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城镇化土地利用扩展机制与规律分析

以乐清市为例,对沿海经济发达区县域城镇化带型扩展的动因机制及其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并通过运用城镇化综合度指标,在城镇体系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县域城镇化扩展域模型。揭示了城镇化带型发展与区域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对于城镇建设规划决策,实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教育进城的模式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教育绅士化的视角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基于教育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视角,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探讨农村家庭教育进城的不同模式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县域层面产生的教育进城现象是农村进城群体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策略选择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教育进城模式,包括流动型教育进城、定居型教育进城和隔离型教育进城。2）教育进城由政府、资本、学校、个体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形成,其中政府主导的教育资源供给是教育进城的核心动力,市场参与的教育资本流动是农村家庭进城的重要驱动,家庭本位的教育再生产是教育进城产生的根本逻辑,共同促成教育进城的时空演进。3）县域层面产生以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城镇化的社会空间效应,但其不完整性同时导致农村进城群体的返乡和外流。     

粤西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探讨——以广东省高州市为例

受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制约,粤西地区面临着城镇化进程滞后、整体发展层次偏低等一系列问题。加速推进县域城镇化是加快粤西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以高州市为例,全面总结了粤西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系统分析其城镇化发展机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完善城镇体系,加强产业集聚,提升建设品位,增强城镇自我发展能力等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农村人口非农化与中国城镇化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18.6%提升到2008年的45%左右.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1.5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已转化为城镇的暂住人口,这是我国城市化成长发展的主流形式.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推动我国有特色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城乡统筹与城镇化的策略等方面探索农村人口非农化与我国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并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边境省区县域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以广西为例

基于中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以县域为尺度对边境省份广西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时空演变和动因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且与全国均值差距缩小的同时,边境省份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空间上看,县域城镇化呈非均衡发展趋势,中心市辖区水平高、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分布零散。开放较早的北部湾地区和毗邻发达省份广东的桂东、桂东南城镇化水平高于桂西、桂北地区。2)县域人口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且2000―2010年其空间自相关程度集聚增强,但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县域尺度人口迁移的高值区与城镇化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同步,集中于桂东南及北部湾地区。3)对于兼有国界、海岸和省界等三类影响人口迁移的边界的广西而言,后两类边界较明显地"吸引"人口向其邻近地区活跃迁移与城镇化集聚,而国界目前对人口流动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4)从影响人口流入地选择的角度看迁移的空间格局与动因,服务业的发展正成为吸纳人口迁入的主要力量,自由贸易、商贸服务、沿边通道与口岸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重塑中国西南边境地理的主要动力。     

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灰色关联分析

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活4方面选取了17项指标构建了评价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及各要素城镇化得分,以此为基础对福建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经济城镇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是最高的,提高福建省城镇化水平应积极发展福建县域经济。     

安徽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内涵,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00-2013年4个时间断面县域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安徽省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处于低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过渡阶段;空间格局上,省域东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县域,中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南部和北部县域;在安徽规划五大片区中,皖北片区县域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其他片区县域表现为空间和环境城镇化滞后。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中国典型人口流出地区人口流动格局 ——以川渝地区为例

基于卫计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川渝地区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流动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人口数量变化上,川渝地区区际流出人口规模依然较大,2010年以来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回流;同时,区内流动人口规模开始超过区际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体现出当前川渝地区对人口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格局及关系类型

城市化与就业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充分认识城市化与就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指导中国城市化与就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梳理中国城市人口与就业统计口径变更的基础上,选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莫兰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探讨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尺度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空间特征及相互关系。研究表明：① 2000-2010 年间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绝对增长均表现为大城市主导,相对增长则表现出向中心城市周边扩散的趋势;② 莫兰指数揭示出中国2000-2010 年间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空间分布呈现出极化趋势,且两者空间分布格局类似;③ 通过对地理加权模型回归系数划分得到各区域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增长的关系类型,全国大部分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就业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城市化滞后区域主要有青海、甘肃中东部及四川盆地中部,重庆、新疆以及部分省会城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超前。据此提出,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差异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及成因

本文基于地理信息软件ArcGIS 10.1,选取老年人口系数为人口老龄化指标,运用人口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半变异函数等分析方法,对吉林省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1990-2010年吉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解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吉林省各县市人口老龄化差异明显,进程加快,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但移动速度减缓;②吉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的集聚呈现先弱后强的变化趋势;③人口老龄化高—高区向东部集聚,低—低区向西部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④总体上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空间的结构化分异较为明显,随机性因子引起的空间异质性程度较弱,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东—西方向上;⑤出生率始终是影响吉林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迁出率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起关键作用,人均GDP年对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城市化率对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作用愈发显著。     

基于分形理论的江苏省城市规模分布与异速生长特征

以江苏省1996～2008年城市非农业人口和建成区土地面积为主要数据,借助分形地理学中的城市位序一规模分布法则和异速生长定律及其广义分形性质,对全省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规律、结构容量和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标度指数、退化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全省城市体系发育较为健全,规模序列结构正处于集中向分散过渡的时期,大中城市成为城...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及演变特征分析

从地市空间尺度出发,应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06、2011和2016年湘渝川滇黔桂111个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总体逐步增强,且影响系数最高值区域总体稳定在湖南境内的中东部地市;② 产业城镇化总体具有益贫性,但在部分地区表现为抑制农民增收,其总体正向影响变大的同时差异性也随之扩大。在空间上,产业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最低值区域从湖南、广西境内集中分布及其它省域分散分布向湖南东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收缩,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低值区域和产业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基本重合;③ 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有正有负,但回归系数的均值一直为负,总体上抑制农民增收,其减贫效应空间上呈现差异扩大趋势,其最高值由四川北部及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逐步向广西境内集中,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格局;④ 城镇化质量对农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总体减贫效应逐步提升,但这一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在空间上,湖南地市城镇化质量减贫效应强于其他省份地市。据此,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优化二三产业结构、制定科学的征地补偿制度和因地制宜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inland opening-up,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optimizing national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Due to the location,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the urbanization speed is relatively slow in border areas.Therefore,it is a special area that need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gram.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134 border counties,and applies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study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From 2000 to 2015,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has been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and the gap has been widening.Some border coun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Tibet,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and Yunnan,are ev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2)In the same period,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is low,while their urbanization rate grows relatively faster comparing with other border counties;urbanization rate in Tibet border is the lowest and grows relatively slowly;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is slightly higher,but it grows slowly or even stagnates.(3)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whil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rket is relatively weak.And there are obvious mutual reinforcements among the driving forces,while the effort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resource forc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teraction.(4)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grows relatively fast,with industrial force and transportation force,market force and administrative force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respectively.Tibet border area has the lowes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rowth rate,as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with strong contribution has not yet formed in Tibet.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force to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other forces,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arket and industry has obvious effects.     

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特征的考辩,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AHP）,以陕西省10 个省辖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分为5 个等级类别：最高（西安）、较高（宝鸡、延安、铜川、榆林）、中等（咸阳）、较低（安康、汉中、渭南）和最低（商洛）,区域差异呈现为陕北较高,陕南较低,关中（西安）突出的现象。不同城市新型城镇化评价因素之间、相同城市的各评价因素之间皆存在水平上的差异,发展不均衡。陕西省城镇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而人口集聚及素质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表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城镇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需要统筹城乡、兼顾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