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空间布局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

合理布局社区居家养老设施是优化养老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Arc GIS空间分析和Voronoi图法,以上海中心8区77个街道为基本研究单元,从养老设施空间均衡度和与人口分布空间协调性两个角度分析城市养老设施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研究表明:上海市中心城区养老设施覆盖不均,集中分布在老年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核心区;77个街道中仅有46个街道老年人到最邻近日间照料中心距离小于1 000 m,养老设施整体可达性较差,可达距离呈现出从核心区向四周递增的格局。     

2000年~2010年西安市人口空间布局变化研究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西安市为例,运用GIS、Geoda等空间分析方法来研究西安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西安市人口空间分布圈层差异较大,"东北-西南"轴向扩张特征明显.户籍人口的郊区化和外来人口的局部集聚同时存在.(2)西安市人口局部空间集聚造成"空间马太效应"不断增强,中心城区及相邻的部分近郊区街道共同构成了常住人口、外来人口的高密度集聚中心,东西两侧的远郊区则出现了集中连片的低密度人口洼地,且两类地区均呈现扩大趋势.(3)园区开发、大学城建设、行政中心迁移、老工业区转型以及城市更新改造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西安市人口布局的演变.     

街道尺度下的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差异——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科学分析城市零售商业的集聚特征,有利于优化城市用地布局及合理配置城市商业资源。基于POI数据,以武汉市街道为研究尺度,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Ripley’s K函数来识别武汉市零售商业中心热点和分析各业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武汉市零售商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集聚趋势和扩张态势并存,在中心城区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多个次级集聚中心。(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为0.385,说明武汉市零售商业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高-高集聚区的街道集聚特征明显,但其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极化现象明显。(3)零售商业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明显,零售商业集中区主要分布在以江汉路商圈为核心的10 km圈层范围内,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递减。(4)不同距离下各业态空间集聚存在差异,商场、超市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较小,便利店、家居建材市场、专卖店的距离范围较大。     

基于可达性的郑州市医疗资源空间均等化研究

精确评估医疗资源的空间不均等是合理布局医疗资源的决策依据。基于两步移动搜索法的乡镇/街道尺度的医疗可达性,对郑州市医疗资源的空间均等化展开了研究。结果显示:1)级别越高的医院医疗可达性水平越高、空间分布差异越大。三级医院对郑州市整体医疗可达性起主导作用。2)供需过剩及供需平衡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上街区、中牟县、新郑市,供需不足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城中村及距附属县市中心城区较远的区域。3)郑州市一、二、三级医院及医院整体医疗可达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向高水平方向显著集聚,乡镇/街道医疗可达性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主城区。4)郑州市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主城区,附属县市相对缺乏,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的现象十分显著。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和供需匹配度评价

以长沙市为例,基于POI、夜间灯光、土地利用、路网、DEM等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变量因子,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将2018年乡镇人口分解到100 m格网中,然后利用成本加权距离法分析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最后利用改进潜能模型计算基础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度。结果表明：1）在村级（社区）尺度,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统计数据的线性拟合R²达到0.73,优于WorldPop数据集;长沙市人口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多点”的空间格局,能细致地刻画分布特征。2）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分别有97.72%、96.20%和89.46%的居民能在30 min内到达最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城乡差异明显,设施密集、交通发达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较好;可达性较差的村（社区）集中分布在辖区面积大、多林地山区的县（市）。3）长沙市主城区和浏阳、宁乡城区基础教育资源多处于供需均衡状态,但仍有部分区域的资源配置有待加强;镇区基础教育资源供需匹配度处于偏高状态,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在其服务半径内多处于匹配度高值状态,强度以设施点为中心向外逐渐降低,需要加强校车配置和接收寄宿学生的能力,以扩大生源范围。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及人口交通出行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研究广州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广州中心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上呈老城区为核心、老城外围为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圈层及扇形分化特征突出,次中心区的配置水平逐步提升。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建设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变革及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山地城市医疗点空间结构识别与影响机理探究——以贵阳市中心城区为例

