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3层旅游发展层级;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实现了2种模式优势叠加。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进行城乡共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科学评价城乡耦合程度,明确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提炼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3方面入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从治理到城乡治理：国际前沿、发展态势与中国路径

治理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快速城镇化和城乡差距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城乡治理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治理理论,概括治理的要点为开放系统、自组织、权力与权利的交织3个方面。国际研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城市治理增势显著,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兴起。中国在顶层设计上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全面转型,城乡治理逐渐成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键议题。未来中国城乡治理的主要路径在于：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从只注重社会维度、一元化的、城市偏向的治理模式转向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并重,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城乡共治体系;积极开展城乡弱势群体的扶持救助工作。城乡共治将会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主体、多部门的协同工作。     

健康旅游业创新的多主体共演模式

在Saviotti-Metcalfe框架和Gallouj-Weinstein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健康旅游业创新的多主体共演模式,构建健康旅游业创新过程的不同维度,说明不同主体能力和偏好的互动共演的过程。以杭州健康旅游业创新为案例,深入剖析了健康旅游业多参与主体互动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多主体模型纳入了政策制定者作为健康旅游创新过程的重要主体。基于多主体共演模式,解构了健康旅游业创新和不同主体偏好和能力之间的交互的内在机理。旅游企业、医疗健康机构、旅游者之间的合作是健康旅游业实现创新的重要基础,政府是通过与企业间的紧密合作、设计产业政策成为促进健康旅游业创新的积极力量。制度设计在健康旅游业创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乡村类世界遗产地的内涵及旅游利用

作为全人类科研、教育、游览、启智等活动的场所,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如何通过旅游实现遗产保护与利用双赢是遗产地管理的重要问题。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是指凝结了具有世界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民居建筑、乡村聚落、村落布局、土地永续使用方式、产业活动、民间习俗、手工技艺、文化节事等要素的地域综合体。由于各遗产地所体现的主体景观和遗产价值差异,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应包括历史村落型和产业景观型两类。因为兼具世界遗产和乡村地域的共同特征,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旅游资源独特,吸引力强。在梳理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此类遗产地作为旅游资源的特点,并提出旅游利用原则及相应途径。     

发展转型视域下的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研究进展及展望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景观结构、用地结构、城乡关系、消费结构和治理格局等出现了多元分化，同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复兴和振兴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理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化归纳总结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的地域规律，发掘乡村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有助于深化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理论框架。文章围绕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乡村地理学界在研究视角切入上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大量应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乡村空间认知、分化与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学理解释，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分析较为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物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入手，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地理学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体系仍显不足。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尺度上系统研究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空间分化类型与动力机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点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变化与要素重组及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全面采用城乡连续谱空间梯度分析手法，剖析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乡村空间内部多维空间分化与重构治理的学理逻辑，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搭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理论框架。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管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空间治理主体和参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村庄建设管理与空间治理的途径与模式亟待归纳总结。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 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25 年来典型旅游村庄苟各庄村土地用地格局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① 苟各庄村土地利用经历缓慢起步阶段、快速扩展阶段和平稳提升阶段三个时期,实现了从核心到外围,从平面到立体的双重拓展,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② 苟各庄村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过程与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旅游化"过程相伴而生,逐步由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③ 自然地理环境框定了乡村聚落空间拓展的基本格局走向,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村庄功能转化的根本动力,农户行为的理性调整是村庄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因,政府调控是村庄用地维持相对稳定的重要诱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村庄用地格局的变化.④ 村庄用地格局的变化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研究发现乡村用地格局演变伴随着乡村城镇化的过程,呈现出周期性特征,目前苟各庄村已进入以特色旅游城镇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升级阶段.对乡村旅游发展而言,原有用地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要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针对旅游型乡村用地特点和要求,充分考虑现有乡村聚落旅游用地需求,加强乡村用地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并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实现乡村旅游用地模式由传统内生型"人口增长+生活需求"模式驱动,向外向型的"旅游需求+人口增长"驱动模式的转变.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社会网络视角中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村寨的利益关系治理

以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域2个典型的旅游村寨（大鱼塘村和普高老寨）为例，对两村寨利益相关者从网络凝聚性、网络互惠性、网络核心边缘、网络传递性、网络经纪人等5个方面展开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大鱼塘村压力集团内部、压力集团与社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和联系的紧密性不足；2）两村当地政府和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低于整体平均互惠性；3）两村利益网络中边缘结构较核心结构更加明显，这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平衡；4）两村当地政府利益集团传递性相对较低，当地社区传递性最高；5）两村中利益集团间缺少部分协调人、守门人、代理人、联络人等角色。最后提出相应建议：1）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2）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3）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4）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5）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论乡村聚落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

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将转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乡村聚落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环卫、文化、防灾减灾等功能的发展不充分和多维剥夺,是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从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出发。论文在梳理相对贫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着眼于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分析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发生、乡村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以期为2020年后的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① 乡村相对贫困的形成与聚落要素、功能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② 乡村聚落是缓解乡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建立的空间基础,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乡村聚落的要素支撑与空间载体功能;③ 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包括振兴村落产业、优化村落空间组织、强化村落文化认同、建立绿色生态村落、促进村落多功能协同转型、坚持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研究

村庄分类作为乡村地区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的科学手段,是认识和明晰区域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综合考虑地方主观发展意愿,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框架,按照“政策影响?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村庄类型,并以西峰区100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梳理现有政策文件,识别出54个村庄的类型,这部分村庄特征相对显著;其余部分村庄通过“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耦合分析,确定其发展类型;(2)村庄发展潜力与在地发展意愿不完全耦合,其中“高潜力-低意愿”及“低潜力-高意愿”各占39.13%和6.52%;(3)西峰区村庄最终分为就地城镇化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及搬迁撤并类等六种类型,论文据此提出相应的乡村振兴途径及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