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资源流动源—汇系统空间格局特征

以中国石油(特指原油) 资源流动为研究对象,把中国省级行政单元抽象为石油资源流动节点,从1985-2009 年中选取5 个特征时点,根据各流动节点石油自给能力及流动比率,将各特征时点的石油流动省份划分为源地、汇地和交流地3 大流动职能类型,并将主要石油进口港(含陆上口岸) 作为进口石油源地;分别利用重心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源地系统和汇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的集中与离散趋势,得出中国石油资源流动源—汇系统空间格局的位移和形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源地系统重心位于中国东偏北部,在经历了1985-1995 年的西北向移动后,1995-2009 年大幅向西南偏移,南北方向的移动速度快于东西方向;汇地系统重心偏于中国中东部,移动幅度相对较小,1985-1999 年呈南北向移动、1999-2003 年呈东西向移动,最终快速向西南方向偏移.② 从标准差椭圆分析来看,源地系统的空间分布先趋于分散后又趋于集中,由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逐渐趋向于西北—东南的分布格局;汇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相对较为稳定,小幅极化后略趋分散,呈较为稳定的东北—西南分布.③ 中国石油资源流动的平均方向由东北—西南向偏转为南北向,平均运距呈下降趋势,主导流向由东北—西南向逐步转变为西北—东南向和东西向输流并存.     

中国水资源“农转非”时空异质性及形成机制

借助重心迁移、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法研究2003—2015年中国省域水资源“农转非”的时空格局、过程及机制。研究表明：① 水资源“农转非”呈显著空间分异特征,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且北方地区总体低于南方地区。② 水资源“农转非”重心轨迹波动较大,2003—2008年受重庆、青海、云南的引擎拉动呈西南向移动,2008—2015年在西部省份水资源“农转非”减缓,以及辽宁、吉林、北京等水资源“农转非”提升的共同影响下,呈持续东北向迁移。③ 产业结构变动、市场化水平提高、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及生态环境改善是水资源“农转非”主要驱动力,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则制约了非农用水占比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与农业有效节灌率在不同时段对不同等级地区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呈相反态势。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对环渤海地区经济重心的影响——基于物流GDP增加值测算

将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与环渤海地区经济重心相关联,引入时间序列预测方法、重心理论模型及修正引力模型,收集中国经行渤海通道的省际物流交流量数据以及环渤海地区89座城市1990-2014年的GDP数据并加以预测,根据物流交流总量、时间节省成本测算89座城市的物流GDP增加值作为渤海通道建设的直接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环渤海地区的经济重心变化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渤海通道建成前,环渤海地区经济重心的运动方向总体为"西南→西北",且随时间变化,移动距离、变化速率均在减缓,但区域失衡持续存在。(2)渤海通道建成后,结合对有无渤海通道影响的假定分析发现,环渤海地区内部的经济平衡性不断改善,经济重心延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但出现小幅滞后,表明仅考虑物流经济,通道建设暂时不会对环渤海地区经济重心变动方向产生根本影响。进一步测度城市间物流经济联系强度发现,受距离衰减规律作用,环渤海地区经济重心向几何重心的移动速率有所减缓。(3)影响经济重心变化逐渐放缓的主要因素为城市经济总量和物流运输的时空压缩效益。(4)引入"力的合成与分解"理论分析重心平移变化机理及演进过程,预测指出未来环渤海地区经济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要受到渤海通道综合空间经济效应的影响,其对东北地区经济复苏与振兴将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

采用近20年来中国各省（市、区）的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及消费额数据，计算出其各年的重心坐标，定量表示出中国近20年来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及消费重心的动态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人口、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区域差异的动态变化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要素动态演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表现为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GDP、工业、第三产业和消费额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与中国几何中心比较，区域差异在总体上是扩大了；与人口重心相比较，东西方向呈不平衡态势发展，南北方向则开始趋于平衡；而农业重心则表现为无规律性变化。     

基于RS与GIS的科尔沁沙地沙漠化时空演变

以2000年ETM+影像、2005年和2010年TM影像为数据源,在遥感（R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支持下,通过人机交互解译,对科尔沁沙地的沙漠化土地分布状况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研究区沙漠化土地总体呈逆转的趋势,且从严重沙漠化土地向轻度沙漠化土地逐级逆转,沙漠化土地总面积从2000年的31 762.11 km2减少到2010年的30 198.87 km2,净减少量1 563.24 km2,减少速率为156.32 km2·a-1。从沙漠化类型来看,除轻度沙漠化土地增加外,其他类型沙漠化土地面积均明显下降;②2000-2010年沙漠化土地持续逆转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治理强度较大的奈曼旗、库伦旗和扎鲁特旗;③严重沙漠化土地比较稳定,中度和轻度沙漠化土地重心空间迁移比较明显,2000-2010年中度沙漠化土地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23.65 km,轻度沙漠化土地重心向南移动19.31 km。     

