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2)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3)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及表征——以云南典型乡村民族社区为例

从旅游活动要素及其空间效应着眼,对"景区化"与"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把社区事象的景观化、经济功能的旅游化、组织管理的业缘化等视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具体表征;认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结果,必将导致乡村民族社区向旅游社区的演变,并对乡村民族旅游社区的内涵及其类型特征作了初步探讨,进而细分出名义在场型、从业参与型、景观资产型、混合平衡型4种类型。对云南曼听五寨、雨崩村、泸沽湖落水村和里格村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曼听五寨属于名义在场型外,其余为从业参与型旅游社区。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人地关系,对农户、乡村社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绩效。以三类乡村旅游地为例,在总结资源、管理和发展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其呈现三类模式,各自特征分别表现为社区集体发展的民俗体验、社区主导的农家乐休闲和政府主导的遗址景区休闲。进而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效应理论,系统分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农户生计变化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农户金融、物质、社会资本提升明显;其资源开发模式决定农户生计多样性与务工选择,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影响生计资本变化方向和社区旅游效应差异。其次,通过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了三种类型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并给出其影响机理的理论解释。研究指出三种模式旅游影响途径都以农户金融、物质资本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相比而言,社区集体运营、农户主导的袁家村模式以"人"为核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总体来说,资源差异与社区基础是农户生计变化、社区影响的原动力,政府角色、社区(企业)作用与农户利益是旅游开发管理的核心,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有效管理、农户主体地位与外界力量正确介入才能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与转型。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地聚居现象已构成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千岛湖为案例,立足社区尺度,应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方法、GIS空间技术、统计分析法,探究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过程;识别和划分居住社区类型,测算居住社区空间分异度,揭示旅游影响下典型聚居区分布格局;从居住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构建聚居空间社会效应指标体系。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发展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② 识别了76个基本空间单元,将76个居住小区划分为乡村社区、商住混合社区、老旧住房社区、一般商品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旅游度假社区7种类型。③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存在于旅游地聚居空间。社会阶层越低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小。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呈现圈层结构分布模式,从湖岸到中心城区,居住等级逐渐降低,乡村社区呈扇型镶嵌于主城区居住空间结构上,老旧住房社区和旅游度假社区分布于千岛湖镇外围。④ 旅游发展导致了聚居空间社会分异,引致旅游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分化,进一步影响聚居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千岛湖镇旅游地社区居住总体处于较满意状态,且千岛湖镇社区居住满意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社区个体交友意愿存在差异,大部分居民能较好地适应本地生活。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基于社会保障理论的思考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就业机遇,社区参与能够提高乡村居民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为吉登斯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效果提供了创新路径。洛阳栾川重渡沟村的社会保障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经历了3个阶段,1999年前未发展乡村旅游时受国家干预主义影响较大,1999—2004年乡村旅游发展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而2004年至今的实践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融合,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均衡,实践中已初步实现了以就业保障为基础、以养老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为内容的乡村社会保障的全面提高。研究表明,西方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乡村市场经济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诠释及呈现方式,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是社区力量的觉醒及培育,其创新路径是实现“以旅游换保障”,即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变。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 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 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 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 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 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旅游型传统村落用地与空间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乡村评估、Arc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用地功能及村庄空间格局的演变,探讨旅游干预对村庄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22年袁家村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由村民生活生产主导转变为旅游发展所需,致使村庄空间结构由村民居住空间为中心的单核心放射状转向旅游空间为主的多核心密集型;(2)乡村旅游促使空间关系网络趋向复杂化,同时在土地功能细碎化过程中村庄交通空间的稳定性和空间结构主导性凸显;(3)袁家村空间格局演变受市场需求和政府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村民的积极响应和空间功能的理性更新是其中关键作用力。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研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研究框架内,认为其经历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特征和演化机制各不相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1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2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3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区居民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影响研究

剖析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旅游发展态度,推动其参与和支持旅游发展,对促进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以往的研究区域多集中在东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且量表侧重强调旅游影响的结果,对居民感知变化的过程反映不够。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三生理念"为指导,在对已有测量量表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基于贵州省黔西南州万峰林布依族社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揭示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案例地旅游社区居民的生产感知和生活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生态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正向影响的假设没有获得支持;(2)从路径系数值大小来看,案例地社区居民生活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生产感知的影响程度次之;(3)从观测变量来看,家庭工作类型和收入受生产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住房和医疗卫生条件受生活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水质量和土壤质量受生态感知的影响强度较大。研究结论揭示了处于发展阶段的民族旅游地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主要因素,政策建议可为案例地社区实现生产集约、生活宜居、生态良好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的验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阻碍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厘清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作用路径,对提高乡村旅游重游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研373名乡村旅游者,应用Process宏程序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正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在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重游意愿间起中介作用;旅游者自我效能可调节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的负向关系,即旅游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缓解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