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及提升路径——以浙江金华陈界村为例

农旅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引擎,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下的旅游产业差异化、合作化、创新化发展,基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特征,梳理乡村社会关系转型要素构架,构建农旅融合视角下亲缘、地缘、业缘、志缘、外缘关系综合作用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五缘增上”机理模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结合GIS空间分析陈界村农旅融合发展中的社会关系特征,总结得出：乡村社会的五缘关系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反馈,亲缘关系趋向功利化,但仍占主导地位,非亲缘关系正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最终,从乡村五缘互补发展路径、乡村人才凝聚振兴路径、利益联合共同信任路径三方面提出发展意见,助推乡村振兴,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生态优越型城郊乡村转型过程及其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登封市杨家门村为例

生态禀赋优越型城郊村往往可以凭借景观资源和大城市外溢效应实现乡村发展,却由于快速城镇化及“虹吸效应”造成劳动力流失、产业凋敝等空心村问题。论文以嵩山风景区传统村落杨家门村为研究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乡村转型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并探讨内生动力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案例村转型过程经历了乡村资源向乡贤集中、产业多样化发展反哺村民、政府主导—企业引领—村民参与多元化发展3个阶段,动力机制从内生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与外援动力相结合转变,历经乡贤主导—政府主导—社会网络多元化治理的演化路径,最终促进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社会的转型发展,实现人才、产业、组织、文化、生态的振兴。研究可为生态资源禀赋优越的城郊型空心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红色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推进的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旅游类型,推动着乡村空间进行重组与再生产。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在构建乡村重构与空间生产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对马栏村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历程进行剖析,并探究马栏村空间生产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马栏村红色旅游发展阶段,将其重构划分成“起步”“发展”与“深化”3个阶段,目前尚处于“重构深化”阶段,仍有很大发展空间;(2)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得村庄的空间生产特征逐渐凸显,制度空间日趋合理有序,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渐融入当地旅游发展中,物质空间日趋多功能化,村落整体朝着良性发展道路进行转型;(3)空间生产与乡村重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对应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对应社会空间,而制度空间则是整个空间生产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对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丰富乡村重构研究,为传统村落重构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艺术参与乡村实践逐渐形成一股风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本文基于乡村三重空间模型,结合以行动实践捕捉权力形式的框架,通过综合比较艺术参与乡村的不同实践模式,分析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以期为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审慎参考。首先,乡村空间重构表现如下：乡村地区的突变往往作为显著特征,包含物质空间的结构性改变;乡村表征由话语权力主体进行再定义,以艺术方、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为主导力量;乡村生活则因此充满混杂与不确定性,与村民的日常生活、传统观念产生碰撞;此外,其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作用。再者,乡村空间重构受到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持续相互作用,在一定时间的积累后,促进民众参与和集体认同,从而推动乡村在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发展转型视域下的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研究进展及展望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景观结构、用地结构、城乡关系、消费结构和治理格局等出现了多元分化，同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复兴和振兴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理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化归纳总结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的地域规律，发掘乡村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有助于深化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理论框架。文章围绕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乡村地理学界在研究视角切入上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大量应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乡村空间认知、分化与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学理解释，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分析较为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物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入手，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地理学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体系仍显不足。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尺度上系统研究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空间分化类型与动力机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点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变化与要素重组及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全面采用城乡连续谱空间梯度分析手法，剖析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乡村空间内部多维空间分化与重构治理的学理逻辑，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搭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理论框架。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管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空间治理主体和参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村庄建设管理与空间治理的途径与模式亟待归纳总结。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新时期乡村振兴挑战与空间利用问题密不可分,基于空间治理建构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诉求→效应→路径→策略”解构方案,探讨了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体系。结果表明：① 乡村价值重构是确保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乡村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可从乡村空间治理寻找突破口;乡村空间治理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入手,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重组空间组织关系,重塑空间价值分配体系;②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强化等层面加以呈现。③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保障组织机制,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④ “上下结合型”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落实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推动空间发展目标落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科学体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论乡村能人与乡村发展

乡村能人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深入研究乡村能人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回顾了典型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辨析了乡村能人的概念与类型,阐释了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多维角色,梳理了能人治村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探讨了加强能人培育与监管的途径。研究认为：① 乡村能人是指在特定乡村被多数村民认可,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有志于或正在或已经通过其专长带动乡村发展的人;② 通常,乡村能人是推动进步的“发动机”、集体行动的“火车头”、乡村发展的“铺路者”、对外联系的“架桥师”、乡村振兴的“带头人”;③ 但是,如果监管缺位,能人治村也可能对基层民主、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等带来负面影响;④ 为更好地实现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进一步加强能人的产生机制以及培育模式研究,深化能人治村的机理、模式与效应研究,关注驻村干部治村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并探索能人研究的新数据、新方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的转型期,加强乡村能人研究,有助于深化各界对乡村发展机制的理解、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与理论。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策略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

乡村旅游是我国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力量。随着疫情后客源市场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对供给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在快速开发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供需错配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将江苏省昆山市作为案例地，以游客市场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IPA分析法和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探查乡村旅游地供需错配现象，着重从供给侧明确了昆山乡村旅游供需错配的主要表现及治理方向。文章将旅游地供需匹配治理逻辑与“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融合，构建了基于乡村振兴的乡村旅游供需匹配治理逻辑框架，并据此提出了昆山乡村旅游的治理思路。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一个完整的乡村重构过程通常由初始期、发展期、趋稳期、稳成期等不同阶段组成。本文在构建乡村重构过程分析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探索引入乡村发展指数、乡村重构强度指数和乡村重构贡献率的概念,选取大都市郊区和平原农区典型村域开展乡村重构过程的定量研究和驱动因素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采矿业、旅游服务业转型,黄山店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结构发生了剧烈重构,乡村重构过程依次经历了初始阶段、发展阶段,目前处于趋稳阶段;杨桥村产业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自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社会经济重构迹象,近年来在地方政府推动下生活空间发生重构,但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明显改观,目前村域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② 黄山店村快速的乡村重构是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政策引导等外源性因素及资源环境、区位条件、行为主体、经济基础、文化特质等内源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杨桥村的重构历程主要受城镇化、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新农村建设”“增减挂钩”等外源性政策因素主导,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是导致其重构速度相对缓慢的根源。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