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分析中国335个地级单元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流动人口的个体因素、流入地区的社会因素和流动因素3个方面分析对医保参保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空间格局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格局,高参保率地区主要沿陇海铁路线分布,低参保率地区聚集于东北三省和新疆地市。(2)地级单元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整体呈现空间集聚形态;参保率热点区以中原城市群为核心,冷点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地区。(3)工资水平、户口性质、单位性质、职业类型、从业结构、医疗资源和流入地区对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影响显著,但对不同地区医保参保率的影响度存在明显差异。     

渐进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国城市转型测度的空间分异

以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3年的劳动力、企业等制度指标,采用空间插值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制度转型水平及其效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空间上,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总体上在2003~2013年都表现为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衰减模式。时间上,制度转型及其引发的效应整体上表现为逐步强化,其中,制度转型效应表现为由2003年的“零星分布”向2008年“线状蔓延”进而向2013年“面状拓展”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相关区域,其制度转型结果与效应大致呈现为圈层结构模式。③ 中西部地区（除成渝城市群外）的制度转型结果及其效应高值中心大都为单个城市。④ 制度转型对城市转型效应影响显著,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强。     

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绿色生产效率评价是评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可行性的重要途径。基于“人地协调”理念和“过程+格局”思维,建立了衡量绿色生产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市、区)近10年的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结合ArcGIS、Geoda软件,对中国2005-2014绿色生产效率差异以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呈现从“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转变的时序特征;②2005-2014年中国四大地区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率三级阶梯空间格局特征;④中国各省(市、区)绿色生产效率值与相邻地区存在相似性,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⑤经济发展基础和差别化的资源环境区域政策是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含金量时空分异格局

利用ESDA-GIS、空间变异函数、重心迁移与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对2001年和2011年全国3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GDP含金量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单元GDP含金量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北方>南方>中部的趋势,具有全局正相关关系。10 a间,GDP含金量的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黄河以北和长江以南区域的含金量显著减小,而东部沿海和西部沿边地带的含金量显著扩大;GDP含金量的冷点区大幅扩张而热点区大幅收缩。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来源、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初次分配结构是影响GDP含金量的主要因素。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时空格局——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探析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对区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加明确的实际指导意义。基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对近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地级单元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揭示,借助象限图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识别,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关系分布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部沿海地区、内陆省会城市及资源富集型的北方边境沿线部分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及中原传统农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低。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两个年份二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684和0.741。② 地级尺度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城镇化滞后型、基本协调型和超前型并存。省域内部地级单元二者关系的分布模式具有相似性,即省会城市通常城镇化超前,省内边缘城市多城镇化滞后。③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二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弱化。两个年份,东北地区是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超前型集中分布区,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有所弱化,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态势渐趋增强,北方边境沿线资源富集型地级单元由城镇化超前型演变为城镇化滞后型。④ 中国地级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类型区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滞后-滞后”型和“超前-超前”型地级单元合占研究单元总数的73%,且二者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障碍因子诊断

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3个方面构建“三化”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利用ESDA和GIS技术,揭示2000—2012年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并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找出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提升潜力大;在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集聚分布,热点区沿浙赣线和京九线（江西段）北段成带状集聚,冷点区主要向赣东南地区集聚,鄱阳湖周边地区的冷点区逐渐消失;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表现为地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个方面,地均工业增加值历来是主要的障碍因子。     

中国耕地压力的空间分异及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基于342个地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342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利用耕地压力指数、GDI指数、空间自相关、平均增长指数等方法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格局与过程;在粮食生产因素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压力状况逐渐减轻,但空间分异程度扩大、空间集聚趋势增强;(2)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总体稳定、局部变化,南北分化趋势显著;(3)耕地质量是决定中国耕地压力的基础性因素,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超过了粮食生产投入因素。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湖北省耕地压力时空演变特征

借助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定量测算了1999—2011年湖北省17个行政单元的耕地压力指数并分析了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999—2011年湖北省耕地压力呈弱倒"U"型,根据耕地压力指数的时序变化可将17个单元分为持续拉升区、和缓保持区、平稳下降区;1999—2011年的Moran’s I值表明湖北省耕地压力具有较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2001年Moran’s I值最高,2005年Moran’s I值最低;2011年17个单元的局部自相关指数表明湖北省各行政单元的耕地压力在空间上也具有一定的集聚或分异特征,尤其是以武汉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湖北省耕地压力的热点(高峰)地区。研究结果对制定湖北省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地兼顾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地级区域创新产出的时空模式研究——基于ESDA的实证

以341个地级层面区域作为空间观测单元,以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衡量指标,对中国1997~2009年期间地级区域创新产出的时空特征进行了ESDA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区域创新产出的地域性特征显著,首先表现为全局上的地理集聚和地带间的巨大差异;但不同于省级空间尺度下地带内部区域创新显著的极化特征,地级空间尺度区域创新却呈现多样化的局部空间依赖模式。整体上,创新产出在地级空间尺度上自然形成2个显著的空间集群,即东部沿海的H-H集群和西部内陆的L-L集群。东部H-H集群在考察期内由东北和华北地区逐渐向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转移,西部L-L集群的空间发展则相对稳定;H-L型集群和L-H型集群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东中西邻接地区,创新的空间过渡特征明显。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经历了“空间分散化”向“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租赁住房发展高值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北京、厦门等经济发达城市更加靠拢；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强，而不同时期的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热点区分布有所变迁；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住宅价格、租售比、外来人口比例、常住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例、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是影响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而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变化主要与常住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人均住房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比例等因素有关。     

中国耕地压力的空间分异及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基于342个地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以342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利用耕地压力指数、GDI指数、空间自相关、平均增长指数等方法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格局与过程;在粮食生产因素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压力状况逐渐减轻,但空间分异程度扩大、空间集聚趋势增强;(2)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总体稳定、局部变化,南北分化趋势显著;(3)耕地质量是决定中国耕地压力的基础性因素,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超过了粮食生产投入因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研究

以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创新活动数据,综合考察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首先,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包络分析方法,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个维度对城市工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然后,以聚类分析划分了3类工业创新效率城市,总结工业创新效率模式的空间特征,并分析了影响空间格局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呈现东强西弱,阶梯状减弱的总体空间格局,工业创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空间特征并不重合;全国尺度上,工业创新效率城市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黑河-腾冲”线的分布基本一致,区域尺度上,城市间呈现“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工业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受到工业发展基础与工业创新能力影响,提高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关键在于提升工业创新中人力资本要素和优化工业创新投入规模。     

中国地域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在城市人居环境—经济发展系统中,城市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着本底基础,城市经济是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构建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如下:地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指数整体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不高;协调指数级别差异显著,呈自然状态分布;协调度指数呈现明显地带性差异,且地带之间差距有缩小趋势;协调指数较高的地市呈现以点状高度集中分布的极化格局.协调度指数和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且时空差异显著.协调度指数与相邻地级行政单元经济发展之间在区域上呈现宏观尺度的高度空间关联.     

基于GWR模型的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驱动机理

遵循“以人文本”的绿色发展理念,综合考虑水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综合选取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科技四大因素共19个指标,测度2000—2016年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并对其驱动机理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各因素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存在着空间差异,且随着时间而变化;总体来看,产业结构、工农业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入和科技转化率等因素对中国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人均水资源量、人口规模和污染物排放等因素的增加则限制了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高;就其空间差异而言,水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因素对西部地区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而产业结构、用水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程度东部大于西部。研究结果对于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各地区发展的水资源政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演变——效率分析视角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