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内在机理与定量分析

基于城市-区域系统模型,从"三化"的内在机理出发,提出了"三化"协调发展的"三位一体"社会工程系统模式。结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的国家战略要求,分析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通过整体协调评价、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结构三者对比模式、城乡协调度3个方面对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工业化水平提升的空间不足。②城镇化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同期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比重。③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1~2004年间与河南省的城乡协调发展差距较大,到2005年之后城乡协调发展水平才持续平稳上升。     

评《中国“四化”同步发展时空演化格局、形成机理与模式选择研究》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后,党中央更进一步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四化"发展的全过程,提出了"五化"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但"五化"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化"之间、区域之间难以协调等诸多难     

国内外“三化”协调研究进展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方略。探索“三化”协调之路是时代赋予各级政府谋发展的新使命,也是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前行、实现城市-区域综合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评析国内外“三化”研究发现,国外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理论解析,城镇化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机理与格局研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社会现象透视等方面;国内研究一方面侧重“三化”的内涵、互动机理、实现途径、战略形成的理论剖析,另一方面侧重“三化”与城乡一体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分析及“三化”的定量评价。总体而言,“三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视角更加广泛、多元,研究方法渐趋丰富,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但在具体地域研究中,单“化”在“三化”协调中的作用机制、互动方式研究需进一步强化,“三化”的定量评价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三化”的时空演化规律需进一步研究实证,“三化”协调的具体模式和实践途径也需进一步归纳总结。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借鉴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索了浙江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之间协调发展状态的时空演变,并分别分析了四者在"四化"协调发展中的功能大小与方向。结果表明:(1)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浙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高于浙西南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与区域的地势地貌、工农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有关。(2)浙江省"四化"水平均逐渐提高,在研究前期四者发展缓慢,研究后期均发展迅速。"四化"之中的两两相对发展度没有固定的模式,与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基础、主导产业和城市功能等因素有关。(3)定量分析表明,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最大,城镇化作用次之,工业化的作用非常微弱,而信息化则没有发挥作用。(4)浙江省在"四化"协调发展中要重视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挖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理顺信息化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四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与评估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化紧密联系、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也逐年提高,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基本协调.就不同时期而言,先后经历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城镇化快于工业化3个阶段.近年来整体上出现了城镇化速度快于工业化进程的倾向.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发展水平是基本协调的;东北三省有类似过度城镇化的倾向;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的速度均过低,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仍显得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低,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却显得稍慢.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运用HR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每“两化”以及“五化”的协调发展指数,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索“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五化”发展指数中绿色化发展指数最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五化”发展指数上游地区绿色化指数最高,中游地区工业化指数最高,下游地区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最高;“两化”协调发展指数最高为城镇化与信息化,最低为工业化与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指数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产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引擎。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引导着产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施产业生态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有效途径。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空间发展趋势,利用PVAR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三者之间在长期状态下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在短期因果关系很难显现,滞后三期(三年)时,三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产业生态化与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产业生态化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4612,但工业化与城镇化却对产业生态化呈负面影响,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产业生态化将分别降低0.2261、0.2850个百分点。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生态化的解释能力要优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生态化是具备较强的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城镇化的自我积累机制不明显甚至产生减退情况。通过发挥西部地区主导产业的作用,摆脱内部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基础上,实施"绿色生产",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英文）

产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引擎。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引导着产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施产业生态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有效途径。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空间发展趋势,利用PVAR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三者之间在长期状态下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在短期因果关系很难显现,滞后三期(三年)时,三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产业生态化与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产业生态化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4612,但工业化与城镇化却对产业生态化呈负面影响,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产业生态化将分别降低0.2261、0.2850个百分点。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生态化的解释能力要优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生态化是具备较强的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城镇化的自我积累机制不明显甚至产生减退情况。通过发挥西部地区主导产业的作用,摆脱内部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基础上,实施"绿色生产",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年四化协调的前5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人口比重>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年前5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农业地均经济产出>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障碍因子诊断

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3个方面构建“三化”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利用ESDA和GIS技术,揭示2000—2012年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并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找出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提升潜力大;在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集聚分布,热点区沿浙赣线和京九线（江西段）北段成带状集聚,冷点区主要向赣东南地区集聚,鄱阳湖周边地区的冷点区逐渐消失;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表现为地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个方面,地均工业增加值历来是主要的障碍因子。     

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

以黑龙江垦区为例,在对其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国际比较基础之上,从农业生产现代化、物质装备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生活现代化、农业环境保护5个方面,构建了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0年以来的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结果表明,垦区在作物单产、农机装备水平、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和有机作物种植占比等方面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在经营规模、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业等方面差距较大。黑龙江垦区的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稳步提高,以农业生产现代化和农业生活现代化的快速演进为主,其次是物质装备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环境保护水平有所下降,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演变特点。因此提出黑龙江垦区尚处于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攻克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经济欠发达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与对策——以梅州市为例

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均比较差、基础设施较薄弱、缺乏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等原因，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面临难于形成规模大、集约化的龙头企业实体，形成产业的主导产品少，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较低、附加值不高等问题。结合梅州市近年来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探索，提出要充分依托资源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化发展模式；运用市场规律、优化要素配置；积极探索适应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领域体制和政府作用等对策。     

河南省东南边缘地区区域发展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处于河南省边缘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落后，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该区地处黄淮海平原，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便利，农业资源丰富。但是，这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发展水平低，农民增收困难。根据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这一发展思路，文章提出了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培育产业集群和加强城市分工协作的发展途径。     

重庆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业生产经营形式的突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重庆市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农业产业结构及主导产业、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农业产业化模式等方面的现状作了初步分析，并指出重庆市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中存在着龙头企业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市场发育不健全等限制性因素；最后，就重庆市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入WTO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为契机等提出了推进重庆市农业产业化的对策。     

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多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

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各圈层因自然条件、城市化、产业化的不同而承担着不同的生产/非生产性功能。应用农业多功能化推移图谱和产业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北京市农业由近郊平原区到远郊山区的可分成两种演化模式:一是由现代都市型农业向传统农业推移的模式;一是呈扇形推移的农业演化模式。在距中心城市30~40 km范围内,有一个非农产业主导的城乡功能推移的分界区。该区以外,现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其非生产性功能逐渐增强,生态功能更成为中远圈层多种功能的主导。     

中国农业地域分异与现代农业区划方案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农业地域格局取决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要素的综合影响,而且伴随着这些要素的长期变化而产生时空演化和区域分异,由此奠定了综合农业区划的科学基础。本文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战略,剖析了现代农业发展环境的时空转变及其动态特征,建立了农业自然要素与农业地域功能耦合测度指标体系,应用聚类分析和定性评判综合手段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农业区划原则和方法,制定了全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该方案包括15个农业一级区、53个农业二级区,并与1981年农业综合区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揭示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程中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功能、格局动态和发展趋向,为新时期加快各地区现代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促进地理学综合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重要参考。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演变——效率分析视角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北京市县域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动态分异与提升路径

促进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北京都市农业为研究对象,综合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时间变化轨迹刻画和空间分异格局归纳两个视角,解析都市农业影响因素的共栖关系和互动效应,结合地区特点提出合理的提升路径,以期为北京都市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资源环境本底仍是制约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影响具有两面性,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中北京都市农业显现出异常的敏感。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依托资源环境优势,拓展都市农业发展空间;瞄准城市发展需求,提升都市农业产品层次;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创新都市农业服务体系;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掘政策调控潜力,强化都市农业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