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时空扩散特征与影响因素

采用各省份卫健委每日通报疫情数据,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2020年1月21日至6月30日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内地的时空扩散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可划分为4个阶段,空间上呈现出圈层结构特征;具有显著正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格局相对稳定。(2)城市群内是疫情扩散的主要场所,但变异系数在快速下降。累计确诊病例与城市群发育度具有正相关性。城市群内累计确诊病例的空间分布模式划分为弱中心城市群、弱单中心城市群、强单中心城市群、强多中心城市群4种类型。(3)城市群内累计确诊病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联系强度、对外经济贸易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医生数对     

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12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分析了2003—2018年中国12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群的空间体系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借助城际投资联系数据,分析了各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实证检验了城市网络联系度对城市群空间体系集聚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8年城市群空间体系总体呈均衡化发展趋势,且不同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差异明显,按发育程度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联系紧密-结构均衡-强中心带动型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弱中心带动-相对开放型城市网络,结构均衡但联系相对较弱型城市网络,以及联系相对较弱且结构极化型城市网络。实证结果证实了城市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连通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城市群空间体系的极化水平,城市网络联系带来的外部性有助于避免城市群空间体系的过度极化及由此带来的集聚负外部性,实现更加均衡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但城市网络联系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的作用依赖于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城市网络结构的极化对城市群空间体系均衡化发展存在抑制作用。     

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式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通过实证中原城市群不同空间的集聚-碎化程度、经济集聚力和交通网络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影响,剖析长期以来中原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特征,提出了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式空间发展的模式。研究结果显示,中原城市群基本处于持续均质发展状态,其发展符合中心地理论K值原则;核心增长极弱核牵引,节点城市发展程度差异不大,节点在区域以发达道路交通交织成网,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式空间发展模式成为一种必然。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阶段、空间扩张特征及动力机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采用阈值法、位序规模法则、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2002—2017年中国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空间扩张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国家级城市群发展阶段分为由初级到高级的趋向集聚、集聚加速、集聚衰减、趋向分散4个阶段,趋向集聚和集聚加速阶段的城市群空间扩张多为中心城市引领,全域夜间灯光均值增速较快,处于开发建设热潮;集聚衰减和趋向分散阶段的城市群空间扩张多为外围城市引领,全域夜间灯光均值较高,土地整体开发强度较高。不同阶段城市群空间扩张的动力机制有所异同,资源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均是4个阶段的主要动力,区位条件和人口增长是趋向集聚阶段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工业发展是集聚加速和集聚衰减阶段的主要动力,文教水平是趋向分散阶段的主要动力。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环渤海地区城市密集区的空间识别与集聚特征

在探讨城市密集区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以环渤海地区118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空间识别确定了6个城市密集区范围;利用城市GDP和人口数据,借助Theil系数、城市基尼系数和首位城市集聚度等方法,从空间差异、集聚程度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城市密集区的集聚特征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以城市等级和社会经济数据为筛选标准确定了北京、天津等7个中心城市、38个标准市和77个其他城市;(2)以2 h通行时间确定了以京津、石家庄、沈阳、大连、济南和青岛为核心的城市密集区范围;(3)Theil系数表明环渤海地区整体差异较小,其中城市密集区区内差异大于区际,内部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超过91%;(4)集聚类型划分中,京津地区属于强单中心,沈阳、大连和青岛地区属于弱单中心,济南和石家庄地区被归入弱多中心类型;(5)京津城市密集区强大的集聚效应破坏了"石家庄—黄骅"的双核结构链,重新构建了区域的经济结构格局。     

基于分县尺度的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分布简

选取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系统预测了2020年和2030年中国分县人口规模,定量分析了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布局、各地区人口增减变化以及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变化。研究认为：①2020-2030年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增加,但增减变化在0.1%~0.3%之间;②2010-2020年中国有1641个分县单元人口将仍呈增加趋势,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都在全国3/4水平,人口增加仍是主要特征;2020-2030年中国人口增加的分县单元将大幅减少到598个,人口减少地区占地规模和相应人口将占3/5以上,人口减少成为普遍现象。③中国21个城市群地区人口总量将由2010年的7.81亿增加到2020年的8.68亿和2030年的9.17亿,相应的人口集聚度也将由2010年的1.99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2.17和2030年的2.33,城市群地区人口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在逐步提高,人口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是人地系统耦合状态和水平的重要表征。以黄河流域八省区为实证区域,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Super-SBM模型对地市尺度2006—2016年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构建计量模型,从全流域和上中下游等不同尺度,考察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提升态势,空间上呈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格局,山东整体最高,河南提升较快,甘肃整体最低;下游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工业生态效率整体更优。② 工业生态效率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由高-高集聚类型演化为高-高、低-低两种局域集聚类型。2006年高-高集聚类型分布在陕晋蒙交界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2016年高-高集聚类型分布于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陕西南部,低-低集聚类型集中分布在山西、甘肃。③ 经济发展水平、工业集聚强度、科技投入、经济外向度、环境规制和经济密度对工业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与中上游相比,下游地区工业集聚强度的影响偏弱,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更强。④ 提高黄河流域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工业集聚强度、科技投入和经济外向度,加强环境规制。但要根据上中下游实际采取差异化措施,中上游地区因生态环境脆弱,应将清洁产业的集聚作为发展方向,提升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支持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强化环境规制的约束。     

