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若干思考

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发展几个新特点基础上,阐释了未来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趋势,提出了推进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文章指出,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正呈现规模扩张和个性消费同步提升,“旅游强国”特质开始显现;跨界、跨行业企业集团逐步主导产业发展,并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旅游产业地位日渐凸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释放,旅游服务开始引领“中国服务”建立;“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全面渗入,逐步拓展旅游业发展版图;“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导入,全面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六大特征。与之相对应,全面融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整体崛起,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异军突起,生态文化功能区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产业“网络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新常态下区域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重点包括：以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业协同发展;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为突破口,形成区域旅游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以全面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形成内外源结合联动发展;以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区域旅游治理模式;以跨界渗透和兼并重组为突破口,培育区域化和国际化旅游市场主体;以综合旅游风险防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居民对此类型的城镇化的影响感知有其独特性。本文选取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为案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与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海南省旅游业规模经济及其制约因素分析

根据海南省旅游业产出函数的产出弹性分析,海南省旅游业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旅游业规模经济的主要源泉是技术的外部性和货币的外部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海南省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海南省旅游业具有较大的制约作用,人民币贬值对旅游业发展具有"J曲线效应",世界经济对海南省旅游业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海南省要努力打造旅游品牌,酿造旅游文化,精心设计并不断提升海南旅游业的国际旅游形象,打造旅游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青藏高原旅游城镇化测度研究

旅游业驱动的城镇化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建设特殊路径之一,然而如何对其量化尚不明晰。本文基于网络POI数据构建县域尺度旅游带动城镇就业人口数据集,系统测算和分析了青藏高原旅游城镇化水平和贡献程度,揭示其总体特征、空间格局,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剖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26个县级单元的旅游城镇化水平较高,数量占比12.15%,影响力达到46.45%;19个县级单元的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贡献作用显著,数量占比8.88%,贡献度达到35.43%。(2)青藏高原县域旅游城镇化率及贡献度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不均衡空间格局,符合“祁吉线”空间分布规律,并且与旅游吸引物、旅游廊道、旅游发展片区的空间重叠度高。(3)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贡献力处于主导地位。(4)县域旅游城镇化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发展类型,不同类型具有差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5)县域旅游城镇化空间分异与自然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研究结果可以为青藏高原旅游业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     

旅游小城镇利益主体适应性问题分析——以宏村镇、汤口镇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利益主体适应旅游发展的问题与矛盾影响着社会和谐度。通过问卷调查,运用探索性分析和方差分析对农民、个体经营户、旅游从业人员和政府机关人员适应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适应性问题主要分为3个方面即“经济获益和区域发展”、“经济成本提高和社会环境恶化”和“旅游参与意愿”,相较于其他方面而言,“经济成本提高和社会环境恶化”存在的问题更突出;利益主体在适应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指向及其追求程度、面临问题存在差异性,同时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亦有主次之分。     

1992- 2005 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省际差异

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的基本指标。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对1992-2005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TTFP)以及旅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研究,分析TTFP变化与旅游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各省旅游增长方式的演化过程与变化趋势,得出了以下结论:①中国旅游业属于典型的(劳动)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劳动力要素投入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3.69%;②旅游业年均技术进步速度(TTFP)为2.91%,技术进步速度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③旅游业技术进步是旅游业增长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旅游吸引物在空间上的"不可移动性"和不发达地区的"飞地旅游"性质决定了旅游业的技术扩散方式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产业,它既不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地理位置也不具有对应性;④中国各省旅游业增长方式与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并且差异正在逐年扩大,技术进步速度(TTFP)差异是导致各省旅游发展水平分化的原因,如果各省TTFP差异继续扩大,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各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强旅游业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对于推动中国旅游业技术进步和增长质量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     

1982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对第三产业的关联带动性分析

中国旅游业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和波及效应。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采用1982-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弹性系数分析法,系统分析了旅游业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及各部门的关联带动性。研究发现：①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看,旅游业发展与第三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入境旅游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国内旅游与第三产业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业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入境旅游对第三产业增长的带动性要高于国内旅游。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具有某种相互推动作用。②从弹性分析看,入境旅游对第三产业及各部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090079、1.024949、1.047349、1.110070、1.044185、1.139565和1.177425;国内旅游对第三产及各部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789943、0.744285、0.759301、0.806053、0.755764、0.826966和0.855732,入境旅游对第三产业及各部门增长的贡献度高于国内旅游的,这可能与长期重视入境旅游发展的政策有关。     

整合性乡村更新实践及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以德国韦亚恩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大战略,深度改革的总抓手,与之密切相关的乡村更新成为热点并向高级阶段发展。从德国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策略与代表性案例韦亚恩实践出发,就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由来、内涵界定、策略实施以及城乡的双向驱动发展进行了理论及实践总结。研究表明,韦亚恩整合性乡村更新发展策略有：凝聚共同的发展愿景,高度的公众参与,专业帮助和网络的合作,土地管理的有效运作,乡村阻滞城市向郊区的蔓延,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于中国都市乡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得出以下启示：“乡愁”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根基,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公众实质性参与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基础,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凝聚力;人才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关键要素,保障了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宜居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理想目标,引领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取向;高效服务是整合性乡村更新的有力保障,倒逼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突破。整合性乡村更新提升了社区建设品质,夯实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基点。     

