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开发区对昆明城市发展贡献度分析

以经济规模、空间规模、经济外向度、经济增长力、财税回馈5方面的指标构造指标体系，1992年、2000年、2004年为时间断面，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测度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者对昆明城市发展贡献度。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对昆明城市空间规模发展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昆明城市经济规模；而开发区对城市财税回馈贡献度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开发区建设正值昆明城市化水平的加速时期，城市工业和人口的聚集使得城市用地规模、人口总量快速扩，加速了城市空间规模发展。但是由于人住开发区的企业的结构和开发区财税管理体制，使得开发区对昆明城市经济增长力、经济外向度、财税回馈三方面的贡献度要远低于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度。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长春城市空间扩张特征、机理与调控

城市空间快速膨胀与盲目扩张是当前我国许多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春城市空间的快速无序扩张趋势日益严重,随之产生许多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负面效应.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增长与空间扩散、开发区建设、机动化与交通设施建设、住宅扩散与郊区房地产开发以及城市规划的宏观导向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与加速了长春的城市空间扩张.为遏制其"摊大饼"式的空阃扩张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从城市增长模式、空间优化布局、房地产开发控制与引导、快速交通体系建设、耕地与生态系统保护等5个方面提出了调控长春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主要对策.     

长春城市蔓延机理与调控路径研究

城市蔓延是当今世界许多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春城市蔓延特征逐渐凸显并日趋严重,随之产生许多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负面效应.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增长与空问扩散、开发区建设、机动化与交通设施建设、住宅扩散与郊区房地产开发以及城市规划的宏观导向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长春的城市蔓延.为遏制长春"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张和进一步的城市蔓延.借鉴国内外有效控制城市蔓延的相关理念和应对策略,从城市增长模式、空间优化布局、房地产开发控制与引导、快速交通体系建设、耕地与生态系统保护等五个方面提出了长春城市发展过程中消减城市蔓延的调控路径.     

中国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

描绘了1996-2006年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及其占用耕地的时空特征,探讨了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头占地”,这是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主要根源;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扩张都以占用耕地为主,对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贡献超过一半;而城市和镇的扩张速度更慢、土地来源更为多元。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差异性对城乡建设及其耕地占用的时空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有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省级开发区则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政策应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乡同时占地的问题,发挥城镇化的节地效应,并强化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和针对性。     

天津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分析

从天津各开发区的概况分析入手,总结了天津开发区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开发区对天津城市发展的贡献。开 发区建设成为天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从开发区布局建设对天津城市 空间结构的影响即导致城市空间增长和城市形态变化两个方面, 阐述了开发区与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关系。 开发区与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属于双核式。开发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建设导致天津城市空间的增长。利用中 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数据中心提供的关于天津市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2000 年度的三期 1∶10 万土地利用数据以及覆盖整个天津市的2007 年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2 星(CBERS-02)遥感数据,以GIS 为制 图和数据提取的分析手段,总结了天津城市用地面积的变化和空间扩展规律。90 年代,天津各级各类开发区大量建 设,产业空间迅速蔓延,使得天津市城市空间布局从“单核增长”转为沿海河“轴线铺开”,形成现今“一条扁担挑两 头”,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为主副中心,工业与商业功能分工明确的“双核心”、双中心组团式中心城市布局结构。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地景观生态规划

开发区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主要增长极和载体,承受着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结合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地建设现状,指出绿地数量少且分布不均,城市建设大量挤占绿化用地,绿地布局结构和网络体系不够完善,绿地建设特色不突出是开发区绿地系统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到2020年开发区绿地率为45%,人均绿地面积为35.97m²,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29.24 m²等绿地规划总体控制指标;提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一环、两带、流绿、线网、多园"的环网式的绿地系统空间模式;从基质、廊道、斑块等景观生态要素规划了不同尺度绿地系统建设思路。     

