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在探讨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中国1995~2014年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表现出明显正相关关系,在整体发展和分段演化中均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已进入高度耦合协调阶段。② 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弱正相关关系,空间集聚程度不显著,且随时间推移空间集聚现象并没有得到增强。③ 从时空演变格局来看,局部空间自相关规律性明显,虽然不同集聚区在时空演变中都表现出一定的扩张和收缩,但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且东西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十一五”规划基期2006年至“十二五”规划后期2014年以来的哈长城市群统计数据,从空间发展维度、福利发展维度、消耗发展维度和管理发展维度考量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的精明发展程度,从而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哈长城市群总体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空间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一五”规划期间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之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实现西部集聚式空间分布,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耦合协调性亟待实现均衡式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期二者综合发展水平仍以哈长城市群西部为优势区域,耦合协调程度再次呈现分散式布局。② 2006~2014年研究期内哈长城市群除长春市、吉林市和绥化市外,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微弱回落后继续增长的态势,耦合水平则出现明显下滑,仅有四平市、辽源市、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二者协调关系正向积极推进。③ 哈长城市群整体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区域分布差异相对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总体实现空间良性共振。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构建旅游经济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发现：① 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上,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稳步提升,发展速度与水平基本同步,两者较为均衡。② 耦合协调时序变化上,耦合度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不明显,说明交通发展有效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交通系统协同程度不高,整体处于中度失调阶段。③ 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演变上,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且同一年份处于同一水平,旅游经济与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由交替波动向交通发展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态势转变,交通系统发展逐渐落后于旅游经济发展。最后,从旅游空间结构、内外交通网络、全域旅游、智慧旅游4个方面提出旅游经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东北三省对外贸易空间格局研究

分析了东北三省整体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省级和地市级尺度比较研究了东北三省内部对外贸易空间格局,以及东北三省在不同贸易空间方向上的商品结构。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贸易规模有所增长,但日韩、德国、美国和俄罗斯等依然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② 东北三省对外贸易的商品多为原材料、初级加工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且商品结构趋同明显,不利于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③ 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是东北三省对外贸易重要的空间载体。根据东北三省及各自的对外贸易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差异化的进出口贸易空间格局优化策略。     

东北三省城乡结构演变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2003—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要素结构、社会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的城乡结构协调度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城乡结构演变格局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1) 2003年来,东北三省城乡结构协调水平整体提升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但中心城市的城乡结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要素资源分布较为集中。(2)城乡结构各指标变化率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其中经济结构和要素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增长型,公共服务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降低型,社会结构演变类型省际差异明显。(3)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要素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度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城乡结构、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具有正向溢出作用。(4)城乡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低碳约束下中国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表征物流业,引入SBM-Undesirable模型,考虑低碳约束下的物流效率,对中国（除港澳台和西藏）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4年物流业效率进行测度,基于格局-过程-机理框架系统揭示了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① 低碳约束下物流业效率总体偏低,空间分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带性分异态势。② 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地方依赖性,效率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呈现由“大集中、小分散”向“条带状集聚”变化的特征,而低值区高度锁定于西北和西南半壁。③ 空间集聚性较弱,不断趋于收敛,高效率集聚区表现出“北扩西移”的演化趋势。④ 物流业高效率区与高产值区呈现显著的空间同配性。⑤ 物流业效率的空间演化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政府调控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则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物流协调发展、提高物流业效率提供参考。     

中国城乡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其优化决策

城乡转型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过程。科学认知城乡转型的概念内涵,系统探讨城乡转型的格局、过程和机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转型理论认知的基础上,论文综合解析了中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基于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剖析了城乡转型的格局,探讨了不同类型城乡转型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及其对策。结果表明：① 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征是这2个过程耦合协调的状态;② 2000—2018年,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但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显著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③ 2000—2018年,全国城乡转型整体上实现了由低水平城乡统筹向中等水平城乡融合的转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城乡转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④ 全国城乡发展可划分为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低水平城乡融合Ⅰ区和低水平城乡融合Ⅱ区4种类型,各类型区城乡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补齐短板等措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中国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基于机构分层分析框架

