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淘宝网5类店铺为例

基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C2C网络零售商圈——淘宝网,选择居民消费最常见的五类店铺进行数据搜集,以店铺的服务质量为特征量,分析中部地区C2C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次看,综合、服装类、电子类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湖北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家居箱包类、美食类与美妆类前四位排名与综合服务质量有所差别,后两位保持不变。② 从市域层面看,省会城市、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强市的综合服务质量较高,外围区综合服务质量较低,北部太原市周边形成低值集聚区。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类服务质量均存在微弱的负空间关联,彼此之间的临近效应不明显。其中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市处于显著HL区,对周边的极化效应明显。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主要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辐射状模式,其中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程度较高。以电子、美妆类为表征的空间联系强度网络比另外三类相对复杂,且城市联系强度明显优于另外三类。从复杂网络特征看,总体上表现出以核心城市和少数综合实力强市为主的“核心—外围”空间布局结构,产生了中心度与集聚系数不相匹配的倒置现象。③ 从影响因素看,基础规模实力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城镇化质量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与技能支撑,信息化起着融合助推作用,物流环境的影响在逐渐弱化,区位优势的作用有所下降,六类影响因素交织影响造成了中部市域店铺服务质量的分异格局。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     

C2C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规模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江浙沪地区为例

通过搜集与计算得到江浙沪地区各城市淘宝男装、女装、童装及服装店铺整体的信用等级,同时借助集中程度分析、位序—规模法则及回归分析,探讨了该地区淘宝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除童装外,江浙沪地区淘宝服装店铺整体及男装、女装店铺,其信用等级的位序—规模分布满足齐夫法则;2）江浙沪地区淘宝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空间分布形态满足对数正态分布模式;3）淘宝服装店铺信用等级的无标度区涵盖了江浙沪地区绝大部分城市,其规模分布结构相对优化;4）淘宝服装店铺的信用等级受信息化水平、物流指数、基础规模实力、文化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当地服装产业的工业集中度未能影响淘宝服装店铺的信用等级。     

中部六大城市群产业转移综合承接能力评价研究

从产业承接地角度出发,以中部六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7个2级指标和27个3级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六大城市群产业转移综合承接能力进行评价,得出：① 从城市群层面看,城市群之间承接能力悬殊,各子系统水平差距大;② 从城市层面看,中心城市承接产业能力突出,但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高低梯度城市数量呈“两极分化”状态;③ 从总体看,城市群综合承接能力不仅受中心城市承接能力影响,也与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承接能力密切相关。基于相关的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从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合作程度、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配套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7个方面给出了提高中部六大城市群产业承接能力的建议措施。     

基于格网的淘宝村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3~2018年淘宝村数据,从全国层面分析淘宝村发展状况、集聚特征,对淘宝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在东部地区扩张迅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规模小且发展速度慢。淘宝村在扩张的同时,也开始产生局部淘汰现象。研究期内淘宝村分布的重心和方向发生较大偏移,2015年后淘宝村重心和方向均趋于稳定。② 2015年以前淘宝村分布存在随机性,之后呈现集聚特征,并先后形成了长三角和珠三角2个H-H（高–高）集聚区,淘宝村的高速增长区出现区域固定的倾向。③ 淘宝村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集聚效应、政府政策、信息通信和人口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GDP与淘宝村发展为负向关系,道路与淘宝村关系不稳健。     

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研究

将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发布的168个学科领域期刊论文数量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专业化水平总体偏低,多样化水平较为明显;知识专业化水平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随城市行政等级依次升高,即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具有资源优势的城市,其知识专业化领域高度集中在以资源为基础的领域;中小城市的知识专业化领域相对较少,专业化程度高;大中城市知识专业化领域多,多样化趋势明显,但各领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从城市等级上来看,知识专业化程度表现为五线城市>四线城市>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② 知识专业化水平主要受科教经济因素、人才潜力和服务业因素、工业基础因素、人口规模因素四大因素影响。③ 知识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整体呈现倒U形关系;但各区域随发展阶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可以分为U形、倒U形、M形和W形4种大类型。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城市发展效率时空差异探讨——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为例

基于非期望产出视角,采用SBM模型测度2005~2014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53个城市（不包括港、澳、台、三沙市）的城市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市发展效率值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市发展效率值,并且更符合城市实际发展; ②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效率整体水平不高,波动幅度大,阶段特征明显,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③ 在时空分析特征中,城市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近2 a有缩小的趋势;整体城市发展效率空间呈现“北部围绕青岛市,中部围绕上海市,南部围绕深圳市”的发展格局;④ 在影响因素分析中,经济规模对城市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结构水平和污染处理能力对城市发展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高耗能重污染工业和污染处理不到位是导致城市发展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基于市级尺度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演化

