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的经验借鉴

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聚焦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积广,致贫原因复杂,同时面临环境退化、生态脆弱等严峻问题,扶贫、减贫难度非常大。本文以美国阿巴拉契亚、日本北海道两个典型地区为案例,分析国外对集中连片落后地区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措施和成效,总结可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借鉴的经验,并从构建合作框架、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加大扶贫力度、导入绿色产业、重视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程度比较研究——基于综合发展指数计算的视角

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1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2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3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     

产业扶贫视角下村域空间贫困陷阱识别与策略分析——以湘西保靖县为例

从产业扶贫视角出发,选择湖南省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为研究案例区,构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事业5个维度的村域的空间贫困陷阱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测度村域产业扶贫面临的空间贫困陷阱,利用核密度方法分析5个维度上空间贫困陷阱密集影响区域,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村域产业扶贫的综合空间贫困陷阱地图,提出对应的发展策略,为实现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精准帮扶提供科学依据。     

海南省农村多维贫困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贫困具有多维属性,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和背景从多维视角定义贫困已成为贫困问题研究的共识。依据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框架,拓展精准扶贫的“两不愁,三保障”识别标准,建立了涵盖教育、健康、居住、生活和收入指标的海南省农户多维贫困评估指标体系,基于海南省70个乡镇、134个贫困村3924户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临界值法评估了农户及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分析了村域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显示,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率达18.22%,多维贫困程度严重的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不一定高,“两不愁、三保障”及收入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低。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主要表现为较差的资产状况、不清洁的炊事燃料、较高的家庭成员患病率和较低的家庭成员最高学历。GWR模型分析表明,作为多维贫困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力占比和抚养比4个变量估计系数的空间分异明显。总体上,女性户主和低学历户主为主的地区倾向于更易发生多维贫困,二者的影响分别表现为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有所增强。女性劳动力占比为负向影响,抚养比为正向影响,呈现出自北向南增强的趋势,体现了海南贫困地区劳动力弱、女性相对更勤劳等典型地域特征。     

秦巴特困连片区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关系

以秦巴特困连片区为例,利用遥感定量测量的方法对研究区生态系统功能和效益价值进行了评估,从自然、社会、经济三方面构建适合于特困连片区县域间进行对比的经济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研究区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秦巴特困连片区大部分县市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存在较高的耦合度,具体表现为生态资产较低的地区,其经济贫困程度越高,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协调程度以及发展的综合水平越低,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为共生关系;进而得出应该将生态资产管理纳入地区扶贫大格局中的结论。最后,从退耕还林、生态移民、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城镇建设四个方面对特困连片区加强生态资产管理促进经济脱贫展开了讨论。     

喀斯特山区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盘州市为例

厘清喀斯特山区贫困人口空间分布及贫困机理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基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本4个维度指标测算了盘州市村域多维贫困,并结合GIS技术分析了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31.65%的行政村处于多维贫困状态,主要集中分布在盘州市的北部、东部以及零星分布在西部和南部。(2)多维贫困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各维度上均未处于冷点区的盘州市北部的乌蒙镇、坪地彝族乡、柏果镇、普古彝族苗族乡以及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和竹海镇东南部。(3)4个行政村在各维度上均处于贫困,53个行政村在其中3个维度处于贫困,贫困维度的热点区集中在盘州市北部的乌蒙镇与坪地彝族乡交界处、柏果镇、鸡场坪镇北部、淤泥乡北部、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东部以及竹海镇东南部。(4)根据盘州市实际情况,将各行政村的脆弱维度组合划分为自然条件缺乏型、经济基础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自然经济兼缺型、自然人力兼缺型、经济人力兼缺型、自然经济人力兼缺型和发展友好型8类,并提出相应的脱贫建议。通过对村域多维贫困定量测度和空间异质性研究,明晰了多维贫困的测度方法及其空间分异规律,这对区域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探讨

区域发展差距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反映了区域发展差距研究从单要素、单指标走向多要素、多指标综合测度的发展趋势。本文在进行区域发展差距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类型划分,以及阐述构建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发展差距构成要素进行甄别、归类和属性特征分析,筛选、构建和设计出了以衡量民生质量为导向的区域发展差距宏观和微观测度指标体系。宏观测度指标体系由3个综合指标、18个要素指标和54个属性指标构成;微观测度指标体系由3个综合指标、14个要素指标和70个属性指标构成。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及调控路径研究

