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体检视角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机制与路径

首先探索了城市体检治理的新模式,明确了涵盖“市?区?镇街?社区”不同尺度行政主体纵向传导、横向联动的规范化城市体检组织模式。其次,基于“指标设计?征求意见?指标筛选?指标确认”4个步骤完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收集的标准化、模块化工作思路。再次,城市体检的指标评价应坚持多维度、差异性、定量定性相结合等原则,以六维分析法为基础对城市问题进行识别与诊断。另外,城市体检的公众参与过程需要充分体现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城市政府需要搭建市民深度参与的常态化、共治型治理平台,各部门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协同式、全周期系统治理,最终推动建立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中国城市体检评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城市体检评估是中国城市新发展阶段下,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创新,是推进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系统化、精准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工作方式,也是建设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抓手。从地理学的系统性思维、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城市规划关于密度与空间的匹配以及城市宜居性等视角分析了城市体检评估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城市体检评估的基本导则。在此基础上对体检评估的指标设计、数据采集、评估分析方法和整体技术流程进行了系统的构建。得出结论：城市体检评估必须建立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形成综合和系统评价体系、科学数据采集手段、分析和模拟方法、诊断和反馈机制等全流程的体检评估机制,全面推进中国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多源数据在城市体检中的有机融合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多源数据是当前信息时代下进行城市研究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也是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重点研究方向。城市体检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新命题,多源数据在城市体检中的有机融合与科学应用对城市问题的深入剖析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究中至关重要。从梳理主观和客观两类数据在现有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出发,结合了2019年、2020年全国城市体检和2018年、2019年、2020年北京城市体检实践工作,探讨了多源数据在城市体检不同空间尺度、不同时间尺度和不同体检维度的应用,辨析了不同数据间的优劣势,提出了多源数据有机融合的方式,并以“城市停车问题”进行案例分析。以期为城市体检中数据应用方式的改进方向提出建议,为城市体检的研究发展提供思路。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体征诊断指数构建与计算——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多源大数据,构建了整合城市活动-移动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城市运行系统、城市环境系统4个系统的城市体征诊断指数体系。该指数体系分解为底力、动力、压力、活力4个维度,具有4个层次和12个时空间尺度。底力指数表征土地、人口等空间单元基本属性,用以把握区域总体特征;动力指数通过企业发展状况、环境质量等反映了空间单元的发展状态;压力指数用以监测城市系统运行状况,起到风险评判与预警的作用;活力指数以活动和流的时空特征进行活动动态展现,反映空间单元的真实活力。最后以2016年4月6日为例,计算和展示了上海各街道的综合和各维度体征诊断指数,说明了体征诊断指数的可应用性和指数计算结果的稳健性。城市体征诊断指数可以辅助于城市网格化管理、压力预警等治理需求。     

基于多源数据的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识别与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POI、手机信令、百度建筑等开源数据和传统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全方位、全时态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功能等级和服娱腹地,并从空间形态和功能联系视角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最后从政策制度、外资投入、产业经济、土地要素和交通设施等因素探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1）运用多源数据综合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有效、准确且实用,东莞中心体系已初步具有“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双重空间特征;2）规划对于东莞城市中心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发育情况距规划均有一定差距;3）东莞城市中心体系是政府力与市场力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单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土地投放和设施建设,也与资本投入和产业转移息息相关。     

多源数据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与网络结构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微观企业和交通大数据,从规模和网络2个方面及“城市节点-发展轴线-空间格局”3个维度,分析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二者关系。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体系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规模等级趋于均衡,形成了以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为主导的发展轴线和“Ψ”型空间格局。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成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可划分为低水平低速耦合、中水平高速耦合和高水平低速耦合3个阶段。     

国内外大城市体检与规划实施评估的比较研究

伦敦、纽约、东京等国外大城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规划实施评估体系,能够为完善中国城市体检评估制度提供参考。城市体检与规划实施评估是对城市发展中阶段性问题的响应,也是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产物。城市体检评估已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的新模式以及进行规划动态维护的重要依据。受社会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大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实施前协商-数据采集-分析论证-问题诊断-实施后反馈”评估框架。从评估指标体系来看,中国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以宏观经济社会指标为主,伦敦等国外大城市还会对新建项目、新增设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从评估方法来看,大数据与智能化数字平台的发展有力增强了评估的精准度和科学性,国外大城市在社区微观层面评估和多元主体参与协作方面进行了较多探索。基于此,提出以下优化中国城市体检评估体系的对策建议,包括动态优化指标体系、挖掘利用多源城市数据、加强多层级评估的协调、完善常态化保障机制。     

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体检评估探索

在梳理国内外城市规划评估体检实践与研究进展、总结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体检评估的框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遴选指标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进行体检评估。体检评估结果表明：① 北京的全国政治中心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展现出大国首都形象;② 北京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与世界知名城市存在差距,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③ 虽然国际交往环境及配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北京的国际组织规模影响力与大国首都地位不匹配,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不强;④ 尽管北京已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对高质量发展支撑能力待增强。未来,北京应当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提升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扩大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在世界的影响力。北京城市体检应重视城市定位体检、加强各参与方的交流合作、拓宽体检评价的国际视野、动态调整体检评价指标、探索高频时空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     

