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建构及消费者感知——以成都顺兴老茶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内部的地方性消费空间日益复兴,以最具地方性代表的成都顺兴老茶馆为对象,援引地方及地方性的有关理论,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从经营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探讨茶馆的地方性建构以及消费者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茶馆的地方性建构具有地方性与全球性杂糅的特征;而作为空间使用者的消费者,主要是从实体空间、地方文化以及功能价值三个方面来对茶馆进行感知和体验,且消费者对茶馆进行的消费过程中呈现出空间消费的特征;最终,茶馆在全球化-地方性的影响下,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经营与消费实践中被形塑为现代化的文化消费空间,促使传统的日常消费空间向现代化和全球化转型。     

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以广州西餐老字号太平馆为例

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并使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涵盖人们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怀旧消费风靡全球,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怀旧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时空综合体,其地方建构的过程及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探讨。文章以广州百年老字号西餐厅太平馆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收集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资料来源。从怀旧餐厅的物质空间建构和情感空间建构2个维度对其地方建构的过程,以及此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太平馆作为怀旧消费空间,经营者通过对物质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再现地方记忆,使得地方感得以再生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通过在怀旧空间中的消费实践获得归属和认同等情感体验,并成为了情感空间建构的积极主体,通过对太平馆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积极推动怀旧地方的持续建构。     

旅游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游客感知——以拉萨玛吉阿米餐厅为例

随着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城市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社会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地方化也在悄然兴起,玛吉阿米餐厅正是地方化催生的产物,并且自其开业以来就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从经营者的空间建构和游客的感知两个角度,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对玛吉阿米进行研究,发现:经营者运用各种景观符号及名人轶事对空间进行建构与重构,使其成为一个极具民族风情与有故事的空间;而作为消费的游客,通过对实体空间、名人轶事的感知获得一种深刻的消费体验,而对餐厅的功能价值的感知程度较差,这也说明旅游消费也具有符号消费的倾向。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场景理论下怀旧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感知研究——以“长沙超级文和友”为例

随地理学“文化转向”“情感转向”的推进,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消费空间中的消费者情感、认同、价值和意义表征等议题。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和场景理论,以超级文和友怀旧消费空间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经营者的建构策略和消费者的空间感知。研究表明：(1)超级文和友空间的经营者力图构建“老长沙”室内布景,围绕场景三要素“地点、文化形式、人”塑造差异化建筑与空间。消费大众具有怀旧心理,在超级文和友内通过消费活动来实现身份证明和自我建构,其消费侧重于关注超级文和友空间的符号价值。(2)超级文和友构筑的传统街巷景象吸引巨大的流量,彰显了个体对于城市化过程中部分空间更新与置换的“反抗”以及对以往生活方式与消费场所的怀旧之情。(3)超级文和友布置的怀旧场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空间的原真性,以单一的新型消费方式取代了过去传统街巷中原本多元的社区生活方式,导致该消费空间有可能沦为只是具有部分地方性特征的商品。     

全球化形象与环保形象对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基于国际快时尚品牌H&M的案例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过度消费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消费者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环境意识渐增,而品牌则以全球化形象与环保形象来响应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以国际快时尚品牌H&M为研究案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回收有效问卷265份,采用SPSS 19.0和Lisrel 8.72软件进行分析,探讨跨地方经营背景下,国际快时尚品牌全球化形象与环保形象如何影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意向。研究发现：① 消费者全球文化身份对品牌全球化形象感知的总影响、品牌全球化感知对国际快时尚品牌消费行为意向的总影响最大,表明全球化与现代性仍然是中国消费者品牌购买行为意向的最重要影响因素。② 消费者环境友好自我身份与品牌环保形象感知对国际快时尚品牌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弱,即自认为具有环境友好自我身份的消费者仍然在支持快时尚品牌,验证了在生产与消费空间分离背景下,国际快时尚品牌塑造品牌环保形象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品牌经营策略。同时检验中国消费者的身份建构与国际快时尚品牌形象对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在国际快时尚品牌跨地方经营过程中供需双方的互动关系及背后的文化地理逻辑,也更加深刻地剖析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品牌经营环保局限。     

历史文化商业街经营者的地方感研究——基于黄山市屯溪老街案例

历史文化商业街若能凸显地方性特征将更具吸引力,经营者的地方感不仅是商业街地方性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地方性建构的主体基础。对屯溪老街经营者地方感进行了实地调研,初步探讨了经营者地方感的形成机制,并为历史文化商业街的优化发展提出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地方感不仅受到地方文化景观和经营活动绩效的影响,更与经营者同游客的互动交流相关,而这也将影响到历史文化商业街的吸引力。老街商业开发的模糊定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地方性,但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以及经营者与游客的频繁互动,则有助于增进经营者地方感。由此,历史文化商业街的发展不仅要重视保护特色文化景观,更要优化商业活动品质,促进经营者与游客的互动,这是增进经营者地方感和商业街吸引力的基本保障。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酒吧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代表,近年来迅速地在中国城市中扩散。欧美世界的酒吧与地方秩序、社会问题联系紧密,第三世界的酒吧经常被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的文化飞地,地方权力集中的代表。运用克里斯威尔的“不得其所”为概念框架,以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条酒吧街老外滩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行为及空间选择,探讨中国酒吧街的权力结构,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地方权力建构路径。所得结论如下：①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中外消费者在选择酒吧上是空间分离的,而且在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酒吧并不欢迎外国消费者,这一现象建构了酒吧街的地方性;② 参与老外滩地方性建构的主要力量是中外消费者,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建构地方性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不再将酒吧街作为外国人消费的场所,也排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其他人;③ 与西方研究多认为第三世界酒吧是西方的“文化飞地”,消费者通常是西方人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其他本地人被隔绝在外不同,宁波老外滩的酒吧呈现出一种中国消费者“反隔离”西方消费者的现象。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对文化微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研究——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城市消费空间“家”的想象与情感建构