以山地城市贵阳市中心城区为例，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网格维数法对其医疗点的空间结构进行识别及影响机理探究。结果表明：(1)贵阳市中心城区医疗点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模式，医疗点的核密度在空间分布上呈“四核心，次中心多点环绕”的分布特征，呈“y”形布局态势；医疗点整体呈“西北-东南”方向布局。(2)乡镇社区（街道）单位人口的医疗点数量呈显著空间正相关，冷热点围绕环线分布。(3)贵阳市中心城区医疗点具有不均衡性、概率不等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形结构复杂。(4)区域医疗点空间分布受到人口分布特征格局、道路等级与可达性、房价与GDP、海拔与坡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基于互联网房产数据的住宅容积率多尺度时空特征——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获取房产时空数据,结合时间序列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在“小区—街道—区级”多尺度上探索广州市住宅容积率时空模式与演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近三十年广州市居住空间呈现中心城区集聚开发—向南、北方向近郊区拓展—往南、北、东方向远郊区外扩的演变过程,容积率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② 随着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住宅容积率逐渐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体现了住宅开发与规划有序性的提高。③ 区级尺度上容积率呈现较强的自相关性,越秀区与天河区为HH集聚区,从化区为LL集聚区。街道尺度上容积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位交通条件较好的街道成为容积率HH集聚区,而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生态旅游重镇。     

多尺度视角下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及联动模式

采用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基于城市群、县（市）、地区等多尺度对长株潭城市群不同类型工业旅游的空间布局特征及联动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工业旅游可划分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和工业区等3种类型,空间分布上均呈现为集聚态势,且总体集聚程度较强,具体表现为：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业遗产>工业区。② 工业旅游形成“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空间布局,分布密度由城市群中部向周边递减,中心城市向县、县级市递减。③ 从多尺度视角来看,工业旅游空间布局在城市群尺度上呈“团状”,县市尺度上呈“孤岛状”,地区尺度呈“块斑状”。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工业旅游的点?轴联动、集聚联动和一体化联动模式。     

住房价格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以福州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2021年福州中心城区3 386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房价格等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结果表明：1）福州中心城区住房价格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为倒“U”型曲线,东西向对称,南北向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多中心模式,住房价格高的小区呈现“倾闽江、倾重点学区、倾商场、倾医院和倾生态资源”的特征。2）住房价格因素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明显,拥有专属带宽,楼龄、商场、小学等级是作用尺度趋近街道的局部因素,容积率、医院是作用尺度趋近区级行政区的局部因素,地铁站、长途汽车站、大学是作用尺度趋近福州中心城区的全局因素。3）住房价格显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小学等级、楼龄、长途汽车站、商场、容积率、大学、医院及地铁站。其中,小学等级、长途汽车站、容积率、医院与住房价格呈正相关,楼龄、商场、大学、地铁站与住房价格呈负相关。     

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珠江三角洲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历来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研究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的空间布局，有助于发现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不同等级城市的跨制度边界分布规律，并对揭示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服务业合作关系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 050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POI点数据，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定量方法和GIS技术，研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及局部区位特征，并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揭示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整体空间表现为集聚型，形成了“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分行业来看，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具有空间多中心特征外，其余服务业企业均形成了以广、深为核心的空间分布结构，且4类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均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集聚特征最为突出；③ 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外，其他类别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化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指数和SPOT-VEGETATION逐旬NDVI数据构建人居指数,模拟武汉市2000,2012年人口空间分布。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时空角度分析2000—2012年武汉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利用夜间灯光强度估算方法可快速准确模拟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有向武汉市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具有"中间高周围低"的特征。3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武昌、硚口、江汉、江岸等中心区,"低-高"类型区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分布的"高-高"类型区扩大,表明武汉市人口在向中心城区聚集的过程中远城区也形成了相应的人口集聚中心。     