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与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成果分配、资源环境、民生福利7个维度刻画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从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两个维度刻画经济增长数量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协调水平上,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协调度较低,且呈下降趋势;② 协调度空间格局上,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增长速度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且保持相对稳定,但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规模的协调度空间格局差异较大;③ 协调类型上,“数量滞后”型呈零星分布,“规模滞后”型向中西部集聚,“速度滞后”型向东北拓展,“质量滞后”型表现出多样性特征;④ 经济增长质量与规模、速度的协调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特征;⑤ 相互协调机理分析发现,民生福利、经济发展潜力、人均GDP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⑥ 针对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群应分别采取相应举措以助力中国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东盟自贸区城市群空间经济关联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视角

从城市群的角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空间经济联系进行研究,首先从度、入度、出度3个角度对自贸区内的44个城市建立网络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对网络图进行中心度分析,判断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基于核心-边缘理论对自贸区内44个城市划分。最后利用派系过滤算法对城市网络图进行社团结构分析,利用K-plex算法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自贸区内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核心城市群与边缘城市群圈层明显;同时中国在自贸区内扮演着重要角色,带动国家经济关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资源要素的需求量大增,城市和区域间对要素的争夺不断加剧,强化自身要素集聚能力成为各城市和区域面临的紧迫挑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20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综合集聚能力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在全国处于第四极地位;城市群内城际要素集聚能力差异在波动中保持平衡;科技创新、金融、对外开放等要素更趋向于集聚分布。② 1995-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形成了以武汉、长沙、南昌等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其要素集聚格局仍处于初级的中心城市极化发展阶段,一体化的要素集聚组合体尚未形成。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较为分散,首位城市武汉在整个城市群的要素集聚首位度较低;要素集聚重心跃迁路径沿“西北—东南”整体走向进行往复迁徙;各类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分异显著,大部分要素集聚格局呈中心城市指向特征。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中原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空间关联研究

从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角度出发,计算了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吸引力的分维数和空间结构的关联维数,分析了其分形结构特征;从空间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威尔逊模型、空间关联模型对中原城市群的空间联系进行研究,计算了各城市的交通吸引强度、人口吸引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的全局Moran I指数、局部G*统计分析各城市的空间关联程度、发展趋势和空间要素在各城市的集聚特征.研究得出中原城市群目前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关联特征,对中原城市群进行内部资源整合、调整空间结构、提高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跨区域纠纷案件网络空间结构特征

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跨区域纠纷案件的空间地理分布特征。借助GIS等分析工具,对跨区域纠纷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纠纷案件网络呈现出“一轴、两心、多组团”的“钻石型”网络结构,形成了“核心-次中心-边缘”层级明显的区域网络结构,局部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网络格局;②区域纠纷案件网络主要类型有：单中心网络结构、双中心网络结构、多中心网络结构;③主要城市群间的纠纷案件的关联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洲城市群、长三角洲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京津翼城市群,纠纷案件关联度越强,跨区域的法律纠纷事件发生越频繁;④纠纷案件的网络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纠纷案件被行政区分割、发达城市群法律纠纷行为外溢、产生法律纠纷行为向中心城市集聚等特征。     

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山东半岛城市群动力机制与经济竞争力提升互动影响研究

城市群是未来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城市群形成发育的过程,也是城市群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基于城市群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构建指标体系,探讨山东半岛城市群内在驱动力和外显经济竞争力的变动轨迹,并运用相关分析、GDP增长贡献度分析等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分工协作、城镇化、交通网络化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着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地位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济青双核处于弱核带动状态;促进制造业集聚和加快一体化进程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竞争力的两个关键性环节。     

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分析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范围,以250 m×250 m网格为基本单元,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与流动特征。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人口集聚中心,且人口分布呈现非均匀放射状、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人口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周边递减;北京、天津和石家庄是人口流动网络的主要中心,其人口流量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群范围内的县际人口流动增长迅速,各区县的职住空间不平衡也比较突出。     

中国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动态特征

认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特征、扩张质量及景观生态效应等综合信息将有助于城市群空间高质量发展规划与决策。选取10个不同发育等级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城市用地扩张强度指数、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差异指数、景观扩张指数、景观格局指数,分析1990—2015年期间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景观生态效应,并构建人口、经济与城市用地协同发展指数,据此分析城市用地扩张中“人—地”关系协同程度。结果表明：① 1990—2015年,各个城市群城市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建成区的范围不断扩大,扩张强度呈现“上升—下降”的趋势;在2010年之前成熟型城市群的扩张强度最高,2010年之后培育型城市群成为扩张强度最高的类型。②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总体上呈现不均衡布局的趋势,高速扩张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从全国视角来看,东部高于中、西、东北部,整体城市群快速扩张的中心由东向西移动。③ 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模式表现出边缘式和飞地式两种空间扩张模式并存,不同发育等级之间具有明显差异性,成熟型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其他两种类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初具雏形或尚未形成。④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吞没”了郊区和农村地区,破碎化程度、形状的复杂程度较高,景观格局表现出不稳定。⑤ 城市群“人口—土地”协同程度逐步增强,“经济—土地”协同程度整体较高,整体上表现出城市用地扩张质量有所提升。新时期城市群城市用地应严格控制扩张规模,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促进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均衡发展,为城市群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