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五分量模型的云南文化旅游线路评价体系研究——以滇南段茶马古道为例（英文）

文化旅游线路可以"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为手段展示和保护文化旅游遗产遗存。构建文化旅游线路评价体系,并对现有和潜在的文化旅游线路进行评价、打分及等级划分,是保护线路上遗产遗存、历史文化的关键,是激励线路上各业态积极参与,标准化、品牌化、持续化发展的重点。云南文化旅游线路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发展基础良好,但线路上的旅游开发、文化开展活动却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管理。因此,对云南文化旅游线路地方实践中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问题诊断和现状改善等进行研究,指导云南文化旅游线路的持续性发展很有必要。本文借鉴欧洲文化线路委员会、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国际遗址理事会的先进经验,在阐释和总结文化旅游线路内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线路评价的决定性准则,确定文化旅游线路的评价应包含线路主题、参与主体、客体本身、相关活动和多方价值五个方面,以此构建五分量模型,同时基于消费者效用函数,构建出整套线路评价和等级划分体系。之后以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为案例,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路的实际得分以及所属等级,为其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同时验证了评价体系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反哺评价体系的提升和改进,意在对文化旅游线路评价体系进行推广和广泛运用,实现从个案到共案的转变,推动文化旅游线路的标准化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分布及列入标准分析

经过长期的探索,自1992 年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类型到2013 年的20 余年间,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的85 项文化景观遗产诞生。文章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官网的文化景观遗产信息为数据源,统计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评价标准和遗产类别,结果显示：1）文化景观遗产数量在20 a间呈持续增长趋势,欧洲增长趋势与全球类似,亚洲增长潜力大;2）文化景观遗产集中分布在气候条件适宜人类生活且经济较发达的北半球中纬地区,欧美地区文化景观遗产数量超过全球的50%。大洲中欧洲约占全球的一半,亚洲其次,遗产大国以欧洲发达国家如意大利（6 项）、法国（5 项）、英国（4 项）和德国（4 项）为主,中国也已有4 项;3）入选的85 项遗产主要符合评价标准（iii）、（iv）和（v）,说明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评价焦点为表现遗产地独特人地关系的持续演进和延续能力;4）对51 项文化景观遗产类型进行的统计表明：具有持续特征的有机演进类约占60%,是国际主要关注类型;5）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全球共识将在未来使其空间分布相对均衡,中国尚有较大的申报空间,重构文化景观遗产类别将利于其申报和保护。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矿业遗产研究

对世界遗产名录中矿业遗产的考察是认识该遗产类型、了解国际动向的有效途径。对ICOMOS颁布的《世界遗产中工业和技术遗产项目》名单进行分析,结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项目评语,确定了24项世界矿业遗产。对这些项目研究表明：在登录标准上,世界矿业遗产主要通过文化遗产第ii项、第iii项和第iv项标准入选;在隶属区域上,欧洲北美地...     

浅析德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旅游开发的人文内涵

本文基于作者近年来对德国工业旅游的考察和研究,从工业建筑的空间规训、工业技术发展的历史传承、工业技术的文化价值、工业旅游的办展方式以及后现代思潮对工业旅游活动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德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工业旅游开发中的人文内涵。作者通过对德国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及开展工业旅游活动经验的总结,对国内忽视保护工业遗产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浅议沈阳铁西区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旅游再利用

沈阳铁西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代表城区,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物质记忆和文化积淀,也是城市形象和地方感的浓缩。沈阳铁西区是老工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区,素有“东方鲁尔”之称,工业文化底蕴深厚,跨越了近百年的工业历史时期。本文将通过对沈阳铁西区工业遗产形成过程及文化内涵的梳理,探讨沈阳工业景观遗产化的过程,研究工业遗产的价值、保护和利用。     

遗产旅游价值游客感知及其提升策略——基于网络信息的内容分析

遗产旅游是遗产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遗产通过旅游活动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并被旅游者感知、传承和传播,则是遗产旅游的价值实现过程。该文选取泰山、黄山、丽江古城、平遥古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6个遗产旅游地为研究样本,以网络点评数据为数据源,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游客对遗产旅游的价值感知情况,并探讨遗产旅游的价值实现情况。数据分析显示,遗产旅游的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表现在:遗产旅游吸引市场不广泛且易受环境影响;游客对遗产旅游的整体感知态度较好,但遗产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非直接来源于旅游地的遗产属性;游客对遗产价值属性特别是对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的价值感知较少。据此将遗产旅游者划分为价值漠视者、价值认知者、价值认同者和价值传递者4个层次,并从遗产旅游者角度提出了遗产旅游价值提升的方法和策略。     