基于城市中观尺度,以中国333个城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维变量测度中国城乡协调度及空间差异,并对其演变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4~2014年间,中国城市尺度下的城乡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② 城乡相关系数整体上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城乡收入差异相对较大;城乡增长率逐渐缩小,且呈现倒U型。③ 中协调区的空间格局占多数,且中协调区和低协调区具有扩大的趋势。④ 中国城乡协调度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度表现为上下波动,且增长趋势不明显;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整个研究时段的城乡协调度则呈现倒U型。⑤ 改革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其城乡相关系数、城乡收入差异、城乡增长率差异和城乡协调度排名相对愈好。⑥ 中国城乡协调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因素多与中国当前政策、经济因素有关。     

中国区域知识资本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区域创新系统能力表征区域知识资本,对其不均衡地理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① 创新综合能力年际变异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东部与中西地区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②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创新带、中部内陆创新片区及西部普遍低下的梯度式空间分布格局。③ 劳动力集中指数、人均资本形成额、经济民营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创新能力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财政支出占比影响较小;各变量对创新综合能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效应明显,对东中地区往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多呈负向影响,强化了创新综合能力“东高西低”的分异特征。     

高速铁路对东北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

借鉴复杂网络理论,以铁路列车时刻表为基础数据,探讨高速铁路的开通对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结构和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结果表明：① 高铁强化了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等网络特征,各网络节点在可达性和辐射能力方面受到4种不同形式的影响;② 高铁强化了沈阳和哈尔滨的主-副双核心铁路网络结构,使得拓扑网络的离散程度大幅降低,长春、大连等城市的网络联系中心性显著提升;③ 铁路交通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区域间不平衡性增强,吉林省成为东北铁路客运联系强度最高的地区;④ 大连市拥有特殊的门户城市特征,即对外联通能力强,但未形成足够吸引力。     

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与中心城市影响力——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空间自相关的实证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生产要素,非农GDP为经济产出,以中国县级市及其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估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布局及其波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总体呈东高西低、有一定空间外溢的地域性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较高城市主要为大城市周边临近小城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尤为显著。同时,近年来中国城市技术效率变化与城市经济效率变化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经济落后地区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区域好于大中城市区域。不过,近年来中国城市规模效率变化的高值区域主要集聚于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等主要城镇化区域,而大中城市规模效率增长状况整体上也好于中小城市。另外,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波动受制于城镇产业模式、政府经济策略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镇化进程,而城市规模也有非线性的影响作用,而地方政府大力依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能有效推动城市经济效率趋于提高态势。     

中国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职能分工及互补性的比较研究

围绕核心城市组织的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是都市圈功能整合、和谐运作,发挥其空间组织优势的关键,而良好的区域分工往往以城市间职能的互补性为基础。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应用SPSS生成点聚图并计算反映职能互补性的统计量——总惯性,对1997年和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体系特征、格局以及职能互补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0 a间各都市圈以服务业职能为主的一般化职能开始分化,高端服务业职能逐步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并且向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集中。工业制造业职能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都市圈由一般化职能转变为专业化职能,在珠三角都市圈刚好相反。同时,工业制造业职能的分工格局在三大都市圈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分工体系特征反映出三大都市圈不同的分工格局,京津冀、珠三角表现出双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而长三角则是单中心结构的分工格局。对核心城市职能互补性的分析显示,京津冀潜在的职能互补性在三大都市圈中是最高的,但是由于产业梯度过大、区域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互补性优势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

用城市流来描述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用城市流强度来表征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强弱。城市流强度与中心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具有强相关性。通过对全国地级以上286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的计算和结构分析,发现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空间格局具有如下特征:城市对外服务能力高度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人口规模城市第三产业的对外服务占主导,而50~100万人的城市制造业的对外服务表现突出;东部三大城市群集中了我国城市流强度将近一半的份额,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深圳组成了全国性的三大对外服务中心;东部地区的对外服务总量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国中心城市对外服务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落差。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以流动人口集中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35个城市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均方差权值法,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构建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和比较了三大经济区及其35个城市流动人口各维度社会融入指标和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社会融入综合水平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同一地区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在各个维度不均衡,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社会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制度维度融入程度最低;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心理维度融入居前列,但社会维度融入位列最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维度融入程度最高,公共服务维度融入不足。此外,就整体而言,三大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强度大、交往对象固化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多数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三大地区都存在落实居住证/暂住证制度和流动人口享有城镇医保等方面较为薄弱等诸多问题并共同制约着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城市。为此,需要在政策制定中予以关注。     

基于千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研究

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中的创新要素变得空前重要,基于创新型企业联系数据研究城市创新网络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选取2018年中国创新能力1000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信息,基于核密度分析法和连锁网络模型,对企业布局和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聚集于中国三大沿海城市群及部分中西部中心城市;（2）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大致呈现出菱形结构,城市创新能力差异显著且具有等级性,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主要通过等级扩散形成;（3）不同行业视角下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差异性显著,依据行业属性可将创新型城市划分为科技创新型城市、工业创新型城市和服务创新型城市。研究以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城市创新发展,为创新型城市制定针对性发展模式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