基于机构分层分析框架,运用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剖析中国省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与服务利用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研究发现:2010—2018年2类机构的耦合协调类型由濒临失调衰退型变为勉强协调发展型;总体呈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居中,西北、东北、西南等经济欠发达沿边地区较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和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为核心的热、冷点区的空间聚集特征,同时在空间格局改善程度、局部空间集聚效应强度和冷热点区变化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受人口分布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空间等因子驱动,同时存在明显时空异质性特征。     

等值化理念下中国城乡融合多维审视及影响因素

基于等值化理念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GPCA）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测度并审视中国城乡多维融合发展;选取空间计量模型探索推进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向好且推进有序。社会和经济融合始终分列第一和第二主导位次,生态环境融合水平亦稳步提升。② 城乡融合热点和冷点区基本分列于“胡焕庸线”东南和西北两侧。人口融合沿东中西递减;空间融合形成“北上广”为主的“核心-边缘”区;东部沿海是经济融合扩散互溢区,而生态环境和经济融合存在空间“错位”;社会融合高值簇集中在中部。③ 破解人才瓶颈、夯实“三权分置”、健全财政体制并创新金融服务、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三产融合,打好人、地、钱、业组合拳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机制等均利于推进城乡融合。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5—2016年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土地开发强度增加和经济总量扩张的交互关系是造成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状态增长的持久性不强,生态环境响应正逐渐成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主要推动力。②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综合水平呈现自南向北不断降低的特点,辽宁省明显高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典型的南北空间分异特征,且生态环境水平相似地区集聚发展现象愈发明显。③ 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增长趋势,开发滞后性特征明显,勉强协调-开发滞后型（Ⅲ）、中度协调-开发滞后型（Ⅵ）是主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④ 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调控水平是影响东北限制开发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黄河流域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协调性及障碍因素研究

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 value,ESV）与城市化耦合协调互动关系,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文章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城市化与ESV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主导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 1995—2018年,黄河流域ESV发生了很大的改善,整体增加了33.05×10⁹元,且以调节服务为主导,草地、林地、耕地服务价值对总ESV贡献率较高。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PE）呈现南高北低、中游高上下游低的空间格局。（2） PE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CCD）逐渐改善,轻度耦合协调增加了27.12%,严重失调类型减少了45.46%,耦合亚型从城市化滞后型转变为ESV滞后型;从空间上看,CCD呈现南高北低、中游优于上游和下游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明显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ESV高且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中游和下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ESV较低的上游地区。（3） 1995—2018年主导障碍因素未发生明显改变,ESV系统以调节服务为主,而城市化系统以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为主。基于此,应厘清ESV和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关注城市化进程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和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实现流域整体优质协调发展。     

基于多源数据的南京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研究

以特大城市南京市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和二分K均值聚类算法进行量化评价,利用多源数据创新市域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的思路与方法,探索性构建由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设施均等化水平与城乡联系水平四大子系统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1)南京市域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与点轴扩散并存的蛛网结构;(2)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土地粗放利用与设施建设短板是制约发展协调地区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发展失调地区多受限于交通区位,城乡联系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不足。(3)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聚类特征明显,呈现出城市、城市边缘、小城镇、乡村4级9类的城乡融合单元。其中城市边缘地区细分为边缘新城、郊区副城、郊野公园3类单元,乡村地区则包括城市辐射型、观光休闲型、人口聚居型与偏远独立型4类。     

新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公共服务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面外部效应。依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性、效益性与协调性原则,结合AHP、熵值与聚类分析方法,建立新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城乡互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耦合发展模型,揭示研究区公共服务、城乡互动发展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特征和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 新疆各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公平性有所差异,空间非公平性>人口非公平性。（2） 公共服务资源综合效益以及城乡互动发展水平呈现较低、一般（中等）、较高三个类型。（3） 公共服务效益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东南片区>西北片区;城乡互动水平空间差异呈现出天山北坡经济带高于其他区域。（4） 新疆大部分处于城乡互动与公共服务相互影响、相互磨合的过渡发展阶段,导致公共服务损益或城乡互动损益,个别区域处在两个系统相互制约、失调衰退阶段。通过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城乡互动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大、中、小多层次城镇空间格局,继续完善和开拓新的公共服务增长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乡社会发展需求等建议措施,为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发展公平与效率,促进公共服务与城乡互动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