乡村世界遗产特征与价值研究

世界遗产缺乏对乡村类型遗产的划分导致对此类遗产特征与综合价值的把握不甚明确。乡村是由其所在地的自然基底要素、硬质要素和软质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记录了乡村人类活动的历史,表达了特定乡村地域的独特精神。文章筛选了28处独立且仍有人类活动的乡村世界遗产,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归纳了不同地域的乡村世界遗产特征,并且总结了乡村规划布局、文化艺术、杰出建筑和土地利用4大核心价值。进而指出,我国的乡村世界遗产申遗工作起步较晚,且地域局限、类型单一,未来乡村世界遗产申报可尝试从其他遗产亚类或者双遗产角度开展,发掘乡村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手工业生产方式等价值,丰富我国乡村世界遗产类型和价值。并且,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当格外注重对乡村世界遗产的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地认知对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的影响——以杭州为例

随着遗产旅游的迅速发展,游客的体验及其影响已不容忽视。但目前的研究多忽略了遗产旅游地的特殊性即遗产价值,也较少关注到旅游中“认知”的作用。因此本文在传统“ACSI”模型基础上引入“认知”变量,以拥有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杭州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文献整理、实地考察、问卷调研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游客认知进行测度并构建“认知-感知-忠诚度”模型,探讨“认知”对“满意度”“忠诚度”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游客对杭州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认知不足（;2）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对预期质量、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对遗产旅游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直接产生正向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活动兼具“休闲”与“求知”的二元属性,因此不能忽略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需关注到其本身的价值和游客的求知动机。本研究的发现可为遗产旅游地管理者和旅游企业提供理论借鉴。     

文化廊道视角下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空间整体性构建研究

当前,线性文化遗产的实践与研究中多聚焦于遗产单体和廊道线路等遗产要素,较少关注线性区域尺度下聚落体系整体及其与遗产本体之间的关联性,对沿线聚落与遗产本体相互联系并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内在规律有待深入挖掘。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文化廊道体系的空间整体性构建机理,明确将关联聚落纳入到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开发中的价值和意义,并借鉴文化廊道的空间识别和关联模型,探讨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线性文化遗产空间整体性的构建。研究表明：(1)涵盖城乡聚落系统的文化廊道体系,有利于实现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完整性和主题文化延续性。(2)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对流经区域影响相对较广,聚落影响范围的区域占比为30.15%。运河与沿线聚落的整体关联值具有以遗产本体为中心向周围递减的趋势特征,并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在相同文化传播力假设条件下乡村聚落关联值相对优于城镇。该研究关注到文化廊道由内部空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所决定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线性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可为京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范围的界定、整体性保护和开发及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借鉴和决策依据。     

《古都遗产旅游的文化空间类型研究》述评

正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张祖群博士的著作——《古都遗产旅游的文化空间类型研究》.是一项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古都文化遗产旅游和文化空间的重要成果。一、强调了古都遗产旅游研究的文化空间视角西安、北京、荆州三个古都的历史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是在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形成。该书从理论导人到案例研究、对比分析,紧扣文化空间视角,并从三个案例城市研究总结出三个古都遗产旅游的文化空间类型,演化过程与机理。将三个古都放在同一坐     

基于TSL模型构建的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特种遗产资源研究基本问题--中国世界遗产与国家公园研究形势与任务

特种遗产是本文对世界遗产与国家公园认定、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的科学研究所作的理论概括,同时界定了特种遗产与特种遗产资源的概念,讨论了中国的特种遗产———世界遗产与国家公园研究形势,提出了特种遗产资源研究的8个基本问题。     

