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国际能源合作模式

中亚与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是中国未来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实现油气进口多元化和能源运输安全的重要战略区域。从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中亚自身的战略需求方面刻画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并对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的能源合作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进展顺利,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从单纯的油气贸易向油气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拓展,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因地缘政治战略、价格因素等一波三折,乌克兰危机之后,双方合作出现新的战略机遇。针对在中亚能源合作可能遇到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的政策不确定性、中亚各国的局部冲突以及可能存在的资源国有化和来自国际石油公司的剧烈竞争,提出未来中国可以采取贷款换资源合作模式、双向合作模式与中亚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经营模式、探索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油气资源供求一体化模式以及油气经贸一体化合作模式,以尽可能地降低能源合作风险。     

中俄蒙跨边界次区域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机制与模式研究

本文以区域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结合东北经济区现实发展条件,通过分析中俄蒙三国毗邻地区矿产资源合作的区位条件、贸易条件、资源互补条件及开发现状,探讨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制约机制与优化机制,并结合实证研究总结出政府主导型、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型和民营企业境外拓展型三种中俄蒙跨边界矿产资源合作开发模式。     

国际河流水电合作开发投资—效益分配模式及特征

水与能源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其在国际河流区尤为复杂和敏感。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上游国,国际河流水资源变化、水电开发影响及跨境水安全维护等,虽受关注,但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判识出1937-2010年全球国际河流水电合作开发的32个案例,综合分析其开发方式,揭示其投资—效益分配模式与特征。结果表明：① 水电合作开发以河段和双边合作开发为主,缺乏流域层面的合作,形成了投资—效益等比分配、平均分配和差异分配三种模式。② 跨境型河流水电合作的投资—效益分配以等比分配为主,上游国通过向下游国提供发电用水分享其发电效益,下游国则通过补偿上游国的方式推动合作;界河（含界河段）的水电合作开发以平均分配为主。③ 不同发展时期的分配模式差异较明显: 1950年代前以平均分配和等比分配为主;1950-1980年代以平均分配为主;1990年代以后,因案例太少,主要分配模式难以确定。④ 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合作国家间主要采用平均分配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间则兼顾采用等比分配和差异分配模式,并实施了更多的补偿措施。     

国际河流水电合作开发投资—效益分配模式及特征

水与能源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其在国际河流区尤为复杂和敏感。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上游国,国际河流水资源变化、水电开发影响及跨境水安全维护等,虽受关注,但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判识出1937-2010年全球国际河流水电合作开发的32个案例,综合分析其开发方式,揭示其投资—效益分配模式与特征。结果表明:1水电合作开发以河段和双边合作开发为主,缺乏流域层面的合作,形成了投资—效益等比分配、平均分配和差异分配三种模式。2跨境型河流水电合作的投资—效益分配以等比分配为主,上游国通过向下游国提供发电用水分享其发电效益,下游国则通过补偿上游国的方式推动合作;界河(含界河段)的水电合作开发以平均分配为主。3不同发展时期的分配模式差异较明显:1950年代前以平均分配和等比分配为主;1950-1980年代以平均分配为主;1990年代以后,因案例太少,主要分配模式难以确定。4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合作国家间主要采用平均分配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间则兼顾采用等比分配和差异分配模式,并实施了更多的补偿措施。     

蒙古国矿产资源分布与中蒙两国合作开发前景论证

习近平副主席于2008年6月访问蒙古国,并签署了《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标志着两国经贸合作特别是矿产资源合作开发进入了新阶段。蒙古国是中国实施睦邻、富邻、安邻政策的主要对象,矿产资源合作开发又是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为此,有必要对其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开发态势及两国合作开发利弊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合作开发力度的对策创意。作者认定,中蒙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前景光明,必将为双方经贸合作的持久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南非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中国-南非海洋经济合作展望北大核心CSSCI

2014年南非政府提出了名为"费吉萨"(Phakisa)的发展计划,将海洋经济视作未来南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是南非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两国在海洋经济领域迎来了巨大的合作机遇。对南非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在港口运输与临港工业、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领域,南非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发展基础较好,开发潜力巨大。中国与南非在上述领域存在较强的互补优势和合作的现实需求。结合两国相关海洋产业部门发展情况和现实条件,提出了中国同南非开展海洋经济合作的途径。     