在以符号和审美为表征的后现代消费时代,消费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建构日益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延循“家”的地理学理论脉络,以广州宜家家居为案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经营者和消费者不同主体对宜家空间“家”的建构、表征、想象与实践。研究发现：①经营者采用了空间技术、景观塑造和话语表征等策略植入“家”文化元素,将宜家建构为一个“舒适、安全、亲密和具有凝聚性”的“家”空间。②消费者则通过购物消费、具身展演、日常生活实践解读空间的特殊意涵,将宜家建构为良好的情感治疗空间和社交场所,从而实现了对宜家的情感认同。③宜家消费空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践共谋的另类“家”空间。其含义远远超越纯粹的消费场所,不仅实现了消费者对“家”的渴望及其“失家”体验的在场弥补,并且打破了家空间与公共空间、私密与公开的界限,模糊和消解了“家”的边界,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家”的概念和意涵。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文化消费者对黄梅戏展演空间感知的模式与价值寻求：方法−目的链理论的应用

以安庆黄梅戏会馆和再芬黄梅公馆为例,基于方法?目的链理论模型,解读文化消费者对黄梅戏展演空间属性的感知评价、层次处理和价值导向的转变。研究发现：不同层次的空间属性在文化消费者的感知与体验中实现着新的组合与重构,由此形成了基于舞台展演内容、文化呈现形式以及演出环境氛围为主体的3种空间感知模式。结合文化消费者感知的心理结构与路径,黄梅戏展演空间被消费者建构为娱乐空间、情感空间和社交空间,空间的多元化意义和价值得到彰显。方法?目的链理论从消费者的感知与需求出发,探索文化空间意义生成路径,实现了文化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信息交换。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

慢活的空间体验与追寻是人们对当代社会“束缚与压抑”的抵抗和逃避,其为特定区域的地方性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本文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对原住民、外来经营者、旅游者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同时以网络日志为分析文本,在构建地方性呈现与形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外部认同的角度对丽江慢活地方性特质呈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具体维度可由区位、场所、地方感加以呈现,其中,区位包括比较区位与现实区位,场所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空间与社交活动,地方感则包括情感与延续行为。丽江古城慢活的地方性形成来源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建构,其中,原住民经由历史及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慢活理念是丽江古城慢活的精神本底,这种地方性特质被外来经营者加以营造和推广,使慢活特质得以强化并成为地方性表征,这同时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在旅游者的认同助推下更为显化,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使慢活特质成为丽江古城不可或缺的地方性构成。此外,本文还对旅游场域下地方性的特殊性与不同范式下的地方性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居住郊区化背景下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演化——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居住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消费错位现象为切入点,从消费社会学的符号消费视角对其原因进行新的解释。消费空间剧场化、消费空间时尚化以及消费空间对消费者社会身份的建构功能,使北京路传统商业步行街作为高级商业中心地的符号功能得以建构。现代购物中心的符号表征功能,使天河区商业中心成为一个消费者自我实现的情感化消费空间。两者重构了大城市的中心-边缘关系,使到郊区的居住空间得以拓展而消费空间受到抑制,难以发展高等级的现代业态。随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城区商业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吸引力,新时期的地下商业文化也加速了商业中心的符号化。城市消费空间正向城区商业中心极化力量增强的方向演化。     

乡村旅游开发对地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例

地方性概念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步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地方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吸引力,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乡村作为被消费的场所,地方性日益淡化。因此对乡村旅游过程中地方性的关注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地方居民角度,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案例,对其地方性进行解读并分析影响因素与机制,弥补了国内目前多从游客视角对旅游地地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物质形态、内在文化和活态环境共同构成乡村旅游中地方性的表现形式;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因素通过利益、博弈和内涵驱动共同对地方性产生作用;地方居民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身份。最后,从加强村民社区参与、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与旅游规划等方面对洪坑村旅游开发提出对策与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重构——以星巴克为例

在地理学“文化和空间转向”背景下,城市社会文化的关注渐渐成为城市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文中选择以茶楼为代表的传统茶文化消费和以星巴克为代表的新兴咖啡文化消费空间的冲突与变化为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外来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文化行为与心态层面归纳总结广州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重构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星巴克咖啡消费空间的兴起,在广州培育了以中产阶级和学生为主的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对传统茶文化空间产生一定的冲击,伴随的是消费者“符号化”消费心理的膨胀及追求生活第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大城市健身消费与地方建构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 西方学界自20 世纪90 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