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旅游就业认知与意愿的实证研究

运用贵州省马岭河景区周边3个乡镇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旅游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旅游就业的意愿受到其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工时间、务工月收入、对当地旅游发展的认同度、对旅游就业的认知以及旅游地相关就业政策的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就如何通过正确引导和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后续就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中国中部农区农民工多阶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6个村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逐次二元Logistic方法,对农民工空间流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研究,提出并验证农民工多阶流动假说。研究认为,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是一个趋于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务工地逐渐趋于稳定,区位务工时间延长,村落附近的城镇渐成主要务工地选项,流动动因中的主观动因强化,被动动因弱化,逐次流动模型中务工年限、务工地域类型、务工者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耕地面积、村地形、村务工人数比例、村区位等主要因子的显著性程度和方向也发生相应变化。经过多次流动,务工地愈加符合务工者预期。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2015年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项 logistic回归,探讨流动人口在其流动过程中在流出地住房投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较为普遍,以农村建房为主,城镇购房为辅;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时期效应和生命历程特征;个体生命历程是影响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的直接力量,流出地社区环境是外部驱动力,家庭跨地区生计特征则具有“促进”与“阻碍”双重作用。     

河南省农民工务工地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流动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其微观基础是农民工对务工地的选择.基于河南省33个样本村1091位农民工田野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微观个体务工地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区域农民工的流动方向和务工地选择具有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特征,距离决定着社会网络密度和家务管理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工资水平的高低和就业机会的多少,二者成为决定农民工整体流动方向的基本因素.影响农民工务工地选择的显著因子为:务工者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面积、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中,年龄较小者、教育程度较低者、已婚者、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者、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者选择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务工的概率较大,由于地形、交通状况因素的影响,人均耕地面积较大者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务工的概率亦较大,反之亦然.家务管理是务工地选择的重要机制.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现象逐渐显现,流动人口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趋势,大量的流动人口回流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探索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视角。论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建立二分类Logistic模型,对全国跨省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稳定的婚姻状态等;② 跨省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流入地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从流出地来看,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③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到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多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时间、是否为独自流动、家庭月收入、现住房性质、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国内外农民工务工区位研究进展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其直接研究成果较少,相应的理论构建较为薄弱,间接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国内直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务工地选择机制、务工距离分布规律、务工地城镇类型选择、务工地选择影响因素等领域。国外的间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区位、移民空间结构等永久性迁移领域,而对非永久性迁移的研究较少。今后应加强对务工区位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区域典型案例的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在方法上应加强模型分析和量化分析,这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民工的统计工作。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耦合机理

通过山区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关系分析,可以揭示山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和机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山区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小农经济变迁驱动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在阐述土地利用转型及小农经济变迁内涵和特征基础上,结合实证探讨二者间的耦合机理,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参考。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相互影响,耦合演进。②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重点体现在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林地三类用地上。③ 中国小农经济已发生四次变迁,而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在第四次中表现较为明显,其阶段特征主要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土地流转频繁,土地规模经营趋势增强。④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引发耕地空间形态及功能转型,山区耕地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⑤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及农户生计策略非农化转变促使农户对宅基地结构及功能的需求发生变化;闲置废弃宅基地综合整治可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⑥ 通过云南省砚山县耕地利用转型案例剖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机理。     

南京市住房困难人群职住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反映,也是评判城市空间合理性的重要准则。新就业大学生(取得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工作未满3 a,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于2016年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166元/月,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和中低收入人群(南京户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74元/月,人均住房面积不大于20 m ²)等住房困难人群,普遍面临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职住关系也呈现出特殊性。论文基于南京市这3类住房困难人群的873份问卷数据,采用两步聚类法对通勤流向模式进行划分,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的影响因素,并以南京鼓楼区为案例解析住房困难人群的职住关系。结果表明：新就业大学生通勤流向主要为内部通勤,通勤时间最短,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和工作单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通勤方式机动化程度最低,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工作单位和性别显著影响;中低收入人群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职住分离程度最高,职住关系主要受到住房类型的显著影响。以鼓楼区为例,论文进一步发现新就业大学生以交通条件为导向、外来务工人员以工作地为导向和中低收入人群以居住地为导向的职住关系。     

就业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就业者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研究——以北京上地地区为例