南非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中国-南非海洋经济合作展望

2014年南非政府提出了名为"费吉萨"(Phakisa)的发展计划,将海洋经济视作未来南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是南非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两国在海洋经济领域迎来了巨大的合作机遇。对南非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在港口运输与临港工业、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领域,南非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发展基础较好,开发潜力巨大。中国与南非在上述领域存在较强的互补优势和合作的现实需求。结合两国相关海洋产业部门发展情况和现实条件,提出了中国同南非开展海洋经济合作的途径。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开发及对中国油气进口战略影响的探讨

以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及其对中国能源战略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以双方的油气资源数据为基础,对中亚地区油气资源的分布、储产、贸易现状及开发潜力进行了分析,解析了中国油气资源的储产、消费及进口现状,并对现有的油气资源进口战略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产丰富、出口比重高、开发潜力大,储产与贸易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中国的油气资源无法满足发展需求,且进口面临着源地、种类、运输方式单一的三大问题;中亚地区对中国的能源战略有着积极意义,表现在能有效弥补油气资源缺口、促进进口多元化战略的实现、顺应低碳发展趋势并降低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促进西部大开发并保障"西气东输"的实施4个方面。     

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探讨--以黑龙江中俄边境段为例

由于区位的影响，边境地区往往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基础，但又因主权界线的划分，边境区域完整的资源系统常处于双控或多控状态而无法实现完整开发。因此，采取国际合作模式对跨境旅游资源加以开发是充分发挥边境区域资源优势，带动边境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本文深入探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中俄界江黑龙江边境区域旅游资源的实际开发为例，对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模式予以简要论述。     

促进澜沧江—湄公河边境区域的国际合作

澜沧江－湄公河是东亚最重要的一条国际河流，它对中南半岛各国的农林牧渔生产、区域生态平衡、饮水、灌溉、电力、航运以及数千万流域居民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这一流域的综合开发和进行区域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文章阐述了澜沧江－湄公河边境区域国际合作开发的有利条件、主要领域及流域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合作等问题。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资源开发现状与潜力分析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域辽阔,土地、森林、水、能源等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有色金属矿藏,种类配套齐全,在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地缘、历史和文化等多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资源开发、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的国际背景和有利条件。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十分重视资源开发和原料出口,向主要经济合作伙伴推销资源产品,并很快引起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的重视。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在土地、电力、建材、机械、畜牧业、信息、交通等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及其辐射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待开发的领域空白点较多,特别是里海、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是21世纪全球最具能源开发前景的地区,而能源勘探与开采领域则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发展合作的领域。但是,中亚国家的原料型经济倾向,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足,生产和社会基础薄弱,这些问题都阻碍着中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靠进口。这是我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加工业优势的有利条件。所以,资源和经济技术的互补性,对发展中国与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展望21世纪的俄罗斯、中亚五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资源状况实地调查和统计资料等,对区域资源开发现状与潜力进行了分析,对共同面对的问题,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及合作前景,都进行了探讨。     

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能源合作前景展望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能源供应安全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进程。通过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来扩展石油与天然气来源,与传统的海运进口方式相比,不仅可以大幅度节省运费和时间,而且能源供应的安全性也可大大提高。本文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角度,在深入分析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开展能源合作的战略背景、现实需要、资源储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能源合作项目和发展计划,预测了未来至2030 年不同时间点的能源合作潜力与规模。主要结论如下:① 至2015 年,来自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原油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将由2010 年的12.3%上升至20%,而天然气由10%上升至50%,两者相加占中国油气综合进口量的26%;② 至2020 年,来自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原油、天然气和油气综合进口量所占比例分别上升至28%、70%和38%;③ 至2030 年,分别占26%、75%和40%。本文筛选并展望了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10 项重要能源合作项目。为进一步提升能源合作,本文重点推荐了4 种合作模式,即贷款换石油模式、产量分成模式、联合经营模式和技术服务模式,认为应妥善协调能源合作中的矛盾与问题,加强能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并重视改善能源合作开发区域的民生状况。     

