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尺度流动研究——基于陕西省淳化县的管窥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南京主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学区绅士化研究

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城市绅士化类型,学区绅士化是指重视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通过高价购买“学区房”实现向名校学区集聚的社会空间过程。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学区绅士化的理论分析,以南京为案例城市,采用兴趣点（POI）、房地产市场、手机用户画像和调查问卷等多源数据,开展绅士化学区识别、绅士化群体与空间特征、绅士化强化机制与固化效应等研究。通过熵权TOPSIS模型对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学区的绅士化水平进行评价,将218个小学学区根据绅士化程度划分为高度绅士化、较高绅士化、中度绅士化和低度绅士化4种类型。发现高度绅士化学区与单位制度存在紧密关联,学区内聚居着大量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并且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中产阶层家庭。政策上严格的学区制度、市场化飙升的学区房价和文化域激增的教育焦虑等,不断强化名校教育资源优势及其学区绅士化程度,并将优质教育机会锁定在特定学区空间和较高阶层群体内部。学区绅士化实质上是“学区空间”作为关键驱动要素,推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与巩固提升,并实现家庭“社会资本”向下代际转移的过程。这种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容易加剧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     

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路径机制再认识——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沿海地区,四川省县域城镇化以生活为主导,农民进城的目标以生活与教育为主,而非进城务工。进城人群的主体是劳动力大量流失后剩下的留守人群,进城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的返还。在产业支撑城镇化能力较弱的同时,形成了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特殊模式。在特殊的人口进城机制影响下,人口流出地区往往呈现特殊的城镇化表现,如人口流出越多,城镇化速度越快,县城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繁荣发展,县域城镇人口增速远超过地级市等。基于新的认识,研究对城镇化机制相关认识进行了探讨,并就此类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潜在问题进行了展望。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教育绅士化社区：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空间效应研究

教育绅士化现象已成为深刻影响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以长春市郊区出现的教育绅士化社区为例,对其形成机制及社会空间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及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私立学校与房地产开发活动在郊区的结合催生出一种新的教育绅士化现象,其实质是由教育资源引发的绅士化现象。② 教育绅士化社区采用“房地产+名校”的模式进行开发,涉及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学校以及绅士阶层四大主体。教育绅士化缘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开发商是物质景观改造的主体,学校则是吸引绅士阶层集聚的关键。③ 教育绅士化社区一方面引导了资本、中产阶层和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的迁移,促进了郊区物质景观及人口、社会经济的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的分层和极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育绅士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野,同时对教育、住房以及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     

基于扎根理论框架的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

兼业型农户即将务农和务工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户,是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一种普遍社会形态,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潜在群体。为探索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中国中部的兼业型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搜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农村吸引力和城市吸引力、社会网络关系分别作为内驱因素、外驱因素和调节因素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产生主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可为政府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成效和提供政策依据和实现路径。     

中部地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典型县域为例

城镇化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出农民城镇化意愿的二元logistic模型;其次,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安徽皖南芜湖县、皖北临泉县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意愿相对较强烈(75. 01%);②个体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因素均对安徽典型县域农民城镇化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学龄儿童、政府就业政策及教育政策等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务工年限、城里社会关系等也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相对不高;而农民年龄、户籍社保制度对农民城镇化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③最后,从增加城镇就业岗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深化改革社保制度及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间的影响关系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形式、强度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迁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又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自然资本与其具有U型二次曲线关系;物质资本与其具有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具有正向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基础的丰富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又为研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县域城镇化水平综合测评及其动力构成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构建县域城镇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市场城镇化、人口和基础设施城镇化.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河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发现2001-2012年县域城镇化水平处在上升状态,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改变,但城镇化发展并未提供较多的城镇就业岗位和促进工业企业营利能力的提升.从多年平均看,人口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对县域城镇化水平贡献份额最大,市场子系统贡献份额最小,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时段特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动力因素,显示推动力呈现多元化特点,各种动力共同助推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动力大小有差异,依次表现为政府动力、市场动力、社会动力.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流动视角下跨国教育空间的构建：国际学校案例

流动视角下对多元教育空间的理解需要反思教育与不同地理空间和过程间的相互塑造,以及教育流动过程的关系化本质。以广州某典型国际学校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跨国教育空间构建过程中全球与本土、流动与驻留（stillness）间的张力。研究表明：知识、人、空间等要素以相互依托和嵌套的方式进行跨国流动,将国际学校打造为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国“教育飞地”;同时,流动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是对驻留的否定,两者同时塑造着学校空间。一定程度本土要素的加入并没有动摇学校作为国际教育机构的根基。总体来看,教育资源的整体性跨境流动在物理空间、社会服务和阶层意义上形成了与本土间的隔离。构建于本土的跨国教育未能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互动和联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的差异和边界的形成。研究对教育地理学的丰富和国际化背景下城市特殊空间的研究具有积极推动意义。     

资本禀赋、城市环境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② 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③ 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差异及效应研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城市地理学者惯用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基于此,结合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方式的特殊性,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理念,分别以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衡量教育服务的获取难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公办小学和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8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发现：地理可达性内城优于外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社会空间差异明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显著增加。历史惯性、城市扩张、单位制度和学区制度等均是导致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配置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区制和市场化配置原则下,经济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再生产的核心要素,终而形成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互动循环与锁定机制。南京案例在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由教育驱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值得持续关注和积极规导,而不断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异则是推进城市内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途径。     

异地养老、家属随迁与中国流动老人居留意愿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2类典型流动原因（异地养老、家属随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异地养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家属随迁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家属随迁群体更高;2）流动群体内部因素和流入城市外部特征共同影响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3）不同流动原因的流动老人居留意愿选择呈现差异化的机制,家属随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家庭为核心,城市自然舒适度等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补偿效应;4）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个人养老目的为核心,依赖于城市群的政策利好及便利养老设施等外部条件,且受流入地社会网络联系影响更显著。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中国的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与展望

新时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格局显著、研究尺度下沉,了解县域村镇人口迁移规律模式与影响机制对县域村镇规划编制及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分别识别1985年、2009年以来中国的县域村镇尺度人口迁移研究热点,分析显示新旧热点联系紧密,理论与实证研究稳步发展,三十多年间学者关注的主要议题大体一致,集中在迁移主体特征、迁移过程的规律模式、迁移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及迁移带来的影响与效应四个方面,由此系统性梳理归纳出国内关于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进展。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学界研究趋势提出可重点关注的4类议题：（1）创新理论方法与基础数据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规范数据采集与统计口径、寻求学科交叉融合应用将极大扩展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想象空间。（2）尺度纵横向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尺度迁移规律,借鉴其他地区同尺度人口规划经验,以提出适应不同层级发展需求的策略。（3）迁移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关注下沉尺度的县域内部人口迁移模式,回溯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家庭迁移模式,关注制度变量与迁移时间等新影响因素。（4）迁移的微观影响与效应研究。运用新理论与方法在个体与家庭微观层...     

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教育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利用变化弹性系数、变异系数、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1987~2014年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教育城镇化水平稳步上升,整体呈现“快-慢-快”的时序变化特征。② 教育城镇化变化弹性系数波动显著,教育城镇化提升速度整体高于人口城镇化。③ 教育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省际教育城镇化差异度逐渐减小,省际均衡性明显提升。④ 人口城镇化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城乡教育制度二元化3个主要影响因素的时空变迁及其叠加作用的变迁共同推动了中国教育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