西宁市老年人口分布与养老资源错位研究

健康中国战略下,积极应对老龄化、建立健全养老和医疗等相关设施,成为许多城市关注的问题。目前相关研究很少关注西北城市的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养老资源错位的现象。本研究以西宁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18年西宁市公安局各街镇人口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选用老年人口系数、赡养率、增长率和地理集中率四个指标,利用综合老龄化指数（CAI）模型、核密度函数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模型对西宁市主城区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及养老资源（医疗资源、老年设施）空间错位现象进行探索分析,结果表明：（1）9年间西宁市主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步入老年型社会。（2）通过老龄化综合指数可知：主城区外围街镇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大于城区中心的街道,其中小桥街道、朝阳街道、马坊街道与乐家湾镇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2018年综合老龄化指数增长速度超过中心城区街道,西宁市主城区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已从中心街道向外围街镇扩散。（3）通过空间错位指数计算可得知：城中区的养老资源数量充足但过于集中,城北区的养老资源分布合理但是数量较少,行政区之间的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分布存在较大空间错位问题。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研究述评

资源配置不均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反映在空间上则为资源布局不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作为关乎民生与社会公正的重要议题,成为教育、经济、社会、地理、城乡规划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本文梳理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研究发展脉络,将其分为探索期、深化期、快速拓展期3个阶段;对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的空间特征与演化趋势,需求与供给方影响要素,均衡性评价标准与方法,以及对城乡空间发展影响等主要研究领域进行综述;指出现有研究在基于可达性分析的基础教育资源布局评价模型引介与优化方面成果丰富,但总体仍存在学科融合不足、研究体系不完整等问题;并鉴于此,提出今后应在结合教育发展规律分析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模式与演化规律、多学科融合探索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生成机制、关注地方特色对案例区长期系统追踪等方面深入研究。     

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格局和特征

本文从设施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和满意度4方面,构建设施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GIS空间分析和三维模拟技术,探讨北京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差异特征。由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得出,不同类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服务水平最高,艺术馆最低。由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分区可知,54.96%的街道处于低水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空间特征如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服务水平整体上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沿核心到外围递减,并且核心区较高,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偏低;服务水平空间分异趋势明显,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呈倒“U”型趋势,并且东西方向相对于南北方向变化较为平缓,由西到东微弱上升;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弱;文化设施等级与服务水平基本相匹配,高等级设施占比较多的城区设施服务水平也较高。     

校外托餐场所布局选址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区为例

校外托餐场所作为新型教育辅助设施,主要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食休息服务,已逐渐成为学生在家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活动空间,值得从空间视角深入探究。论文以西安市雁塔区为研究区,基于校外托餐场所及相关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实地调研方法,解析校外托餐场所的基本功能、布局选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校外托餐场所主要服务对象为低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儿童托管需求的家庭,具有育儿辅助和儿童“中转”“寄存”功能,服务类型包括学生托管、餐饮起居、作业辅导等;② 空间上多分布在雁塔区中部与北部,呈“东—西”走向,与城区空间形态和各街道发展状况相契合,主要开设在传统中多层小区、高层公寓式小区与单位家属院内,集中于1~5层的低楼层;③ 区域人口、教育环境、投资成本和空间位置影响其布局选址,其中中小学数量与分布、小区数量与分布、距中心城区距离影响较为显著。最后,结合需求群体,从城区、街道、门店3个尺度,系统梳理了影响因素,并结合“双减”政策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重庆市主城区休闲设施空间格局变化及其解释

休闲设施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物质形态载体,为城市居民提供多种休闲娱乐功能。依托城市的不断发展,休闲设施也随之呈现出空间结构异质性。基于POI大数据,运用GIS平台及地理探测器,对重庆主城区休闲设施空间格局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在数量特征上,研究区内休闲设施总量呈上升趋势,随距离变化表现出明显空间尺度依赖,各类设施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分布数量存在差异。（2）休闲设施总体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特征,由于设施总量逐年增加,各类休闲设施空间集聚程度逐渐降低。（3）休闲设施整体为“大聚集,小分散”的多中心分布态势,并逐步由集聚中心向城市外围区域扩张。康娱游憩类演化特征与总体近似,文化休闲类设施集中分布于沙坪坝东南部与渝中区两江交汇处,休闲旅游类表现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特征,专项休闲类呈带状连片分布态势。（4）常住人口密度、道路密度、距离市中心距离、旅游收入等是重庆市主城区休闲设施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子在三个时间节点解释程度有所不同。对于休闲设施格局变化的研究旨在为休闲设施经营者投资选址提供参考,为政府决策者合理布局休闲空间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