中国城市创新重心的时空演变特征

创新重心的演变是创新发展格局变化的直观体现,对透视创新空间发展的规律及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数据,运用重心分析模型,从移动轨迹、移动方向、移动距离以及与几何中心的偏离等层面分析2001—2016年中国城市创新重心的演变特征,并从区域发展政策、相对创新发展速度、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创新环境4个方面分析创新重心演变的规律及原因。结果表明:2001—2016年中国城市创新重心大体呈现西北—东南—西南—东南向的倒"S"弧形移动轨迹,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创新发展的南北差异导致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明显的"重心偏离"。区域发展政策、相对创新发展速度、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创新环境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城市创新重心移动的主要因素。     

1979—2014年广东省经济重心演变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省内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较为突出。运用经济重心分析模型,计算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各年的经济重心坐标及其移动方向和移动距离,并从改革开放政策差异、相对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差异、产业重心演变4个方面探讨经济重心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重心整体往东南方向迁移,但存在一定的曲折和波动。从其年际演变轨迹看,近10年已经趋向缓和,说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趋于稳定。建议未来以珠三角地区发展带动东西北三地发展,加大对东西北三地产业升级支持及固定资产投资,整合东西北三地的优势资源,塑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轨迹的演化

农民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旅游重心能综合反映旅游流网络的空间扩散和集聚特征。运用国内农村居民旅游者的流向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旅游流向、移动距离模型,对农民旅游流的重心轨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隐含农民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双重心的内在联系特性,两种重心呈现“偏南-西南-东北-偏东”的演变轨迹,农民旅游客源地重心与目的地重心存在空间错位;农民旅游流网络重心的移动幅度东西方向大于南北方向,2003-2004 年与2004-2005 年的重心移动距离尺度大于其他时期;其网络重心与经济收入、人口、入境旅游三项重心比较明显偏西南部,呈现客源地重心向东南部、目的地重心向东转北的发展趋势,农民旅游客源地出游力存在区域差异、目的地吸引力存在空间不平衡。本研究作为旅游产业的区域布局与旅游资源的科学配置的基础工作,可为深化农民旅游市场开发以及预测旅游流的动态提供新视角。     

“三驾马车”对广西经济重心空间迁移的拉动分析

以往对"三驾马车"认知停留在其对经济增长的增量影响,缺乏空间方向概念。由此,以经济重心作为衡量经济空间结构的指标,并以广西为例,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视角出发,通过重心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比分析"三驾马车"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化路径,进一步揭示三大拉力对经济重心空间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2004—2014年广西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呈"S"型,2010,2013年分别为重心空间转向的拐点;在空间位置方面,与经济重心邻近程度由高至低依次是消费重心、投资重心和出口重心;在迁移路径方面,消费重心的移动距离最小且变动较为稳定;出口重心的移动距离最大,整体上呈往西南方向迁移态势;投资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迁移路径在2009年以后的走势较为一致。在拉力作用方面,"三驾马车"对经济重心在不同阶段及不同方向上的影响强弱不一,整体而言是投资大于消费大于出口。     

1982～2003年间中国科技人员重心动态变化特征分析

应用区域重心的概念和模型计算中国1982～2003年间科技人员重心位置.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科技人员重心始终偏离于几何中心,且呈现先向东移动,1989年后持续向西南方向移动的特征.与同时期不同产业GDP重心比较,反映出科技人员重心移动轨迹与工业重心移动轨迹趋同的特征,而与农业重心、第三产业重心移动轨迹无明显关联,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力最大,科技人员对GDP增长的贡献也以工业为主,农业及第三产业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和利用较弱.     