大数据与小数据结合：信息时代城市研究方法探讨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并带来了传统城市研究方法的变革。但是,其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学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传统小数据的应用角色。但是,传统小数据并没有失去其应用价值,相反,以城市与居民行为活动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必要充分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并探讨适宜的方法论与方法框架,从而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和居民需求。提出“物质空间与活动空间结合”、“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挖掘结合”的3个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大样本空间发展评价+空间差异与联系发现+小样本影响因素探究”、“小样本模型构建+影响因素发现+大样本验证及挖掘”、“微观活动分析+活动空间界定+影响因素探究”3种方法框架,且分析了这些框架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未来的城市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社会满意度调查在城市体检与评估中的应用

回顾满意度的概念内涵,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进展基础上,总结了北京城市体检及住建部城市体检工作中满意度调查的实施方案和主要分析结论,梳理了社会满意度调查的特征。研究表明,主观满意度数据相比客观数据更为鲜活,能够准确反映不同群体对城市发展的价值判断与意愿,体现居民的关注点,在分析中与人群属性链接可以深挖不同人群的主要诉求,并且根据体检评估对象情况,灵活设置指标和确定优劣等级,易于发现水平差异和问题短板。未来城市体检中应建立常态化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机制,注重与客观数据、市民热线数据等多源数据的融合,主客观相互印证来指导城市规划及管理,从而提升城市建设精细化水平。     

地理学视角下城市复杂性研究综述——基于近20年文献回顾

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复杂的开放人地地域系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论文以2000—2020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源,构建一套定量分析与定性认知相结合的文献分析判读体系,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概念内涵、研究主题、技术方法等方面综述城市复杂性研究成果并开展讨论。过去20 a来,中国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逐渐从单尺度的格局、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向于多尺度下复杂交互过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城市设施网络、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经济活动以及城市空间治理4个主要主题,在数据方法上逐步转向于空间技术及社会计算支持下的全景式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撑的多维场景化分析。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周期信息采集能力,加深对城市生态经济体系的综合测度及监控,增强跨区域发展机制影响下的城市流空间研究。     

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思考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自然资源部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整合空间规划、保障空间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在借鉴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上,按照适应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基础、适应未来空间开发和空间治理变化的需求,提出构建层层传导的空间规划体系确保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得以落实;提出在微观尺度空间规划进行空间开发权与土地利用权的分配,作为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律依据,保障地方多样化、灵活化的发展;通过构建“宏观政策性/指导性规划—中观衔接性规划—微观实施性规划”的空间规划体系,为国家建立和完善空间规划体系、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Entrepreneurial cit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in Shanghai Expo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brought about by Shanghai Expo. The focus is on how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trategically makes use of this mega-event program to proactively implement two entrepreneurial spatial policies, namel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population decentralization. Specifically, it cri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omnipotent government’s policies in terms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and residential resettlement leading up to the Shanghai Expo. Shanghai’s entrepreneurial city building, at the metropolitan level, has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negotiations involved in relocating enterprises were tougher when they took place within the state system, as compared to thos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oreign or private sectors.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groups remained excluded from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or resettlement, and there was a downscaling of governance, which contributed to improved efficiency of the resettlement work.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was key to the restructuring and entrepreneurial city building, engaging, on the one hand, in negotiations on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t the leve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obilizing, on the other hand, lower-ti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deliver the resettlement pl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Shanghai depends essentially on the way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policy and tha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is significant to attaining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从治理到城乡治理：国际前沿、发展态势与中国路径

治理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快速城镇化和城乡差距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城乡治理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治理理论,概括治理的要点为开放系统、自组织、权力与权利的交织3个方面。国际研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城市治理增势显著,乡村治理研究开始兴起。中国在顶层设计上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全面转型,城乡治理逐渐成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键议题。未来中国城乡治理的主要路径在于：从权力导向转向权利导向;从只注重社会维度、一元化的、城市偏向的治理模式转向生态环境与社会治理并重,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城乡共治体系;积极开展城乡弱势群体的扶持救助工作。城乡共治将会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需要进行多学科、多主体、多部门的协同工作。     

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价值传导与目标演进

基于对国土空间及空间规划内涵的梳理分析,深入剖析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传导关系,探讨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构建逻辑。研究认为：1）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与国土空间治理指标之间有着严密的价值传导关系,不同层级政府的战略目标和空间治理理念在传递中分化衍变,导致规划指标体系在关注对象、控制性、统筹性等方面的差异;2）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价值传导和指标控制的协同,以及基于战略目标导向和国土空间治理的统筹,成为规划导向落实的重要抓手;3）多规并行时代的规划指标体系构建共识正在打破重组,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指标体系需要认清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对国家战略的逐级落实和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做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