核心增长极,但其高速成长背后是各类要素的大量投入,客观评估城市群经济绩效对于推动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意义深远。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13个典型城市群为样本,以2000-2013年为研究时段,采用资本、土地、劳动、科技和经济五大要素长时间序列数据,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框架下,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静态评价时间截面的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进而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动态分析城市群TFP年际变化,探讨其时空格局和内在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经济绩效进步明显,但空间分布仍不均衡;科技进步贡献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过规模扩张和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正效应,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初步实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表明各城市群所处发展阶段和动力机制差异显著。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发展策略。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评价

与以往区域协调发展程度评价研究不同,本文基于协调发展概念强调经济联系、区域差异、动态收敛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点,构建空间（区域）评价体系,分别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区际一体化程度、区际人均GDP均等化程度、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差异程度四个方面评价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评价结果显示,2001～2009年间,武...     

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

本文利用DEA模型、层次分析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80-2010 年长江三角洲16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 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理论初探, 提出了概念模型。结果表明:① 30 年间, 长三角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总体经历了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急剧下降的过程, 呈倒“U”型发展;② 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效率耦合关系不同, 在一定时期, 提高城市化效率可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也可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当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不再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城市化效率;③ 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新疆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分析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对新疆区域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进行分析有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了解新疆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的变化趋势，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模型分别对2001—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进行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新疆区域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较低，且各地州市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各地州市的效益值都在呈现上升的趋势。（2）各地州市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是资源要素的投入松弛，包括建成区面积、能源消费量以及用水总量的投入松弛。（3）新疆各地区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全部得到了改善，平均每年上升9.1%，且其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此外，宏观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产生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建议：（1）分类指导，促进区域优势互补，加快绿色发展。（2）合理配置资源要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年四化协调的前5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人口比重>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年前5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农业地均经济产出>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