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

城乡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如下：① 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多元主体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治理过程;② 通过“举措—效能—目标”体系,构建了刚性与弹性结合、物质空间与空间关系交互、空间权属与空间组织叠加的乡村空间“物质—组织—权属”综合治理分析框架;③ 多级尺度互联互通（区域—村域—地块）的乡村空间治理特征有利于完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④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多种手段并施、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共享,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融合,细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促进乡村善治和生态治理;⑤ 乡村空间治理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和行动策略,构建新型村庄运营模式和组织机制,为落实实用性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创造条件。     

国外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异同及启示

根据国家提出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通过对日本、韩国、德国、荷兰4个国家国土空间规划概念、规划体系、国土空间开发模式、影响规划因素、规划理念、规划机构、保障体系、公众参与等进行分析总结,提出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应以“创新空间开发模式”为核心;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以“编制主体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以“确立阶段性的主攻目标”为原则;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为保障.     

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与编制体系的再思考

国土空间规划是现代国家为应对发展环境变化而对国土空间进行的优化调整。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全球经济短链化和区域化、生产制造智能化和数字化、社会发展低碳化和绿色化、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等趋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产生了系统性的深刻影响。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及时应对：一方面,需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增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发挥专项规划的专业性,提高详细规划的人本性,编制实施跨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不断完善国土空间治理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美丽中国与国土空间规划关系的地理学思考

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愿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求。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统筹涉及空间各类规划的重大部署。美丽中国是国家第二个一百年发展新的引领目标,其内涵不仅是“生态美丽”,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综合的大美丽,美丽中国建设要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的评估指标体系。美丽中国和国土空间规划有着密切联系,美丽中国为国土空间规划指引了重要方向,国土空间规划则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和空间保障。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需要加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点—轴系统、主体功能区划、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新型城镇化、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等深入探讨。本文提出了地理学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路框架,科学分析国土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国土空间相互联系,结合美丽中国目标,谋划国土空间的目标、愿景与路径,鼓励公众参与与开展动态评估,构建智能系统平台等,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提供思路借鉴。     

面向全域全要素的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体系研究

建立科学清晰的传导体系是保障规划治理效力的重要前提。随着全国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改革的推进,空间规划体系雏形初显,明确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内容、管理权限和传导路径,已成为各级政府十分关切的问题。文章基于广州国土空间规划试点的编制实践,针对原有规划体系中指标分解难、控制线管控标准不一、用地管控尺度和精度不一、设施管控缺乏分级等问题,以全域全要素管控为目标,提出了广州建立“四级三类”规划传导体系及实施评估监督的建议,认为一是要在纵向传导上,强化规划编制和“市—区—街道”行政管理体系的衔接,构建“市域—区—单元—地块”4个纵向传导层级,重点围绕“目标战略、底线管控、功能与用地管控、设施管控”4类核心管控内容明确各层级编制内容和深度;二是要在横向传导上,构建专项规划与各层级规划的“联系-反馈”机制,推进专项规划与总体层面规划同步编制,达成管控要求、核心指标等方面的共识,并加强详细规划层面的设施评估反馈,细化详细规划在指标、名录、位置、结构4个方面的传导要求。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破解乡村空间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空间受限、权属关系不明和组织体系不畅等系统性问题,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首要任务。本文从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的视角出发,尝试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在推动乡村空间重构、权属关系重塑和组织体系重建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城乡格局、改善城乡互动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结论如下:物质空间治理可作为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要手段,空间权属治理有助于保障乡村空间不同参与主体的发展权利,空间组织治理可提升乡村空间的组织效率;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人口—土地—产业”转型过程为“深化空间治理—活化乡村空间—优化人地关系—改善城乡格局”的分析思路创造条件;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格局不断演化,城乡互动关系改善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依据。最后,本文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分析框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关系及研究趋势。     

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建与制度环境改革

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急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是新时期建立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在国务院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类规划的编制职能向自然资源部集中,急需探索和建立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制度环境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表明：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依赖于部门的职能整合,二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合与重构,三是依赖于制度环境改革。因此,在机构改革逐步完成的形势下,需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建与制度环境改革两个路径着手,从国家、省域、市县等层面阐述了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建思路,构建五级四类、上下衔接、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确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专业人才培养、规划资质管理、推进立法等几个方面推进制度环境改革。最后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审批程序前置和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确立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定地位与统领作用。结合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出了尽快出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和技术规程、重新调整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时序安排、加强技术队伍建设等若干建议。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不同层级规划间的衔接

