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

基于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数据,研究了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随着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不断拓展,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已非常明显;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而生产功能则对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城市具有更强的偏好。条件逻辑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经济和制度约束是影响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以中韩城市之间联系为例

从基于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企业组织联系为城市网络基础的认识出发,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根据,建立网络基本要素和联系密度等概念与指标。以中韩城市联系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结构特点。结果表明:跨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的同时,网络基本要素分布呈现区位倾向性,集聚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城市对和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分布显著,形成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与首尔主导轴和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主导结点;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规模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结点城市呈现专门性、综合性的分化,如北京和上海显示综合性,青岛和天津显示专门性等;受企业母子相互关系影响网络联系键具有矢量性,进而结点城市中形成源结点和受结点之分。     

江苏省银行网点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平台的银行网点地理数据,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别对五大商业银行、农业金融机构、中小商业银行、江苏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讨,并揭示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整体上,江苏省银行网点空间偏向分布差异明显“南多北少”,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城区密集分布和外围分散分布”;不同类型银行由于功能和市场定位的不同,除在城区密集分布的共性外,在城市外围区域的分布密度和服务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城镇化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是影响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银行网点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五大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倾向于人口规模大、城镇化率高的城市,农业金融机构网点更依赖于农业人口因素,中小商业银行网点偏爱二三产业发达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江苏地方银行网点的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对外开放程度高和国外资本输入较多的城市。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性质等制度因素对农业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较强。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区位选择及空间转移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北京市区居住环境的区位优势度分析

首先选取服务设施、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区位条件等因子作为北京市城市内部居住环境区位优势度的评价要素;然后构建评价模型,对北京市不同区域居住环境进行区位优势度评价,并分析其空间特征;进一步又研究了居住环境区位优势度与住宅价格的空间关系,以及与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行为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为,居住环境区位优势度空间变化趋势与商品房价格的空间分异以及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空间偏好具有相似性,即居住环境区位优势度高的地区商品房价格也相对较高,也是居民居住空间偏好地区。     

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支付意愿梯度模型的估计

利用翔实的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偏好和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支付意愿相对水平的各项因素。首先，本文对影响居民对居住区位支付意愿高低（即支付意愿梯度）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将其分为两组，一组是家庭个体特征，一组是城市形态特征，同时分析了支付意愿梯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支付意愿梯度模型，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调研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高收入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偏近的位置。另外，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城市规模和郊区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都会从各方面影响支付意愿的梯度值。     

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市居民的 居住区位选择

本文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居住区位调查数据,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可归纳为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两部分,前者包括收入、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等,后者则包括住房价格、城市扩张程度、郊区市政设施便利程度等,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符合理论预期。收入较高的群体仍喜好选择距离城市中心偏近的居住区位,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完善是制约其向郊区转移的主要因素。这些实证结论能够对城市发展布局和居住用地的规划开发起到决策支持作用。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基于知识产出的北京城市创新职能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城市创新职能成为研究热点。基于知识产出,参考城市职能的研究方法进行城市创新职能研究,利用城市职能创新指数及城市职能专门化指数,在与中国城市创新能力位居前列的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比较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创新职能结构和强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以论文发表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测度的城市创新职能指数和专门化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别,但总体上,北京交通信息业、科教文卫业的创新职能指数均较高。北京各行业部门的创新专门化指数均大于平均值,除少数部门外,基本优于上述四城市,但北京的创新强度并不占绝对优势。     

城市生态环境形象设计的生态背景值研究

城市生态背景值包括自然生态背景值与人文生态背景值。城市生态背景值越高,城市生态环境形象建设与管理的成本就越低。通过城市生态背景值的相关因素分析与量化分等,在选择分析的中国14个特大城市中,生态背景值相差甚远。按综合分值分等,第一等空缺,第二等和第三等分别只有广州市和上海市,第四等有7个城市,第五等有3个城市,得分最低的第六等有兰州市和乌鲁木齐市。按自然生态背景值分值划分,第一等空缺,得分最高的第二等只有广州市,最低的第九等是乌鲁木齐市。按人文生态背景值分值划分,第一等空缺,第二等是北京市,其余为第三等和第四等。文章以城市生态背景值为依据,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广州市何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城市变为"国际花园城市"的原因。     

中国主要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年和2010年的Top1、Top5和Top10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     

中国副省级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多中心性研究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年鉴统计数据,选取我国12 个副省级以上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GIS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时空演化及其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态势明显,总量差距逐步缩小,人口分布呈“总体均衡、局部集中”的格局。（2）近域扩张特征明显,城市内部人口密度差别较大,特大城市局部地区人口空间极化与空间扩散效应并存。（3）各城市人口分布多中心性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程度有弱化趋势。     

21世纪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空间变化研究

基于标准差椭圆和空间基尼系数,利用2001~2012年机场和航段的数据对中国航空货运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为制定航空货运产业发展战略和优化航空货运网络布局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① 航空货运的空间格局和经济格局分布一致,航空货运中心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方向移动;② 航空货运网络由混合式网络向轴辐式枢纽网络转化,由单一机场枢纽发展形成了京津、沪杭、广深和成渝4个组合枢纽;③ 航空货运在机场和航段上分布趋于分散;④ 航空货运主通道集中了30%以上的运输量。     

基于重力模型的中国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与层域划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主要从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金融流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有运用图论原理进行Rd链分析。近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异常复杂、数据不易得到。本文试图运用重力模型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定量计算,据此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从研究结果看,所得结论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天津市工业相对优势及其结构变动

首先应用经典的经济基础研究方法做了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５年津,京,沪３大城市工业相对优势变动比较,发现９０年代以来,天津逐步形成了电子,交通运输设备,食品等优势行业,而发展条件优越的化纤,化学原料等行业却出现倒退;继而,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了天津市工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天津工业对环境的压力逐步减弱,技术,知识密集型部门有较大程度增长。     

海平面上升对中国沿海重要工程设施与城市发展的可能影响

由于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作用，２１世纪前半期中国沿海平原地区相对海平面上升幅度可能达到全球平均值的２－３倍，由此将给沿海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本文分析了未来相对海平面上升５０ｃｍ对中国沿海重要的海岸防护、水利与港口码头工程以及城市供水、防洪与滨海旅游业的可能影响方式与程度。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高精度扩张监测与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扩张监测成为地学应用研究的热点,但同时存在着城市区域概念不统一,城市边界提取精度较粗等问题。选取全国31个省会级城市为监测对象,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统一标准、高精度的扩张监测及分析。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进行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城市区域边界提取,与利用中低分辨率影像提取的成果进行比较,并开展城市规模分布和城市扩张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拥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总面积增加了90.15%;省会城市体系接近捷夫模式的等级规模分布;城市扩展情况地区差异显著,东部扩展速度逐步放缓,西部、东北地区加速扩张,中部地区稳步扩张;2010年确定建设的5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在2015年城市区域面积位序中排名前5,15年间扩展了82.45%,单个城市年均扩展30.66 km²,其中北京扩展了三成以上,天津、上海扩展了一倍左右,广州扩展了近六成,重庆扩展了两倍以上。本研究成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和规划提供了直观准确的数据,对国家全面认知城市扩张状况,掌握城镇建设方针政策实行效果,进行城市体系科学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