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隔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置于空间关系视角下进行研究,探讨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无论在职业空间还是居住空间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隔离,且隔离程度呈现出不对称性;从城市居民角度来看,二者的空间隔离程度更高。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着明显的降低作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市空间分配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对迁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非认知能力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论文将非认知能力划分为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5个维度,系统分析非认知能力与城市融入的关系,并辨析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情感联结即地方依恋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路径,进而探究非认知能力、地方依恋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非认知能力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3个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对地方依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地方依恋在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地方依恋在外倾性、情绪稳定性与城市融入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论文丰富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范畴,可为促进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融入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不同等级城市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河北省清苑县的调查分析

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力资本成为影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清苑县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运用数理统计和对比分析法研究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长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相对于进入全国中心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区域中心城市的农民工技能增长的比例最高。在人力资本增长途径上,非正式学习途径效果突出,正式培训对人力资本增长的效果以区域中心城市最为显著,不仅进入该类城市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式培训机会,而且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频次及培训专业化程度均较另两类城市高。非正式学习受农民工学习主动性的影响,Logistic回归显示企业培训频次对技能提升主动性发挥正向作用且效果最强,而地方文化设施环境与农民工技能提升的主动性呈现负相关,全国性中心城市尤为明显。     

基于渗透原理的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变化规律研究

根据2015~2016年对西安市区农民工调查和访谈的1 200份问卷为基础,结合渗透原理,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构建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分析城市融入动态变化规律。研究得出：①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具有渗透和排斥规律,其影响因素涉及软差异实力与硬差异实力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渗透力与排斥力相互作用;②该综合作用的阈值决定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的迁移与逗留时间;③理论数据仿真测试表明基于同心圆理论的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Logistic）符合农民工城市融入动态位移特征,对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山东省城市关联网络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和“流空间”理论的对比

基于"中心地"和"流空间"理论,综合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和改进后的引力模型,从城市外向服务可能性的角度,分析山东省城市经济联系强弱,并结合省内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的跨地域布局,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的抽象城市关联。对比探究2000-2009年山东省两类城市关联格局多中心网络化的演化趋势,判别省内四个地区两类城市关联动向,印证了"流空间"理论基础上的城市关联研究,能够克服"中心地"理论对于空间距离和城市属性相对稳定性的过分依赖,客观有效地反映城市关联结构和方向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山东省城市关联结构从"点—线—网"三个维度均表现出多中心演化态势,城市网络关联均衡化趋势显现。(2)城市网络关联日趋紧密,关联结构发育成熟,城市区域内部形成紧密高效的多核心"环形"骨干网络。(3)鲁东、鲁中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向心性消减,鲁南、鲁西北城市经济关联局域内向集中,"抱团取暖"发展成效显著。(4)鲁东半岛企业关联内向集中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湖南“3+5”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湖南"3+5"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外部支撑力6个方面入手,所采用方法为信息熵法。结果表明"3+5"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长沙市以综合得分1.715分居于城市群之首,益阳市为1.410分最低,且"3+5"城市群承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经济承载力是制约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提高的首要因素;资源、环境承载力低下成为城市群共同问题;科技创新与区际交流对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2005年在南京市进行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检查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并分析不同贫困群体的特征及贫困的决定因素。1370个调查案例被分为三种类型:无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农民工家庭。研究采用主观感知和客观测度两种方法分析不同城市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集聚度。城市贫困群体的特征分析集中于其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元素,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权利、住房条件、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研究发现,有失业人员的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有着相似的贫困发生率,后者更遭受多重不利。在贫困决定因素方面,城市家庭的贫困主要取决于不利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歧视相联系,农民工不仅在生活条件上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仍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一带一路”倡议关注与响应的空间格局——基于新浪微博数据的分析

基于新浪微博数据,通过文本挖掘、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从倡议关注与倡议响应两个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倡议关注在省域尺度上呈现"一区两带"的空间格局,在城市尺度上倾斜于东部沿海及中西部城市,尤其是倡议节点和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且关注度总体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2)倡议响应在省域尺度上表现出自西向东梯度减弱趋势,在城市尺度上呈现"两横三纵"的空间格局,与城市化战略格局一致,且城市群核心城市响应积极;(3)倡议关注与响应的匹配程度以陇海铁路为分界表现出区域性特征,沿线及东部沿海的部分城市关注高于响应,而铁路以北的部分城市响应高于关注。结合研究结果,讨论并提出了加强边缘城市参与积极性、优化倡议引导空间结构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伴随日益加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备受关注。通过对广州8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本文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分析移民聚居区与其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表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表现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等3大特征;新移民积极利用聚居区外的社会关系寻求发展机会;移民聚居区的分异度正逐步降低,中国城市内部二元分异的空间格局正逐渐被打破。但是,移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并未完全扭转,新移民并没有融入到本地社区,基于地缘、血缘的"差序格局"仍是他们界定网络成员身份的重要准则。此外,迁移历史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主导因素。未来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融合将表现为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历史过程。     