开发区建设及其对兰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开发区作为城市空间的特殊组成部分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日益显著。以兰州市为例,在对开发区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划分的基础上,以地域空间、产业空间和社会空间为切入点,分别从用地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开发区对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兰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为例

城市化是影响现阶段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经济增长格局的重要因素。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海西城镇体系经济增长空间格局,构建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横截面数据模型,探索在空间效应的影响下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海西经济区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初中期阶段,人口结构城市化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产业结构城市化未能很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现阶段城镇体系网络构建程度较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最后,提出未来海西城镇体系经济发展的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内外产业园区的比较与案例分析（英文）

With rapid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park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was put forward, national-level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have emerged with new development features and trend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arry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omestic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national-level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BR)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In time, China's industrial parks hav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with distinctive state-led characteristic. There ar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and modes for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long the BR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parks. In space, the national-level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re invested and construct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mostly from the coastal developed cities), and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R. Through typical cases comparison of Thai-Chinese Rayong Industrial Zone and 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he paper finds that national-level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re basically market-driven and concentrated in traditional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while domestic industrial parks are mainly government-led high-tech industries. Localization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nd remote coupling with domestic industrial parks become very important.     

城市物流园区类型及运营模式——以深圳市为例

物流园区作为城市物流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其发展对城市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物流园区相关研究主要以园区未来规划为主,缺少对发展成熟物流园区的案例研究。鉴于此,文章以物流园区发展较早的深圳市9大物流园区为案例,将其划分为货运枢纽型、城市配送型和综合功能型物流园区3种类型,并总结其在选址、用地规模、业务类型方面的特征;根据政府参与管理程度,将其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半政府主导型3种运营模式,并认为城市物流园区运营模式与园区类型具有密切关系。文章从物流园区的依附设施、用地规模、投资规模3方面分析了其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滨江城市跨江发展模式、过程及驱动机制

跨江发展是滨江城市拓展生长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对国内外跨江发 展城市分析的基础上, 从跨江主体组织方式的视角, 探讨了城市跨江发展的一般模式和过程, 分析了城市跨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城市跨江发展可分为独立跨越、 组合跨越、兼并跨越和联合跨越四种模式, 其中, 独立跨越和兼并跨越是我国较为常见的两 种跨江发展模式; (2)城市跨江发展一般经历初始、生长、加速发展和稳定发展四个阶段。 小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展为渐进过程, 多为城市自组织结果, 而大江河流域城市的跨江发 展主要集中在加速发展期, 多为他组织结果;(3)城市跨江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政治、 科技等多种因素影响; (4)跨江发展过程受需求力、保障力、引导力和驱动力等共同驱动, 其中, 政策引导下的体制创新、区划调整下的空间整合、园区带动下的区域发展、交通引导 下的空间组织是当前城市跨江发展最为重要的引导和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的空间治理机制研究——多层次视角的分析框架

城市老工业园区更新中的空间治理涉及多元主体博弈与产业用地发展权重构问题,是当下城市研究的重要学术议题。本文以转型理论中多层次视角的形势、体制与利基为立足点,深层次挖掘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转型创新的演化过程与内在机制,提出一种不同层次多种因素间相互作用、动态演化下理解中国老工业园区更新空间治理的方法。该解释框架被应用于上海上钢十厂园区更新转型中,通过关注2004年后两次更新转型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上钢十厂的更新转型是由宏观外部形势、空间利基创新、空间体制转型三个层次互动而实现的,上钢十厂两个阶段的更新均在产业转型、城市发展需求变化等宏观形势下诞生创新“新奇”,政府、社会团体或企业等空间治理行为主体共同参与推动“新奇”合法壮大并形成利基,在空间资本积累、产业类型转换中,驱使空间体制成功转型,其本质是利基层的空间创新“新奇”在宏观形势或空间体制要素的影响下解构重塑空间体制的过程。城市更新促进了老工业园区产业转型,提高了环境品质、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效益。多层次视角能结合城市更新中空间治理的外部环境、内在驱动因素和演变过程等多方面,有助于从动态演化维度理解城市更新空间变迁及转型治理的内在机制。     