贫困是当今世界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问题的研究对于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湖南省51个贫困县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人口结构、居住条件、收入状况与家庭支出4个方面构建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乡村贫困空间分异特征、影响因素、类型划分、调控路径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湖南省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以轻度贫困和一般贫困为主,比较贫困所占比例较少,比较贫困主要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包括怀化与湘西地区。② 湖南省乡村贫困是区域自然条件和外部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结果,乡村贫困与县均海拔、自然灾害发生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产业结构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正相关关系,与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和人均耕地面积呈负相关关系。③ 基于乡村贫困的测度结果对湖南省51个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驱动型、多因素综合型3个大类和P因素主导型、P-E因素驱动型、P-H-E因素综合型等14个小类,并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职业能力培训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对不同类型贫困县提出相应的脱贫措施。     

基于GIS和BP神经网络的区域农村贫困空间模拟分析——一种区域贫困程度测度新方法

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测定方式不完善及缺乏地理视角的现状,选取四川省36个国家级扶贫县为实证对象,构建自然社会经济全面耦合的农村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分析区域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致贫指数和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表征区域农村贫困程度的区域扶贫压力指数——一种新的区域农村贫困测度方法,为国家扶贫政策文件《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关于财政扶贫资金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分配提供实践基础。     

基于BP模型和Ward法的北京市平谷区乡村地域功能评价与分区

构建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借助BP神经网络模型揭示平谷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运用Ward法划分功能区,服务于平谷区乡村转型发展和功能区布局。结果表明：① 在多项功能综合作用下,平谷区基本形成了“平原地区生产功能较强、镇中心及周边村域生活功能明显、山地区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功能分布格局。② 基于评价结果和空间属性,平谷区划分为西部平原生产区、东部山地生态生产区、中部平原城市生活区、中部近郊平原生活区、东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山地生态区。其中,西部平原生产区、中部平原城市生活区、北部山地生态区是平谷三生空间功能发展的优势区域,分布相对集中。按照“强功能重优化、中等功能重提升、弱功能重改善”的原则提升乡村地域功能,促进地区均衡发展。     

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

贫困包括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两者均具有多维属性。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度贫困地区是区域多维贫困的集中表现,是当前和未来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本文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界定了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的概念,并探究了区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法。据此,以中国334个深度贫困县为研究对象,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技术刻画了中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区域多维贫困是贫困地域系统发展演化过程中“人”“地”“业”三个核心要素耦合失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特定地域在生态环境劣势、经济劣势、社会福利劣势上的综合表现,包括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3个维度。② 深度贫困地区最“深”的地方在青藏高原,最“深”的短板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从单一维度的贫困指数来看,深度贫困地区的福利贫困指数（WPI）>经济贫困指数（EPI）>生态贫困指数（NPI）,三者平均值分别为2.77、2.66、1.89,贫困人口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短缺是深度贫困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从多维贫困指数来看,青藏高原是区域多维贫困指数（RMP）的高集聚区或热点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福利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③ 区域多维贫困指数能较好地揭示特定区域的贫困状况。在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区域劣势突出的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在空间上高度重叠。     

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减贫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

减贫成效评估是近年来国际减贫战略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也是中国未来扩展减贫深度、提高减贫质量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构建涵盖经济、人口、社会和绿色4个维度12项指标的减贫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与模糊集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域减贫成效状况,引入空间自相关理论解析长江经济带减贫成效的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整体减贫成效显著,区域间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上游地区市域减贫提升潜力较大;② 研究期内市域Moran's I均大于0且逐年上升,市域减贫成效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逐年增强;③ 研究期内减贫成效指数的LISA值存在区域差异,上、中游地区局域空间自相关较为显著,尤其在集中连片贫困区呈现“连块集聚”的关联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减贫,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干旱风沙区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运用A-F法测度多维贫困,结合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干旱风沙区进行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系统剖析。结果表明:① 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为14.73%,住房、教育和发展维度贡献率分别高达32.25%,23.94%,15.98%,收入已不再是主要致贫维度;② 村域多维贫困表现出集中连片性和地域差异性,南部山区为热点区域,北部扬黄灌区和塬区为冷点区域;③ 深度贫困地区影响MPI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为村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④ 农村多维贫困呈现出自然环境限制农户发展,地理区位影响群体福利,资源丰度约束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机制。为了缓解区域多维贫困,亟需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融合发展。     

基于村域视角的脱贫成效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贫困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起点和动力来源。本研究从经济建设成效、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效、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成效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经济建设与生活保障脱贫成效指数差异较小,“高、较高、一般成效”区域相间分布,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业保障脱贫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新晃县出列村综合脱贫成效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与地形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征。③ 新晃县综合脱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为患有大病及长期慢性病的脱贫人数占比、行政村距县城距离、年龄结构、户均收入高于县平均收入户数占比、劳动力状况等。村域发展基础与村域自然要素是影响脱贫成效的基础本底因素,村域人口结构是影响村域脱贫成效空间分异的关键主导因素,而村域发展潜力是巩固脱贫成效的持续推动力。     