新型职业农民对城市郊区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中国农业商品化转型的不断发展,传统露天种植模式逐渐被取代,城市郊区大棚面积迅速扩张,出现较为普遍的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与此相随,耕作者也由传统“自给自足”型农民为主逐步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到目前为止,少有研究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在城市郊区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中扮演的角色。论文以南京市为例,基于2018年郊区291份农户问卷调查的一手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微观尺度下新型职业农民对大棚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新型职业农民是影响郊区耕地利用大棚化转型的根本因素,其中外来职业农民大棚化种植的可能性是其他类型农民的4.7倍左右;② 新型职业农民的务农年数和经营规模对大棚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年龄对大棚化转型的作用方向相反;③ 对研究区所有农民而言,销售占比和单位面积耕地农业年度纯利润对大棚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此外,相较于坡地和梯田,平地更加有利于农民大棚化种植。     

属性和网络结构双重视角下农民工流动规律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民工流动与宏观层面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存在关联性,属性与网络关系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这种关联性提供了有力工具。运用114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198个城市官方统计数据构建的网络数据,分别分析了属性因素和个体网络以及城市整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行业类型、打工年限、流出与流入地区域等个体属性因素,以及求职帮助关系人类型、是否有公职人员等个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打工地选择、流动距离和工资收入影响显著。通过分析城市属性与整体网络出度入度、网络相关性、无标度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等因素,得出了农民工流动具有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城市,以远距离流动为代价追求高工资,选择务工城市具有扎堆趋势,聚集在发达城市并非必然获得高工资,向发达地区流动倾向于一步到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降低信息费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关建议。     

基于“3D”框架的江苏省地级市经济地理格局空间演化研究

基于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的距离、密度、整合"3D"视角,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江苏省地级市经济地理空间演化格局,结果表明:1)江苏省各市经济密度和经济整合虽持续发展,但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经济距离优势总体表现显著,但苏中优于苏南、苏南优于苏北。2)2000年以来各市的经济地理空间类型各有不同,苏州、吴锡、南京呈现"3D"类型,连云港、宿迁、徐州呈现"0D"类型,其他城市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针对不同的类型,应采取不同的政策优化经济地理空间格局。3)各市3D综合得分空间上呈显著正相关,即高值与高值地区、低值与低值地区相邻,正极化效应和弱极化效应明显,但随着经济发展聚集程度有所变化,且呈线性下降态势。4)经济整合力度弱、经济空间分割强烈是苏中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而经济距离是苏北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苏中城市将成为经济空间优化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提升苏中各城市的经济密度和整合水平是江苏省经济空间优化的主要方向。     

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以河南省45村为例

基于河南省45村1072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分析和多水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回流农民工的预期购房区位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心地层级对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但影响强度与回流者年龄相关,新生代回流者偏向于较高层级中心地,而第一代回流者则青睐于低层级中心地。整体上,户籍所在地县城为回流农民工预期购房区位的首选区位,其次为地级市主城区和村庄,集镇和省城较少。个体特征、资金积累、成婚是影响预期购房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村庄地理环境对预期购房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回流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县城和城市购房居住预期,未来将是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就地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应当稳定和降低城镇房价,以实现回流农民工真正的城镇融入。     

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医疗行为及其空间特征——以新凤凰村为例

运用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以城中村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医疗行为及空间特征,并探讨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中村的农民工医疗保健水平低,医疗机构的使用率低;在医疗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农民工能动地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医疗需求,形成三种类型的医疗行为模式,即"自力更生"型、"社会资本"依赖型及"经济实力"型。结合医疗机构的空间分布,农民工医疗行为的空间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表现为一个跳跃式五圈层结构。本研究试图为改善农民工的健康行为模式提供科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国内城市保健地理及行为地理的研究。     

城市商娱场所“引力区”空间认知规律研究

城市社会地理学认为城市生活空间质量体现在社区体系与(商娱)场所体系的空间结构方面.商娱场所的空间结构能够揭示城市(除居住以外)生活方式动态一时尚的空间质量.国外学术界已对商娱场所的认知功能与空间结构进行了社会学与地理学的探讨,但缺失对商娱场所形成的各类"存在主义"、"引力区"认知结构研究.从人文主义的城市生活空间观角度,以城市生活质量的社区和场所体系为基础,运用认知"地点理论"方法探讨了城市商娱场所空间引力结构单元一"引力区"的空间认知模式及构成规律.     

