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DA-GIS的城市旅游者空间分异

旅游者的空间分异是表现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之一。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相结合的空间分析框架,从市域尺度出发,探索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从全域空间分异来看,入境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依赖性),存在"中心-外围"的空间集聚特征,旅游者的高值城市与高值城市相邻接,低值城市与低值城市邻接。(2)入境与国内旅游者的局域空间分异,在显著性水平下皆为低低(LL)类型占较大比例,表明旅游城市间存在着正的空间效应及扩散作用,但发展水平不太均衡,呈现出东部沿海城市优于内陆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优于一般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间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却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     

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构建的“规模-效益-结构”指标体系,运用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地理探测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整体空间布局呈镶嵌式分布且高值连片格局不明显,但高值区在东部、中部城市群核心区的点状串联式凸显依然可见。此外,基于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格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三角形”区域;中低值、低值在西部的大范围绵延分布态势明显。整体而言,镇域尺度下规模、效益分异特征与以往研究类似,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南—西北差异清晰可见。② 空间内部差异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与国家经济格局吻合。基于省域、城市群尺度发现,虽然部分省区、城市群内部差异与预期差别较大,但整体上依然表现出中东部内部差异较小,西部、东北乡镇实力不强且内部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③ 从空间关联看,综合、结构水平的高值、低值集聚的格局化特征不明显,总体与空间分布格局类似;规模、效益水平的集聚格局类似且类似于已有研究,但显著LL区的集聚格局突破胡焕庸线并形成“S”型分隔,体现出镇域尺度细化后的集聚新特点。④ 从尺度对比看,县域、市域尺度下综合、结构水平的中高值分布格局与镇域尺度类似,呈现出以中东部城市群核心区、沿海与京广发展轴辐射区为表征的空间格局。不同的是,县域、市域尺度下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区范围扩大延伸至长江中下游以南,形成“四边形”区域。从胡焕庸线分异特征看,两者仅有规模水平分布类似,综合、结构与效益水平的分异表征不明显。从空间集聚看,显著HH区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省份的增多与连绵分布;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且胡焕庸一线西侧的大范围集聚区被局部打散、打乱。基于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实力、非农化进程、乡镇现代化水平、地形地貌条件、根植性与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影响分析,发现这五个方面分别起核心支撑、活力支撑、进程性、基础性与“链”式传导等作用。     

成渝城市群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

为深入探讨区域网络关注现状,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抖音粉丝量为测度指标,采用空间关联、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城市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格局,运用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异格局看,整体城市网络关注度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双核结构凸显、中部地区塌陷的特征;关注度层级划分较为清晰,呈上下对称分布;(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LL区在西南部连绵分布,显著LH区围绕成都和重庆分布,人均水平的高值区为连接成都和重庆的资阳;(3)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空间格局与分异格局类似,人均水平的空间结构为“核心-外围”结构;(4)从影响因素看,网络关注度与经济、网络、交通发达程度、城镇化进程、人口构成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作用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可为促进成渝地区城市活力、虚拟经济的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进分析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协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有限建设用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2009年和2018年中国市域尺度下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进及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从空间分异格局看,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以北京、上海为双核心形成高值凸显区;中值区分布在中部郑州、武汉等高城镇化地带;低值区连绵分布在西部地区.显著H-H区以北京—上海—广州一线为主要发展轴,显著L-L区集聚在胡焕庸线西侧,形成大面积的低值塌陷区.2)从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看,二者存在正向相关作用且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自相关看,显著H-H区主要集聚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但集聚范围逐渐缩减;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及青藏高原地区,东北地区的低值集聚现象凸显;显著L-H区主要集聚在中部河南和山西等省;显著H-L区以拉萨为中心,且其极化效应有所加强.3)从内部耦合协调特征看,高度耦合协调区多分布在中东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其数量在2018年有所缩减;良性耦合协调区多分布在中原城市群核心区,该类型城市数量在2018年显著下降;一般耦合协调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及东北地区,2018年城市数量显著提升;低度耦合协调区覆盖西北及青藏高原地区,且集聚范围逐渐向东延伸.最后结合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进状态和现实发展阶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简

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基于GWR模型的实证

基于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利用克里金插值法、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了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而以西藏各市及青海、新疆部分城市为主的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最弱,空间集聚性显著;创新能力高-高集聚的地区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地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2）影响因素方面,各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较好,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为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经济外向度、金融环境、信息化水平,除财政投入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之外,其他因素皆同时存在正负相关效应;各自变量指标回归系数区间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主导因素方面,东南部城市创新能力受经济基础影响较大,而东北以及西部城市受金融环境影响较大。中国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存在空间分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创新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城市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中国城市创新健康协调发展。     

