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基于不同区域层级的文化产业集聚研究

利用企业层面数据,从市域和省域两个尺度研究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并揭示集聚对文化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应用一致性方法估计了中国文化企业的生产函数,并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并从专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角度研究集聚对于文化企业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地级市尺度下,文化产业专业化经济并不显著,但却存在城市化经济;② 在更大的省域层面,则呈现出专业化经济显著,多样化经济弱化的特征;③ 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回归显示了结果的稳健性,核心文化产业的产业集聚经济更显著;④ 在知识溢出效应占主导的文化集聚中,通信基础设施良好的省份被赋予了创意交流的便利性,因而拥有更强的集聚经济。     

中国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

以2003~2014年28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作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中国各城市技术效率,并以互联网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各区域互联网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分区域检验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作用是有必要的;互联网规模对中国各区域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其提升作用依然较小;东部、中部、西部的城市均受到互联网规模的正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受到技术效率的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受到技术效率的负溢出效应;分区域检验互联网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能为推动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提供有效参考。     

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对内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外资企业集聚的环境溢出效应。利用1999—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比了外资和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和演变过程,并建立计量模型探究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该现象来源于内资企业排放总量的下降,而外资企业的排放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② 内资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外资企业的排放强度。中国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③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聚均能够显著降低内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但是产业内溢出的作用比产业间的溢出更显著。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内资企业,分别是劳动力流动、竞争效应和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在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方面,后向效应能够产生环境溢出效应,而前向效应并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仅能够从劳动力流动或本地生产网络嵌入中获取环境溢出的外部性。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对江苏和浙江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采用江苏和浙江制造业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探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江苏和浙江省的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存在显著挤出效应;而在浙江省,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能够推动内资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但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可能挤出许多竞争力较弱的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技术以及资本实力较强,拥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并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保护,受外资企业的冲击相对较小,相反,能够从外资企业获得更多的正向技术溢出.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母国集聚与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0-2014年间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微观层面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母国集聚效应和东道国产业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集聚效应(包括母国所有企业集聚、母国同行业集聚和母国其他行业集聚)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正相关,且同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集聚效应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力度;同时,产业集聚效应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亦呈正相关。     

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域,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关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基于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创新投入和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2001—2015年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并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定量分析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01年以来,五大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② 京津冀创新效率增长缓慢,山东半岛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最大,长三角创新效率的提升幅度和均值仅次于山东半岛和京津冀城市群,而城市群核心城市虽然创新资源投入较多,但创新效率偏低;③ 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外商投资、劳动力素质、政府资助、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群创新效率有直接作用和溢出效应。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Spatial ine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agglomeration economies,and market access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an intensify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proceeds, foreign investors are changing their behaviors in FDI loc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equality, this research employs spatial statistics and analyses to examine the change in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FDI among regions and among prefectural cities, and uses regression models and spatial regime analyses to investigat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equality from 1990 to 2010.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FDI clusters from the eastern/coastal region to the interior shows the trend of FDI convergence among regions. However, increasing numbers of FDI clusters and hot spots show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among cities within three regions. Agglomeration effects have replace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DI inequality among cities. Additionally,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oastal open cities,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zones lost their advantages in FDI as more reforms set in. The spatial regime analyses further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arket size in FDI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FDI in capitals and municipalities.     

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FDI loc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R&D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foreign ventures (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of ICT firms conducted in three mega-city regions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 Our data show that FIE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loc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but the extent of local embeddedness is contingent upon home country effects, local specific contexts and FDI-host region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location and network decisions. Beijing tends to have broader FDI sources and better integrated global-local networks, while in those regions dominated by FDI such as Suzhou and Dongguan, FIEs are thinly embedded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tend to establish global-local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local embeddedness is limited by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spatial,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n between.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FDI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strengthen China’s loc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基于地方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制造业空间集聚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以制造业集聚指数作为测度指标,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度集中在苏南?上海?杭（杭州）绍（绍兴）甬（宁波）组成的区域且地位稳固,同时苏北和浙西南地区的制造业虽然比例较低,但是总体地位有所提升。② 地方化要素中的职工工资和开发区变量对县域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土地价格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的作用不稳定。城市化要素中的城市规模、城镇化率、外来迁入人口以及城市制造业结构多样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了长三角区域城市化的推进促进了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全球化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其中FDI对制造业集聚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出口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效率测度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构建空间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了1994~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效率及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的空间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局部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的评价分析发现,阶段性演变过程呈“W”型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空间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空间分异明显,但城市群内个体城市的空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聚类特征表现出空间效率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及区位优势等存在一定相关性,空间效率分布与要素集聚程度高度相关。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效率表现为明显的非均衡趋势,空间分异的集聚程度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