文化遗产旅游解说与翻译:评述与启示

文化独特性是文化遗产型景区的核心吸引力,了解和欣赏异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旅游者的主要动机,解说翻译是跨文化遗产旅游的桥梁。由于国内旅游规划对文化遗产旅游解说特点研究不够,景区管理者对双语解说信息创作对象不了解,导致文化遗产解说与翻译的质量影响了跨文化遗产旅游的解说教育效果,错过了通过文化遗产旅游平台对外宣传中华文化的良好机会。综述了旅游解说的概念、内涵以及有效解说和信息创作的原则,在总结文化遗产旅游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遗产型景区英文解说翻译应针对国际旅游者特点的信息再创造的观点。建议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制定针对国际旅游者消费特点的双语解说规划;旅游规划和翻译学术界应重视旅游双语解说规划和翻译的研究;翻译者在具备双语、双文化翻译能力的同时,还应该了解旅游解说和信息创作的跨学科知识。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Tourism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world heritage.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kind of heritage are that they are "living" or "real life" systems, in both the ecosystem and in the cultural sense. So, agricultural heritage needs to be conserved in a special way. In a well-reasoned approach to dynamic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careful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sites can realize greater sustain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by considering both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ough touris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lob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as designated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and listed by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as agricultural heritages sites. Currently, the research in China focuses on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design and marketing, tourism perception and the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o forth. There is less emphasis on research about benefit sharing of heritage tourism evolution mechanisms,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study methods which should be analyzed in-depth, so as to illuminate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development in a living landscape.     

滇藏茶马古道线形遗产区域保护研究

遗产区域思想是世界遗产领域内专门针对跨区域、综合性遗产保护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其关注遗产要素到环境的整体保护。该理论为滇藏茶马古道这条在我国西南地区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带状遗产区的保护提供了借鉴,是根本改变当前滇藏茶马古道遗产备受破坏现实的迫切需求。茶马古道遗产区域保护关键在于确定遗产区域保护边界、贯彻整体保护理念和构建协作保护机制,基于此,提出古道遗产区域保护策略,具体包括编制整体保护规划、细分保护层次、落实三大必备系统、组建"省部际会商小组"协作保护机构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以期创新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理念,改善古道保护现状,完善我国线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北京传统城市空间治理:遗产与挑战

对传统北京城市空间进行分类考察,提出皇权空间、礼仪空间、睦邻空间、公共空间的概念,并讨论各自的治理特点,考察强权、礼制、伦理在不同空间治理中的表现,进而分析街道公共空间缺乏治理的背景原因。现代,上述空间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改变,而如何保护与继承优秀历史遗产,同时发展现代化城市空间,是当前北京城市治理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基于大数据的文化遗产认知分析方法——以北京旧城中轴线为例

以北京旧城中轴文化遗产为例,利用2012、2015年的相关微博、报刊新闻、学术文献数据,通过提取关键词,抽取词频、tf-idf权重、互信息、后验概率等特征,从群体、时间、空间多个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认知。在人群维度上,通过具有特征性人群的传媒信息,发现不同人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存在异同：对于中轴文化遗产核心单元故宫、天安门、天坛的认知相对一致,而对于钟楼鼓楼、太庙、地安门的认识,官方偏向于行政管理,学者偏向于历史价值,大众则偏向于生活化。在时间维度上,提取文化遗产关注程度和认知变化。如相对于2015年,大众对故宫、天安门的关注程度相对提高,对太庙的历史价值认识更为丰富。大众相对于官方和学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更容易发生变化,且对热点事件敏感。在空间维度上,挖掘文化遗产单元之间的认知转移和关联模式,一方面,空间上相连的天安门—正阳门—正阳门大街具有较高的双向认知;另一方面,中轴文化遗产中,故宫、天安门、天坛的后验概率较高,表现出跨空间的认知汇聚模式。基于大数据的认知分析方法,是问卷调查、文献调研、访谈分析等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方式,能够降低数据收集者的主观影响,增加分析维度和效率,有助于发现隐含的知识和模式。本文结论可为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雅丹地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可行性研究

中国干旱区分布的大面积典型雅丹地貌具备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条件,但是中国雅丹地貌的“申遗”工作长期以来被忽视。依据《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的相关标准,分析了中国雅丹地貌的世界自然遗产价值,论证了中国雅丹地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条件,讨论了中国雅丹地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意义,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开展中国雅丹地貌“申遗”工作,使中国雅丹地貌尽早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in Peri-urban Queensland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place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are protected under cultural heritage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Act 2003 in Queensland. Such Acts are improvements on previous policies, which all but neglected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Nevertheless, the aims of policies developed at wider geographic scales, such as States within the Australian system, continue to be disconnected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some local Traditional Owner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conflicts between non-local policy and on-ground management decisions for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in peri-urban Queensland. We focus on the challenges of local Traditional Owners in peri-urban landscapes, basing our discussion on recent experiences conducting research on Indigenous land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Queensland. We examine three case studies: one in which colonial heritage values were prioritised over existing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values, a second where local government failed to support a private landholder’s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protect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nd a third where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was protected but in a way that restricts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s. Developing more productive and equi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al Owners and non-Indigenous decision makers, with regards to 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requires new locally developed processes for engagement and we suggest how this could be achie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