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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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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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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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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优化发展的关键要素特征及其功能升级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城市群优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人口的转移及质量提升、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深化。本文基于产业、人口、创新三大关键要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以城市群发展关键要素功能升级的理论为依据,选取产业集群水平、人口流动情况、科创支撑力等代表性指标,采用定量测度、统计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关键要素的功能现状及存在问题:产业层面,服务型经济集聚特征显现,但产业集群高级化程度不够;人口层面,大湾区具有较强的人口吸引力,但人才集聚性、高端化及国际化程度偏低;创新层面,大湾区具备一定的科创基础与活力,但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针对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高端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培育、人才集聚功能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等关键要素功能升级路径,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优化发展,以及提升大湾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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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是科研实力、技术分布、发展潜力的表征。洞悉科技创新人才分布规律,从而科学制定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密度、聚集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下:①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发展迅速,从约43万人增长到114万余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② 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密度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单位人口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7倍,单位面积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190倍;江门、肇庆等地科技创新人才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③ 深圳、东莞、广州有相对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聚集能力,而惠州、江门、肇庆聚集能力相对为弱。“十三五”期间,深圳、东莞、香港、珠海的聚集能力增强,澳门、中山、广州、佛山科技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有所下降。④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特征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不强,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各城市未有效联动形成合力。⑤ 城市生活基础保障的提升、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大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工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影响科技创新人才的分布特征。因此,结合国内外先进的理念做法,提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分布格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的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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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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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之所以讲"与时俱进",是因为,协同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或者说大珠三角城市群)并非一个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人文地理学者围绕粤港澳区域合作、区域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揭示了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区域协同模式。"前店后厂"作为标志性的模式,深入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协同发展的内涵,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然而近20年来随着合作模式的全方位推进,今天已很难找到一个词语能够如此全面、准确地表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特征。相比过去,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机制更加复杂,领域更加多元,模式也更加丰富。政治尺度上的特殊性以及制度上的独特性,在赋予其独特的区域研究价值的同时,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同(一体化)理论提供了营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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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虹鸥 林初昇 何深静 黄耿志 叶玉瑶 刘承良 罗彦 杨宇 刘合林 潘峰华 朱晟君 李裕瑞 胡志丁 杨振山 周霞 吴旗韬 杨忍 孙伟 马海涛 梁育填 王丰龙 安宁 袁振杰 郭炎 席广亮 胡晓辉 林强 刘逸 黄洁 《热带地理》2023,(8):1453-1478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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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①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② 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③ 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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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金融生态的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地以及经济活力较高的区域之一,在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09—2018年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公共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持续增大,市场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制度日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受到政府科技投入、金融效率、高新技术发展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但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最后,研究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服务部门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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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技术创新活动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合作。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知识)异质性视角,使用包括申请人地址和专利分类号的200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运用分布拟合、技术空间可视化和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特征及其路径演化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类别呈现幂律分布,集中在电通信及计算等少数技术类别,存在马太效应,技术的路径依赖较强。技术创新的跨产业“产品—零部件/软件—新产品(新产业)”和产业链上游“产品—零部件—基础材料”的关联拓展带动了区域的产业升级。②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深圳在专注核心技术的同时,进行相关多样化;广州从其强势的医学转向电通信及计算技术,进行非相关多样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趋于同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对比现有文献,论文提出技术创新路径受到所在区域技术创新特征的强烈影响,当前全球—地方(城市)视角研究需要加入区域尺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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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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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总被引:5,自引:3,他引:2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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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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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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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2013年9、10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因而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新的区域概念提出,具有强烈的政治地理内涵。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实用学科的发展思维,而应置于较为宏观的政治地理视野中进行讨论。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对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话题的关注,本文从3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阐释和思考:①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种尺度提升的空间管治思维。面对湾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多尺度、多元的城市(区域)竞合现状,设计通过尺度转换的方式处理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非常有效;②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讲,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挑战。运用恰当的文化策略解决(尤其是来自香港的)认同危机对于凝聚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向心力意义重大;③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讲,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审视非常重要。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