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分析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地带性特征不明显;特大、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省会城市、直辖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分别以较低、中等水平为主,其余城市多数为中等水平;城市社会融合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以峰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减和以低值为中心向外圈层递增的特征.②随机森林模型的拟合度和回归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更高,能够更好地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③个人教育水平、家属是否随同、流入城市经济结构、流动人口的户口类型、流入城市公共设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依次为六大重要影响因子,它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呈现复杂性和非线性.④需要根据影响因子在不同阈值内的作用方式,有针对性地对流动人口及流入城市进行管理和调控.     

南京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因子生态分析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城市因子生态分析手段,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南京城市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加以分析。结果表明影响2000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因子有外来人口因子、农业人口因子、城市住宅因子、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因子和城市失业人口因子五个;将2000年南京城市社会区划分为六个主要类型。南京城市社会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三圈层"结构:城市本地户口居民集中分布的老城区、在老城区渐进蔓延基础上形成的中间圈层、城市远郊区为主的外围圈层;圈层内部的城市社会区空间分布以"圈层＋扇形"的复合结构为主。     

地理尺度下广州市职业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广州市从业人员的空间分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尺度回归曲线和宏微观尺度比率研究社会空间分异的五个维度的尺度变化特征,结合等值线分布图分析从业人员在宏微观尺度中的空间分异模式。研究表明,空间分异中均匀性、集中性和集群性维度受尺度变化影响较大,向心性和接触性维度受尺度变化影响较小。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空间分布呈双峰结构,主要分布在中心圈层,集中性、向心性较高,接触性、集群性和均匀性维度较低;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空间分布呈单核心多次中心结构,主核心位于中心城区,集中性、向心性、均匀性较高,接触性和集群性较低;商业服务业人员空间分布呈双主峰结构,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北部城区,空间分异五维度均较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空间分布呈火山口结构,人口集中分布在中间圈层,接触性、集中性、集群性较高,均匀性、向心性较低;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呈盆地状结构,主要分布在最外圈层,除接触性维度较高外其他维度均较低。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和2005—2019年人口变化数据,判定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对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探索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作用。结果表明：① 空间上,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以长白山、三江平原、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等地区为代表的“陆上边缘”地区;时间上,收缩中心呈现出明显向北移动的态势,与之相对的扩张中心呈现出向南移动的态势,并且收缩城市进一步集聚;② 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多元线性回归与随机森林回归结果都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收缩城市形成起了主要作用;③ 随机森林回归的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高,其结果显示人均GDP对收缩强度的影响程度最大,随后依次为失业率、科学教育事业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且这4个影响因素中仅失业率对收缩起促进作用,其余3个影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抑制收缩城市的形成。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整体水平并不高;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而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低,但内陆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较好的中小城市也已经形成了一批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高值区。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到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双重力量的影响,流入城市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其中,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核心要素,对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流动人口过于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特征和较高的家庭财富与收入对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通过构建社区出行低碳指数（CTLCI）模型,对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的空间格局及其差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的影响因素以及其间关系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由中心城区向外逐渐递增,呈明显的圈层结构。内圈层的社区出行低碳指数内部差异最小,中间过渡圈层的最大。社区人口密度对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的影响以正向作用为主,公共交通供给水平和路网密集程度对社区出行低碳指数的影响以负向作用为主,且它们的影响作用具有空间异质性。具体指出了在不同地域空间内社区人口密度、公共交通供给水平和路网密集程度对社区出行低碳指数在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的差异,为减少广州城市交通碳排放、针对不同空间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和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餐饮业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以厦门市餐饮业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以街道为研究单位分析了厦门市餐饮业的空间格局.结果发现,厦门市的餐饮业分布岛内岛外差异显著,以厦门岛为核心呈现圈层式发展,岛内从城市中心向外递减,各街道内餐饮业主要以组团式集聚和带状分布相结合的方式出现.综合考虑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密度、交通便捷程度、城市空间格局等与餐饮业分布有关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餐饮业的空间分布与城镇住宅面积、商业服务用地关联度最高;城市的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和城中村住宅面积与餐饮业的发展呈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互联网时代城市隐形消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以长沙市为例

解析城市隐形消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子是推动城市线上线下商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促进城市商业的健康发展。文章以长沙市为例,以POI数据、高德开放平台商业信息数据为基础,在识别城市隐形消费空间的基础上,采用Getis-Ord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对互联网不同渗透程度的隐形消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长沙市隐形消费空间以体验型服务消费为主;2）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一主一副一带多中心”的结构形态;3）互联网渗透的隐形消费空间呈现流空间分布特征,向地块内部渗透,朝建筑内部纵向扩散,形成弱区位而非“无区位”的场所演化。其与非互联网渗透的传统隐形消费空间相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及较弱空间依赖性,其倾向聚集于商业氛围成熟、道路交通便利、租金性价比高、住宅区集中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