中国贫困村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面向当前国家瞄准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战略需求,基于“十二五”期间全国贫困村“整村推进”项目村数据,构建村级多维贫困综合测度模型,并利用加权核密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等,从不同尺度、不同视角系统测度并分析了研究区贫困村的相对贫困特征。结果表明：① 贫困程度上,“十二五”期间贫困村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省级、县级尺度下贫困深度与当地经济、区位、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相关;② 空间分布上,全国贫困村分布呈现出东部和西北部稀疏、中部和西南部密集的“夹层”形空间异质性格局,同时存在多个不同量级、呈“星点”式分布的贫困核心;③ 中国贫困村的多维贫困存在较强的全局空间依赖性,局部呈现为高—高区与低—低区集中式分布、高—低区与低—高区离散夹杂式分布,且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格局。     

中国村域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贫困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本文以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村域贫困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3年底中国精准扶贫识别的12.4万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新时期中国贫困村的空间地理格局,定量探测了贫困村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了村域贫困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贫困化与地理致贫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空间上两者的作用路径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总体上,可从自然和人文2类要素和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来综合识别村域致贫因子。地理环境在贫困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经济要素是重要的致贫因子,社会要素具有贫困放大效应。② 贫困村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全国贫困村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和地势三级阶梯所形成的基础地理格局具有高度一致性,村域贫困化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和坡度分异特征,在空间上有1个一级核心区、5个二级核心区、7个三级核心区。③ 地形、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交通条件和公共服务是中国村域贫困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省际间各因子驱动大小差异明显。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双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     

甘肃省县域农村贫困的空间演化分析

贫困地区的空间识别是精准扶贫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马尔科夫链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984~2015年86个县（市、区）域农村贫困指数差异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县域农村贫困指数差异总体下降，并表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阶段性特征，演化过程趋于稳定；同时，甘肃省农村贫困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呈现出集中分布和稳定性特征。其中，河西走廊地区和兰州地区的部分县域农村贫困程度较低，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且集聚范围不断延伸；定西市、陇南市、甘南州、临夏州等地区县域农村贫困程度较深，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现象，但集聚范围在不断缩小，且显现出碎片化特征。     

县域空间贫困的地理识别研究——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空间贫困研究是对多维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新空间贫困度量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和提高农村扶贫质量的关键。本文借鉴国际空间贫困研究的基本理论思想,总结出了空间贫困三维结构分析框架,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以宁夏泾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开展了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研究发现：① 不同自然地理区SPI排序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均值1.571）>剥蚀构造丘陵区（均值-0.199）>侵蚀构造石山区（均值-0.334）,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减贫重点区域,其中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C₂₅、C₁₆）>经济劣势（C₅）>位置劣势（C₂₀）>政治劣势（C₈）;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₃~C₂₅）>政治劣势（C₈）;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₁~C₂₅）。② 不同民族村SPI排序为汉族村（均值1.484）>回族村（均值1.262）>回汉混居村（均值-1.033）,表明县域尺度上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由于距离最近市场远（C₁₇）形成的经济劣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C₂₃）和农作物特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小（C₂₄）形成的生态劣势。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主要差异在于汉族村人居环境差和灾损率高形成的生态劣势,以及贷款不足（C₅）导致的经济劣势突出,回族村主要因文化知识素质较低（C₁₂、C₁₃）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高而形成经济劣势,回汉混居村因汉族和回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扶贫资源配置困难,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率最低（C₈）,反映该类村空间贫困的政治劣势最为显著。③ 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差异。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SPI均值分别为0.526、2.557和1.644,表明该类型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C₅）;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约为0.321和-1.934,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C₂、C₆、C₇）和生态劣势（C₁₆）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为1.031、-0.029和-0.842,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和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₅）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     

基于多源数据的环京津贫困带县域产业承接潜力测度及分区优化

识别区域产业承接潜力及优化承接潜力区格局是实现产业转移承接的重要前提。以环京津贫困带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生态承载力、产业吸引力、产业支撑力、产业发展力与产业选择力5个维度,构建贫困带产业承接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测度产业承接潜力水平,采用标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与空间聚类法实现环京津贫困带产业承接潜力的分区优化。结果表明:1)环京津贫困带县域产业承接潜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高水平单元主要位于“京津”以及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市辖区周边;低水平单元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坝上高原和燕山—太行山脉。2)结合环京津贫困带发展规划及策略,将环京津贫困带划分为产业适度转移区、产业重点转移区和产业优先转移区,依据各类型区特点提出产业承接转移导向,科学定位不同县域产业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