有序、高效的空间规划体系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不同空间性规划打架、上下层级规划不衔接的问题突出,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仍处于改革和试点的阶段。回顾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阶段过程,按照空间层级和规划类型,提出适合中国国土面积和区域单元特征的中国特色空间规划体系,结合福建和贵州省空间规划试点案例,梳理空间规划体系中5个层次的衔接内容,包括“三区三线”底图与空间布局总图的衔接、“三区三线”底图与专项分幅总图的衔接、空间布局总图与专项分幅总图的衔接、专项分幅总图与部门专项规划的衔接、上下层级规划之间的相互衔接。同时从数据基础、学科体系、人才培养、规划流程4个方面指出未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应该克服的难点问题和努力方向。     

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特征与规划管控效应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空间自组织是一种潜在的城市发展机制。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发挥自组织机制,有效复合空间规划的管控效应,将对城市空间良性扩展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空间逻辑斯蒂模型,阐释了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机制,定量诠释了城市空间扩展在“面状”空间规划与“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引导下呈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并存的自组织特征。“面状”空间规划体现在区位择优发展、临近建成区拓展等规律,“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不完全预知性。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同模型对研究区全域、城市规划建设区、非城市规划建设区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面状”空间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制性管控作用和“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空间引导作用。因此,为了有效预防规划失效并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增长,应当科学使用、谨慎布局“面状”空间规划,需要构建一套顾及城市空间自组织机制,以自下而上的“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好自上而下的“面状”空间规划强制管制功能与“点线面”相协调的综合管控方案。     

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价值传导与目标演进

基于对国土空间及空间规划内涵的梳理分析,深入剖析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传导关系,探讨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逻辑。研究认为：1）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与国土空间治理指标之间有着严密的价值传导关系,不同层级政府的战略目标和空间治理理念在传递中分化衍变,导致规划指标体系在关注对象、控制性、统筹性等方面的差异;2）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价值传导和指标控制的协同,以及基于战略目标导向和国土空间治理的统筹,成为规划导向落实的重要抓手;3）多规并行时代的规划指标体系构建共识正在打破重组,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指标体系需要认清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对国家战略的逐级落实和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做出响应。     

Assessing participatory GIS for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laiming community forests in Cameroon

This paper critically reviews and analyses participatory GIS (PGIS) and participatory mapping applications within participatory spatial planning for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 is an often implicit assumption that PGIS use is effective, in that it meets content needs, satisfies underlying local stakeholder interests and therefore is a tool for better governanc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looks at participatory spatial planning performance with respect to key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intensit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equity within communities and between 'governed' and 'governing', respect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 rights, ownership,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Specific development focus is given by a case study us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 and PGIS in community forest legitimiz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Tinto, Cameroon. 'Good governance' criteria are applied ex-post to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the geo-information outputs, and the longer-term outcomes of the PGIS processes. Impacts of incorporating PGIS wer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types and degree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access to, and the uses made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outputs met stakeholders' requirements; and the overall changes in equity and empowerment in the community. It was found that PGIS/participatory mapping processes contributed – positively, though not comprehensively – to good governance, by improving dialogue, redistributing resource access and control rights – though not always equitably – legitimizing and using local knowledge, exposing local stakeholders to geospatial analysis, and creating some actor empowerment through training. PGIS promoted empowerment by supporting community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tions, and by enabling land use planning decisions beyond community forestry itself.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国土空间规划:产业空间配置类单幅总图的研制

省级空间规划中的产业空间配置是在“三区三线”划分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域功能、引导地域功能格局优化的必要步骤。在综合考虑方法的创新性和成熟度基础上,对在“三区三线”格局内进行产业空间配置的逻辑架构、技术方法、数据体系等内容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探索性分析,形成了主导产业筛选、产业园区适宜规模识别、重点产业空间识别等流程体系,共同合成了一套用以研制空间规划中的产业空间配置类单幅总图的技术方法。其中,在主导产业筛选体系中综合考虑了产业关联、产业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在产业园区适宜规模识别体系中综合考虑了产业园区级别、园区产业是否切合区域产业发展导向、园区产业发展程度、与各类红线及城镇的空间关系等指标,并从微观企业入手向上总结重点产业空间范围,结合“三区三线”的国土空间适宜性、城镇空间划分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做到了对省级重点产业空间的有效识别和落地。同时,以福建省为案例进行了实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