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依靠优惠政策,利用区位优势,吸收外来投资,开始了快速城镇化的进程。总结珠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主要特点,即在开放政策的导向下,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外资推动、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模式的问题充分暴露。分析传统城镇化模式所遇的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短缺、产品出口受限等困境,提出珠三角地区在解决困境中所形成的城镇化新进程的基本特点,即创新引领、复合驱动、以人为核心、强调品质、城乡协调发展并对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的本质特点、能否成功转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新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扎根理论框架的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研究

兼业型农户即将务农和务工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户,是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一种普遍社会形态,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潜在群体。为探索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中国中部的兼业型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搜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农村吸引力和城市吸引力、社会网络关系分别作为内驱因素、外驱因素和调节因素对农户的城镇化意愿产生主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可为政府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成效和提供政策依据和实现路径。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综述与展望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方向,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对"传统城镇化"进行反思与建构,梳理、总结及述评新型城镇化研究有助于指导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论文主要从内涵界定、指标构建、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优化路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初步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从研究尺度、方法及内容维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展开述评,并尝试性构思出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未来研究应积极深化与其他学科的交融,拓宽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视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框架,积极发挥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实践指导性价值。     

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基于1982-2008年省区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到了世界关注.由于政策环境和地理基础的差异性,地带间差异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在多元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十省的快速城镇化为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贡献了49%.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政策和地理基础的地带间差异逐步缩小,国内外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与创业成为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带动中西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迅速提升,中国城镇化的重心向内陆转移,省区城镇化趋同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新现象在2005 年以来更加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内陆省份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提高了8.7%,但并没有对中国省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     

甘肃省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及形成机理

以甘肃省各县域作为研究单元,首先利用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分级法,对其县域差异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其次采用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最小系数,分析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特征。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甘肃省各地区县域城镇化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东西差距明显,而中部地区除兰州、白银地区城镇化进程突出外,其他地区发展缓慢。(2)各地区内部县域城镇化差异特征不尽相同,陇中地区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和基础设施建设差异较大;河西地区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差异大,南部地区城镇化率普遍偏低,内部差异不大。(3)各地区城镇化进程差异实质机理并不相同,除陇东地区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最为突出外,其他地区都显示为受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最大。     

曲靖市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研究

运用泰尔指数计算了2000~2015年曲靖市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度,定量分析了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城镇化水平总体差异,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不断缩小,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构成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的主要部分,对总体差异贡献度较大。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均对人口城镇化地区差异产生影响。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市功能,统筹城市建设规划,完善城镇体系结构,实现各个地区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汉市为例

人口回流是新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最新趋势之一,亟待对其特征与机制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武汉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大城市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偏低,省内流动人口低于省际流动人口。② 性别、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内源因素驱动流动人口回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信任、身份认同等外源因素则对回流有抑制作用。③ 省内流动人口回流受个体、地区因素影响较大,省际流动人口回流更易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视不同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差异性。建议通过精准施策,一方面增强省际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一方面促进省内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区域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性时空演变特征与机制

揭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关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数列匹配度、地理探测器、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对2007—2021年湘西地区适配时空演变及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湘西地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度均值为0.417,处于勉强适配水平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存在马太效应;(2)适配度核心极化特征明显,形成以永定区、武陵源区、吉首市、凤凰县四大区县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表现“北高南低”“极化领跑、共同发展”“中心—边缘”的空间特征,高适配区县需要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地区均衡发展;(3)适配度主导驱动因子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与适配度在高水平与低水平区域呈现空间一致性,同时适配发展地区与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均值呈聚集状态;主要适配路径为社会治理,次要路径为分配公平。研究在理论上为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了旅游地理学的解释,为制定差别化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效应分解及机制探析

依据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空间杜宾模型为基础对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城镇化影响能耗强度的实际效应进行分析,利用求偏微分法将影响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解析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耗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当前城镇化对能耗强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影响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直接效应不明显,而东部、中部及西部三大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阶段性效应及空间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英文）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 number of important shifts are emerging in urbanization pattern across the world.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theory has become hard to interpret these changes on a global scale, and "innovation" is a core concept to explain the new changes of the urbanization dynamic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urban geography, urbanization dynamic needs to turn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low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to emphasizing high skilled migrants flow among cities and regions research.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we propose a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Using this concep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killed migran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n urban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ixth census of 270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crease urban innovation, by using spatial Durbin method to construct urban innovation regression model, to support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st of all,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which emphasizes the migration process of highly skilled labor to cities.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changes in urban functions and landscapes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knowledge activities, which undelines new dynam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novative landscape. Secondly, innovation urbanization based on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flow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especially for eastern coastal cities and capital cities. Thirdly, the scale of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flow and the level of urban cultural diversity in China both have been demonstrated of having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innovation output. With other conditions unchanged, a 1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urban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urban cultural diversity will directly result in an increase of 3% and 2% in urban innovation output respectively. This research has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the openness and dynamic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it has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under knowledge economy.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1980-1998

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 prevailed in the prereform China. A new track of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has emerged since 1978. However, 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 has continued to be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es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since 1978 is distinguished by dual-track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dualtrack urbanization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reform period. Whether urbanization takes place in main cities or low-order settlements has been a lasting theme of the urbanization inquiry. This issue is assess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and deconcent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mong four groups of settlements: the primate city, cities with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county-level cities/counties. Contrary to previou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both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are driving a dispersed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egion.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城镇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运用多层级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联,分析城镇化健康效应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自选择”机制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结果表明：1）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住于城镇化水平中等和城镇化速度较快县区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为健康;2）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的老年人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持有本地户口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效益更大;3）控制了老年人居住“自选择”的干扰后,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关联依然稳健,表明“自选择偏误”对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