基于高层建筑布局的长沙市整体空间形象塑造

高层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城市空间与景观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也给人们带来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以长沙市为例,分析了长沙高层建筑对城市整体空间形象的影响,从城市空间形态、总规层面与控规层面不同视角对高层建筑布局结构优化进行探讨。建构长沙"山、水、洲、城"整体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为"两圈、两带、一点、五廊",并通过城市整体景观视廊的设立、城市眺望系统的形成、城市两带天际线的塑造等思路来构建长沙"山、水、洲、城"城市整体空间形象,为城市规划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分析

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相匹配的城市宏观数据,系统探究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采用IV-Probit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房价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显著且呈倒“U”型,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是稳健的;(2)低房价有利于农民工安居乐业,对其留城意愿有正向影响;而房价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高房价则会增加农民工生活负担,并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减少就业机会,从而使得农民工留城意愿下降;(3)房价对不同技能、收入、流动范围和年龄代际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特征。     

“土地租金剩余”视角下旧厂房改造为创新空间的路径研究——基于广州、深圳对比分析

创新活动正向特大城市集中,按地租理论,市区旧厂房用地将形成土地租金剩余。城市政府通过调整城市更新政策,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旧厂房改造带来的土地租金剩余并向市场供应创新空间。文章以广州、深圳为例,讨论城市政府在财政和土地资源约束下,选择相应旧厂房改造政策管控工具和土地租金剩余的分配方式,形成不同的创新空间供给路径,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深圳由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但新增土地资源严重困乏,在旧厂房的功能转换、开发强度、产权等方面的管控相对较为宽松,大力推进全面改造的“工改工”项目,向市场让渡较多土地租金剩余并供给大量中高成本、高品质的创新空间。广州则在债务及财政压力下,选择通过国有土地旧厂房“工改居”和“工改商”获取较多土地剩余,而市内的村级工业园则在政府严格管控下通过“非正式”更新的方式自行获取租金剩余,并提供大量中低成本及品质的创新空间。对此,建议广州应进一步加强对国有旧厂房及村级工业园等存量工业用地的梳理摸查,结合空间规划与城市功能布局,分类整治,分区引导一批集体旧厂房完善用地、规划、建设、环保等手续,实现“正式”、全面、彻底的功能转换升级,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而深圳则应通过进一步的精细化管控,防止“工改工”项目的房地产化,保障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     

长三角地区城市高端人才的社会空间格局研究

以长三角核心区为例,基于1994—2019年"杰青"、1999—2017年"长江学者"以及1955—2019年"两院院士"获得者名单,通过履历分析法构建共计1 878名人才履历数据库,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城市尺度展现区域内部高端人才社会空间演变规律,探究人才集聚机制。结果表明:(1)高端人才空间分布遵循行政等级秩序,逐渐沿长江连绵化,空间格局从"一主两副"演变为"一带两点"。(2)一线城市"辐散",新一线城市"辐合",且中心集聚度下降,外围集聚度上升。(3)高端人才社会特征分异显著。女性"高端缺席"现象突出、女性比例打破行政等级秩序;两院院士"年轻化",长江学者与杰青"年长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学科领域丰富度最高;高校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最强,空间分布格局与高校分布格局相似。     

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淘宝村2009—2020年数据,运用“增长-消失”率、核密度分析法、冷热点分析、组合分类等方法对中国淘宝村“增长-消失”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淘宝村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以及现阶段的高速扩张期;但“消失/增长”呈现出“先陡再缓后陡”的“折线形”变化态势,表明消失的淘宝村呈现“先增后减再增”的特点。(2)从空间特征来看,利用2014、2016、2018和2020年4个时间断面,发现中国淘宝村的“增长-消失”由“点状”发展成“带状”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扩展;在空间分布、集聚与关联上,2020年淘宝村“增长-消失”分布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北中南（沿海）集聚加深,热点集中冷点偏散”的格局。(3)从生存类型来看,东部地区淘宝村多为增长型,其次为低流动型,有少量地区为衰退型;中西部地区多为增长型以及低流动型,其次为高流动型、衰退型。(4)从影响因素来看,同质化竞争、行业内卷化、商户经营技能、电商转型、市场敏锐程度是导致淘宝村消失的主要原因,期待这一研究结果能为淘宝村在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和政府政策优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