城乡融合视角下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通过多种渠道搜集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分析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指标,以国镇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省镇比（省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市镇比（市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县镇比（县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城乡融合下的镇域经济测度指标,分析黄河流域7 098个镇域单元组成的经济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国镇比下的城乡融合水平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明流域整体的城乡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从空间分布看,低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以南、河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形成连绵集聚片区,高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西部、内蒙古局部。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国镇比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的是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各水平区集聚的程度有所弱化。（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国镇比、省镇比、县镇比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主要以显著高-高（HH）区、显著低-低（LL）区为关联类型。国镇比下的显著LL区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北部、内蒙古局部,而显著HH区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甘肃、青海南部。（3）基于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定量分析发现,整体分异格局主要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建镇区人口占比、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的影响最为显著,工业生产总值、建镇区面积占比仅起基础性影响。     

北京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2)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3)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老年人口健康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山西省宗教景观空间格局研究

本文立足于宗教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山西省 925 个“宗教景观”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球（GoogolEarth）及百度地图定位各个宗教景观的地理坐标。运用Arcgis10.3空间分析法、水文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分析山西宗教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研究成果：山西宗教景观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大分散、小集聚”式的空间分异模式；市域分布不均衡，呈现集中于以太原、长治、忻州、临汾市为依托的周边地区格局；高程空间格局具有高值集聚特征，且46%的宗教景观海拔高度<1000m；宗教景观分布具有倾向城市格局；从宗教景观格局影响因素看，其分布受总体地形控制海拔高程影响宗教集聚与分散程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人口分布状况影响宗教景观数量。     

海西城市群工业空间格局与演化分析

通过构建工业水平指标体系,采用客观性较强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城市工业化综合水平,并以此作为空间分析的基础变量,探讨了1990年代以来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西城市群工业化现象的时空分异规律,从工业整体空间格局、热点区域演进及基于制造业层面的空间结构分析,得到结论:①工业空间的点—轴格局明显,核心区对外围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加强;②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性,闽西、闽北地区的边缘化地位基本没有改变;③制造业层面首先表现为沿海与内陆的差别,其次是二者内部的差异,再者体现为行业内部集聚水平的差距。从总体上看,已初步形成核心—转承—边缘—辐射的圈层递进式空间体系结构。最后,提出了该区域未来工业空间格局的发展方向。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任务。根据中国农业现代化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从投入、产出、社会发展3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8年、2018年东北地区40个地级行政单元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与阶段划分。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出“沿东北-西南轴线地区较高,轴线东西两侧地区较低”的空间格局,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及环渤海地区为高值集聚区;② 从发展速度看,东北地区各地市农业现代化水平整体有所提高,北部地区发展速度整体大于南部;③ 从所处阶段看,2018年处在农业现代化“初步实现”的地市占比达86%,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处在由“初步实现”向“基本实现”的转变阶段;④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3个分维度指标在地理空间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⑤ 不同地区应针对发展优势及资源禀赋,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农业现代化路径。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地统计分析及空间变差函数,以1988、2001及2012年为研究截面,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部地带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于西部地带形成环状集聚格局;(2)冷热点格局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片状热点集聚区,中部地带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区,而西部边缘地带冷点区集聚;(3)空间变差函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并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高值区域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且文章尝试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认知乡村生活质量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形成原因,既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也是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湖南省101个县（市、区）为研究单元,构建由6个维度组成的乡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研究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南乡村生活质量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HH区和LL区在空间上集聚格局明显,显著HH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和周边临近县域,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影响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为人均GDP、城镇化水平、离省会城市距离、海拔,次重要因素为坡度、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农村非农劳动力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振兴乡村,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应在充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把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放在优先的位置,应积极改善广大乡村地区的互联互通条件,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     

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91个地域单元的专利授权数据测度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4—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演变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创新格局地带性差异显著,呈下游—中游—上游梯式递减态势。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显著,高-高和低-低集聚现象明显,高-高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下游山东半岛,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上游省区,并且低值集聚区范围远大于高值集聚区。政府财政投入、人才要素、经济基础、信息化水平、金融环境、经济外向度6个指标共同影响着黄河流域城市创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其中,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投入影响较大,经济基础和人才要素次之,金融环境和经济外向度影响相对较小,所有因素影响均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