广东省东西两翼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通过对广东省各地区旅游发展相关指标的分析,发现东西两翼旅游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开发两翼旅游资源非常必要。对两翼旅游资源进行了评述分析:旅游资源丰富,品位高;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和优势;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与相邻地区市场竞争激烈。并提出了两翼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业发展的建议:塑造鲜明的旅游形象;建设区域性的旅游中心城市;与珠三角协同发展;通过合作推进旅游资源的整合与优化。认为在政府的规划协调下,两翼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推动两翼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翼齐飞和广东各地区全面均衡发展有重要作用。     

近30年来中国旅游业经济影响力研究

采用中国1978-2006年旅游统计面板数据,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中国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发现其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大,与第三、二产业的关联度较小;运用旅游收入依存度、旅游需求收入弹性、旅游就业容量等指标,测算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果,发现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但仍不够突出。建议从调整产业结构、政策扶持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中国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力。     

开发旅游资源 振兴郑州经济

文中阐述了如何开发郑州旅游资源,振兴经济等一系列问题.首先分析了发展旅游业的优越条件、潜力及开发利用;其次论述了郑州旅游资源的组合与区域划分;最后讨论了如何重视旅游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一些旅游纪念品等问题;以便为了更经济有效地发展郑州市的旅游业.     

基于因子分析的广西旅游区划

引入因子分析法,围绕旅游业发展现状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两大因素,选取了2010年广西统计年鉴中反映旅游业发展水平的11个主要旅游经济指标,运用SPSS软件对这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广西14个地级城市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并结合各地级城市GDP的排名情况,验证广西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旅游区划的定位决策。广西旅游区划的因子分析显示：以桂林市为“旅游龙头”的提法不全面;以南宁、桂林、梧州、北海为四大“旅游集散地”的提法中,梧州不符合实际;“三大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提法中,“红水河流域”不符合实际;“两条旅游发展带、七大旅游发展区”的划分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基于“旅游业-GDP”维度的广西旅游区划分析显示,14个地级城市可以分为4类：旅游业和GDP均发展较好的城市,包括南宁市、桂林市、柳州市和百色市;旅游业发展较好而经济较落后的城市,包括河池市和北海市;旅游业和GDP发展均较为落后的城市,包括贺州市、防城港市、崇左市、来宾市和钦州市;旅游业发展较落后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包括贵港市、梧州市和玉林市。桂林市和南宁市作为广西旅游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应根据市场定位的不同形成“南北旅游双引擎”,旨在引领和带动全区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而GDP与旅游业存在正向关系的广西旅游区划应该是有重点、分层次地合理布局才能遵循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② 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③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以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兴起和行为变迁是乡村转型的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推进农村居民消费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地区为例,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研究表明:1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2经济、文化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且经济和文化可能存在"拐点"效应,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内在心理因素,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3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心理、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城镇化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研究尝试挖掘中国特色的旅游研究问题,并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

归纳案例地为摆脱贫困适应时代需要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三个转向”（产业转向、管理转向、空间转向）解析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总结旅游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及路径,为理解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渠道和中坚力量;② 武陵源区主导产业由林业转向旅游业这一过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动力基础;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景区游,城区住”的格局加速了武陵源区乡村振兴的步伐;③ 武陵源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小镇发育壮大→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之实践模式;④ 加快推进旅游业态创新,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乡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富足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房地产业对新型城镇化通径分析——以海南省五指山市为例

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测度,采用通径分析法研究五指山市房地产各指标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程度。结果表明:2009—2014年五指山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状态,始终处于中级与良好状态;2014年新型城镇化各指标发展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人口与土地始终是制约五指山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商品房销售均价、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经济适用房总计划投资额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依次减小,新开工房屋面积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呈负相关,但影响作用程度较微弱。     

长三角地区旅游业能源消耗的CO2排放测度研究

旅游业与气候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低碳旅游是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响应,也是低碳经济的延伸,将会给全球旅游业带来深远影响。但目前国内大部分有关低碳旅游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阶段,尤其是旅游业碳排放的测度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在深入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能源消耗平衡表为依据,借鉴"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概念,构建出符合我国目前统计口径的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范围,对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旅游业碳排放进行测度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目前在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续攀升,并与旅游业总收入成正相关。其中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在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占主导地位,而旅游餐饮、住宿和购物过程中的碳排放也不容忽视。旅游收入增长与旅游低碳化发展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迫切需要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基于面板数据的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及优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依据2000~2012年山东省17个地市的GDP和旅游总收入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山东省17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地市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① 山东省东中西三大地域板块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现象明显,东部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旅游业发展已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青岛和烟台的旅游总收入和经济增长已经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② 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旅游总收入增长的Granger因,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了保障和助推的双重作用,特别是东营和枣庄已经成为山东省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③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旅游总收入之间尚未形成协整关系。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山东省旅游业均衡、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