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北京企业对河北直接投资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产业转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基于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亿元以上项目的投资数据,分析历年投资规模、行业特征和区位特征及变化,进一步利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分别探究北京全行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对河北投资区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的投资规模大幅提升,制造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服务业投资占比显著提高,且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呈现升级趋势,对一般性产业的疏解已初步取得成效。② 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投资额分布的层级分化明显,且在各地级市的市区、县域均有分布,呈现广域散布的特征。③ 2010—2015年,北京企业对河北各地级市的投资区位较为集中,但略趋分散,投资份额有从唐山、承德、廊坊向保定、邯郸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核心承载地的投资格局。④ 产业基础、时间距离、政策环境、创新能力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制造业受时间距离、劳动力成本、政策环境的影响,容易形成企业投资的“区位锁定”和“行业锁定”;服务业较高的企业经济效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更能吸引服务业企业投资。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布局特征——以首都机场为例

空港经济对推动城市产业空间调整和城市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首都机场为例,运用Ripley’s K函数及核密度估计法分析机场周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布局均呈现出明显的向心性,其中,物流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向心性最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强度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强度明显高于制造业企业集聚强度,不同行业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距离阈值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集聚模式不同。制造业呈"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物流业呈"小分散、大集聚"模式;金融业呈"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城市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及成熟的产业园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一致性。     

广州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相似性

基于企业微观大数据,从空间相似性的视角,运用核密度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法和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对广州市6个制造行业和5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空间协同关系展开分析,在街镇尺度下从行业层面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城市内部的协同集聚。研究发现：行业集聚中心的空间布局形态显示,广州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具有空间相似性。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相似性最高的区域集中在城市的近郊区与远郊区,在城市中心城区两大产业的空间相似性较低。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相似性最强,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空间相似性最低。产业发展历史、行业的服务功能特性、民营企业的布局弹性等,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相似性的重要因素。     

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随着服务业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途径。以北京为典型案例地,将批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批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批发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批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五环以内,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规模主要集中在0~28 km范围内;② 从空间集聚强度看,集聚峰值出现的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二环内集聚强度有所下降,并在外围形成了3个核心集聚区;③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土地价格、集聚效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批发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价格和集聚效益的影响最大,新企业在区位选择中都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④ 从不同类型批发企业来看,外资批发企业通过检验的影响因素较少,受已有该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且对交通区位条件、创新环境要求更高,但商业基准地价在外资企业区位选择中影响不显著。     

基于OPM模型的 北京制造业区位因子的影响分析

基于北京1996年和2001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等数据,本文采用OPM模型和GIS分析等方法,定量研究了期间北京制造业区位因子特征及其变化。结果表明,北京制造业企业整体呈现出郊区化发展态势,且这一进程仍在继续;各主要区位因子对企业择址影响不尽相同--训练有素的劳动者的分布作用尤为突出;就企业而言,外资企业初期为规避风险倾向于城区,而后期为降低成本倾向于郊区,但规模变量似乎不重要;市场指向性强的行业偏好城区,资源型产业偏好郊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偏好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地"集中的城区;集聚经济推动制造业企业往郊县的工业园区集中;保护生态的政策使得企业更易选择在环境管制较少的地区发展,而交通运输的便利提高了企业城区择址的几率。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的关注重点。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区位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选取风电设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5-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整理了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内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由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设立,并位于投资企业所在城市;外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倾向于布局在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风电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扩展即子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等风力资源丰富和风电场重点建设的地区。在实证部分,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探讨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及其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风力资源禀赋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城市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个数较多;②产业基础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母公司区位选择;③地方政府支持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④风力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方政府支持同时作用时,产业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风电设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汽车制造业企业有关数据,对近10 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和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后,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对汽车制造业具有决定性和先导性影响。针对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单元的新建企业区位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① 中国不存在类似欧美日等国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邻近的空间集中集聚现象;② 零部件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特点显著,不利于产业生产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③ 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地方保护对新建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显著。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低。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域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

北京市域制造业在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生空间格局的变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不断加速,将进一步加剧北京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空间格局的演化。利用2008年和2013年北京市经济普查数据中街道、镇乡的制造业大类的就业数据,从街乡的尺度,分析探讨北京市域内制造业的空间演化特征与趋势。研究显示：2008-2013年北京市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均趋向集聚,增长产业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在引导制造业空间进一步集聚的同时,形成了明晰的空间分异,增长产业更加趋向于在专门化程度更高的地区集聚,就重点街乡来看,北部地区的空间发展趋势将较为稳定,南部地区可能成为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高变动区域。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以杭州市区为例

与基于面状地理数据的研究不同,以微观企业点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从企业地址信息处理,到大量企业之间距离运算和处理,再到集聚参照设定,最后进行产业空间集聚分析的研究过程。以杭州市2013年工商登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类型产业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集聚趋势较为明显,而传统的零售业和制造业在城市空间上没有形成集聚。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对空间集聚趋势的影响表明,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由较小规模企业主导,零售业的集聚由较大规模企业主导,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由中等规模企业主导,制造业的集聚整体上由中小规模企业主导。     

技术机会、行业异质性与大城市创新集聚——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引入技术机会理论,解释大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的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除汽车制造业外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中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开始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扩散,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远郊区。② 行业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主要由技术机会来源差异造成。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源于基础研究、产业间知识溢出、高技术劳动力,往往靠近大学或中心城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像对高技术产业那样显著;对低技术产业来说,技术机会主要源于本产业的技术反馈,创新部门更倾向于分布在郊区的制造业集群中。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