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对东北亚资源合作的影响研究（英文）

以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本研究总结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回顾了基本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其研究进展。继而在概括东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特点的基础上,论文总结了中蒙之间、中俄之间地缘政治关系发展趋势,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打破了亚太地缘力量平衡格局,中国利益受到来自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强力挑战。随后,论文以东北亚能源市场为例探讨了地缘环境变化对区域资源市场的影响。其中,对中国而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应对地缘环境危机的策略;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制裁后将眼光投向亚洲,加之中俄之间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的资源合作水平有望进一步提高;蒙古国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很大,美国重返亚洲之后,蒙古国调整了自己的地缘战略,企图借美国力量制衡中俄在蒙古国的影响力,虽然中蒙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总体上是向好发展,但美国的介入增加了中蒙资源合作的不确定性;因日韩为美国盟友,中俄与美国的地缘利益冲突将减少其在东北亚资源市场上的份额;对朝鲜来说,因其经济总量很小,对区域资源市场影响不大。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中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而受到美、俄、中及欧盟等大国的高度重视。中亚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也是中国周边合作的重点地区,更是中国提升安全与能源保障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从中亚国家的特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战略等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地缘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地缘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中亚地区自然—人文地理特点的一致性,区域内部发展的差异性,对外部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大国角逐的长期性,以及对中国地缘利益的重要性,是地理学关注和研究中亚地缘问题的主要切入点;② 在全球尺度上,运用柯恩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区划模型,分析中亚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欧亚大陆辖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辖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辖区”的地缘关系;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一个“同心圆和扇形分布”相结合的模型,分析中亚与相邻国家或地区的地缘关系;③ 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良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中亚国家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地缘需求,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④ 中国未来应逐步成为中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的“参与者”、地缘经济的“引领者”。     

中亚五国咸海流域水资源策略的博弈分析

中亚五国在咸海流域水资源分配与利用上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而变得日益突出,探寻各国对咸海流域水资源利用的策略,对中亚地区水资源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安全至关重要。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亚各国对咸海流域水资源的分配诉求及水政策,梳理各国在咸海流域水资源问题上的合作历程,探讨中亚各国在水资源问题上采取不同策略的利弊得失。认为目前咸海流域利益得不到协调使中亚各国深陷水资源分配困局,“协调博弈”是当前令咸海流域水资源问题走出“囚徒困境”的首选,将会获得最佳报酬。各国相互信任、转变观念,以利益分配取代水量分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水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困局。     

Problems with water use in countries of East,South and Central Asia

The role of East, South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world development is shown. The current per capita avail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is calculated for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whole for the territory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is more than twice as small as the world’s average indicator and that more than 1.5 billion people live in conditions of water stress and defici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y the year 2010 more than 70% of the population lived in conditions of high pressure on water resources, and 225 million people lived under very high and critical water stress conditions. The current pattern of water use in the countries of Asia is calculated,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agrarian sector is identified.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measures for increasing the water availability level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an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of water resources, waste water reuse, use of saline wat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rvoirs. Attention is given to an active construction of dams by China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ekong which is causing distrust and tension in downstream countries. Statistical data 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basins of Asia is reported. It is shown that in the 20 th century the basins of the Indus and Ganges rivers experienc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water conflicts as compared to all the international basins of the world; information regarding an acute struggle for water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is also provided.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view of an ever increasing deficit of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alternative for Asian countries.     

制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能源安全问题及对策新解

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合作依然与经济贸易飞速发展的现状不相匹配,不利于起到持续性保障作用。本研究在综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源安全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能源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阐述,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但却面临着多元矛盾突出的极大考验,并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南海资源联合开发合作机制,解决影响南海油气资源联合开发合作机制的问题,提高我国与东盟国家在能源合作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构建顶层推动的区域性海洋能源保障法律体系,保障区域性海洋能源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建立双边“能源环卫”公信体制,保障能源安全与公共环境卫生安全相结合,协调发展;利用合作圈重叠,构建综合性能源安全管理系统,以保证能源合作的主流意识发挥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层面更深层次的发展等新见解。以期突破现有的能源体制机制格局,实现双边能源安全合作迈入更高台阶。     

中部省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竞合关系演进

采用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和专业化指数对中部省区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通过构建竞合关系模型结合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对中部省区间的竞合关系进行判断并对其演进态势进行探讨。中部省区间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但省际间区域分工的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山西与各省区间的分工程度较高,提升速度较快;竞合关系分析显示山西与其它省区主要表现为强互补合作关系,而其它省区间则主要表现为竞争型区域经济关系,且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由此认为,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加强中部地区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CHANGES IN SOVIET NATURAL GAS FLOWS: 1970–1985*

Natural gas flows in the USSR are modeled using the out-of-kilter algorithm after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is abstracted into a network of demand and supply nodes and bounded arcs.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ing flow pattern is done for 1970, 1975, 1980, and 1985. Shifts in gas supplies from the European area to Central Asia and now to West Siberia have necessitated changes in the Soviet natural gas pipeline system. The system is entering a period of long run stability betwee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contrast to a continually changing distribution pattern before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