个体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反映了其对城市空间利用的时空需求,是衡量社会服务、公共资源配置的新维度。基于个体行为分析郊区就业者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有利于透视郊区就业者的空间需求以及就业郊区化带来的城市空间变革。利用2012年北京市活动出行调查数据,选取居住在北京郊区且在上地地区(郊区)工作的203个就业者样本,从非汇总角度对该群体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进行描述分析,揭示郊区就业者日常活动的时空需求。研究结果发现,郊区就业者在休息日的活动呈现较强的时间碎片化与空间分散性特征;郊区就业者对中心城区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很大一部分休闲购物活动需要前往中心城区发生,同时郊区大型商业设施也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郊区就业者,郊区功能趋向复合化;郊区就业空间职能较为单一,公共和商业设施供给不足,利用率较低,需进一步完善。     

西方劳工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与新古典工业区位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论将工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和抽象劳动力不同,劳工地理学将工人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研究工人如何按照自身的意愿创造有助于自身生存和再生产的空间。这种劳工认识论的转变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界产生了极大和持续的反响,促使劳工地理学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概念体系的经济地理子学科。本文梳理了近20年西方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围绕工人能动性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以及它与空间、尺度、地方、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最后基于劳工地理学前沿问题的分析,认为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下工人能动性的构成、经济地理影响与形成的地域条件,并探索有助于社会升级的制度安排。开展劳工地理研究有助于拓展经济地理学的劳动力研究范畴,对认识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时期面临的劳资矛盾和探索共享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禁牧政策对库布齐沙漠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

作为草原地区涉及面最广、农牧民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项生态政策,禁牧政策对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基于参与式农户评估法及累积Logit回归模型等对禁牧政策作用下库布齐沙漠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禁牧后农户的耕地和草地利用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耕地总面积平均增加0.83 hm²,饲草种植面积平均增加0.25 hm²,羊只数量平均减少39.44只,舍饲程度得到提高;（2）政策因子、户主特征因子、家庭特征因子、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意识因子是影响农户土地利用行为转变的主要因素,各个因子对不同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3）季节休牧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大,全年禁牧对农户草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大。结合研究结果对禁牧政策的改进提出了相关建议。     

Marxism, Sarcasm, Ethnography: Geographical Fieldnotes from South India

This paper addresses questions of ethnography in geographic fieldwork through research conducted on globalisation and work in Tiruppur, an industrial boomtown in South India.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iruppur town in western Tamilnad State became India's centrepiece in the export of garments made of knitted cloth. This industrial boom has been organised through networks of small firms integrated through intricate subcontracting arrangements controlled by local capital of Gounders from modest agrarian and working‐class origins. In effect, the whole town works like a decentralised factory for the global economy, but with local capital of peasant‐worker origins at the helm. My research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 trajectories linking agrarian and industrial work,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histories are used in the present. In these uses of the past in remaking self and place, I interrogate the self‐presentations of Tiruppur's entrepreneurs, as these “self‐made men” hinge their retrospective narratives of class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success on their propensity to “toil”. This paper explores questions of ethnographic method emerging from a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 in which globalisation has worked by turning “toil” into capital.     

Race,Gender, and Constrained Work Trips in Buffalo,NY, 1990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women's short commut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constrained or convenient work trips by examining how race, gender, travel mode, occupation, residential location, workplace location, and Inc.ome affect commuting time. The analysis is restricted to a sample of European Ame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residing in Buffalo, New York,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y using data drawn from the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s of the 1990 U.S. census. Given the pervasive gender wage gap, women unsurprisingly have more compromised (short commutes to low-Inc.ome jobs) work trips than do m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mong those who reverse commute to suburban locations, African American women have the longest work trips.     

Race,Gender, and Constrained Work Trips in Buffalo,NY, 1990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women's short commut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constrained or convenient work trips by examining how race, gender, travel mode, occupation, residential location, workplace location, and Inc.ome affect commuting time. The analysis is restricted to a sample of European Ame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residing in Buffalo, New York,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y using data drawn from the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s of the 1990 U.S. census. Given the pervasive gender wage gap, women unsurprisingly have more compromised (short commutes to low-Inc.ome jobs) work trips than do m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mong those who reverse commute to suburban locations, African American women have the longest work tr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