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与合作共建模式——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

在推进京津冀城市群高科技园区的协同发展进程中,三地园区之间是否深度融合,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质量和深度。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与河北高科技园区与中关村科技园签有政府间合作协议的有10家,其对接的产业类型依次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产业,与中关村科技园总收入占比居前5位的产业类别恰好相对应。三地园区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可分为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市场需求吸引机制、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政府引导驱动机制、市场合作驱动机制5类。合作共建模式主要有：政府引导驱动机制为主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模式、市场合作驱动的类似于固安工业园的产业新城模式、科技产业孵化转化机制为主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模式等。     

WETLAND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IN URBAN PARKS BASED ON QUICKBIRD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JINAN, CHINA

1INTRODUCTIONThe definition of wetlands included in RamsarConvention is deliberately broad,encompassing"areas of marshes,fen,peatland or water,whethernatural or artificial,permanent or temporary,withwater that is flowing or static,fresh,brackish orsalty,i…     

Industrial/Office Parks: a New Look for the City

Abstract

Growth of industrial/office parks in metropolitan areas is the result of the truck-auto freeway complex, changes in technology, increased i market orientation of activity, and the desire for facilities with favorable public imag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office parks, and speculates about thei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national and metropolitan scale, including the process of decentralization. The location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arks in Atlanta, Georgia are treated as being typical of those in a regional capital. Readers no doubt will be familiar with similar developments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and can use this paper as a resource to guide their investigations.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数据、模型和方法

现有城市公园绿地服务的评估常以给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和公园绿地为前提,评估对象及其空间范围具有较大随意性,致使很难根据评估结果判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或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本文对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评估的数据、模型和方法进行了梳理,从公园绿地的类别、等级、服务范围和可选择性等要素着眼,提出了以城市建成区内居民至周边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为核心的评估指标和模型方法。运用开源空间数据和Densi-Graph分析方法,解决了城市公园绿地空间数据的提取、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界定、指标构建等关键技术问题,使城市公园绿地的评估获得了客观性、统一性和可比性的保障。对全国273个地级的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地级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平均值达到64.8%,尚有超过两成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覆盖率不到50.0%,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与现行国家标准之间尚有差距。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显著集中于特大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同时,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应呈现出S型曲线上升趋势。为避免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应增加对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公共服务的投入。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The role of local land-use o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of Tel Aviv as assessed from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Climate change in cities has received much focu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eat stress in urban areas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human health and is expected to worsen in the future due to the global warming. Vegetation has been shown to mitigate this effect, but introducing ‘green’ areas into the metropolitan space is a challenging task. We assessed the thermal load in terms of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el Aviv, the biggest metropolitan area of Israel. The thermal effect of four different urban land uses was estimated. Specifically, we compared the cooling effect of residential areas with high vegetation cover (referred here as ‘green’ residential) to that of small to medium size (2–40 ha) public parks. To this end, we used satellite data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and 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as a surrogate for vegetation cover. High-temporal data were combined with high spatial resolutions data to produce 10-year average LST and NDVI maps at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over Tel Aviv. As expected, industrial areas had the highest LST due to lowest ratio of vegetation to free space area (1%), while ‘green’ areas displayed the lowest LST. Green residential and small-medium public parks had comparable thermal loads, with green residential having slightly lower LST (by 0.5 °C). In general, small-medium public parks displayed higher LST than expected. Inefficient use of free spaces for vegetation, i.e., relatively low vegetation cover to free space ratio, was probably the main cause for this. Public parks had a higher local cooling effect, but a less continuous one on the proximate surrounding (30–90 m from the park), probably due to their relative location in the urban fabric.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greening’ areas within the private urban space should be encouraged at the expense of building new small-medium parks in metropolitan areas that lack the sufficient free space for larger parks.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may have key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ers seeking to mitigat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s under the limitation of existing dense urban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