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1950—2015年中国棉花生产时空动态变化

基于1950—2015年中国棉花生产分布数据,综合运用时序变化趋势、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棉花产量、面积及单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和重心迁移轨迹,在此基础上量化面积和单产对棉花产量变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① 1950—2015年间,中国棉花产量和单产总体呈上升趋势,产量增加521.44万t,单产增加1381.83 kg/hm²,面积经历剧烈波动、平稳发展及3次起落5个时期后,与1950年基本持平;② 棉花产量和面积区域性差距较大,但总体呈增加趋势,单产变化趋势稳定,其中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生产年际波动最大;③ 1950—2015年中国棉花种植区域中近87%的地区产量增加,约63%的地区棉花面积减少,70%以上地区棉花单产增加。三大棉区产量和单产增加,但增长速率不断减小,西北内陆棉区缩减幅度最小,亦是中国棉花面积增长的主力棉区;④ 中国棉花生产形成“东南—西北”的格局,主产区由黄河流域棉区转为西北内陆棉区;棉花产量和面积重心均向西北方向移动,总移动距离分别为1947 km、1398 km,2010—2015年移动速度最大,分别达到159 km/a、140 km/a;西北内陆棉区生产重心由和田迁至阿克苏,长江流域棉区由六安迁至黄冈,黄河流域棉区则由邯郸迁至聊城;⑤ 全国棉花产量贡献由单产主导逐渐转变为面积主导,从棉区来看,长江和黄河流域棉区亦由单产主导逐渐转变为面积主导,西北内陆棉区则一直为面积主导。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1985-2010

Migr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 role in China's economy since mobility ros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as proceeded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Given the background of most studies focusing on migration in a particular period,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Using bicomponent trend mapping technique an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data during the periods 1985-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and 2005-2010 we analyze net-, in-, out-migration intensity, and their changes over time in this study. Strong spatial variations in migration intensity were found i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migration intensity was also detected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1985-2010. Eight key destinations are mostly located within the three rapidly growing economic zones of eastern China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they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mature, emerging, and fluctuant origins, while most key origins are relatively un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which are exactly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results of bicomponent trend mapping indicate that, in a sense, the migration in the south was more active than the north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result shows the new changing features of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that Fan and Chen did not find out in their research. A series of social-economic changes includ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abor market change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xplore China's futur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空间均衡性及格局演变特征

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分布状态及格局演变特征,有利于厘清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差异机理,对于缩小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基于“自然—经济—社会”（Nature-Economy-Society, N-E-S）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目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中国2003-2015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Theil指数、重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空间均衡性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在研究期内（2003-2015年）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又逐渐扩大的动态演变特征;由三大区域的Theil指数均值可知,西部地区空间非均衡程度最大（0.1174）,东部次之（0.0365）,中部最小（0.0223）。② 从重心移动轨迹来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的重心位于河南境内,历经了先向东南再向东北移动的过程,重心移动的方向表明位于该方向上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有所提升。③ 从标准差椭圆来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空间分布呈现出偏东北—偏西南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有向正北—正南方向转变的趋势。     

中国征收土地规模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5—2018》上获取2004—2017年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总征收土地、征收农用地和征收耕地数据,采用统计分析、重心模型、空间分析等方法对中国省域尺度征收土地规模和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2004—2017年,中国征收土地规模先波动增长后迅速下降,西部地区征收土地省平均规模最小,中部地区征收土地省平均规模超越东部地区。另外,中国省域征收土地不均衡,尤以征收耕地空间不均衡问题最为严重,各省份间征收土地规模的差异先减小后增大,中国征收土地依次经历了分散和集中阶段。②中国征收土地重心主要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驻马店、南阳、随州等城市内移动,与总征收土地和征收农用地相比征收耕地重心更靠北一些,中国征收土地重心移动范围处于平均重心东南方向。中国征收土地空间格局东西方向变化程度大于南北方向,征收土地重心先向西移动研究期末又向东折回,但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③中国征收土地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有着较强的空间集聚,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空间趋同效应先减弱后增强。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是中国征收土地的高值集聚中心,是征收土地的热点区;新疆、青海等西北地区省份是中国征收土地的低值集聚中心,是征收土地的冷点区。热点区由东部地区省份向中部地区省份演变,冷点区由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逐渐减少为新疆、青海。此外,高值孤立点与低值孤立点并存,四川是中国征收土地的高值孤立点,上海、重庆是中国征收土地的低值孤立点。掌握中国征收土地规模的时空变化特征有利于推动我国征收土地工作,加快城镇化进程。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asis urban expansion and drive mechanism analysis: a case study on Ganzhou District in Hexi Corridor, China

Ganzhou District is an oasis city in the Zhangye Municipality of Gansu Province,China.Based on multi-temporal TM and ETM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in 1985,1996,2000,and 2012,and by using corrected figures of land use status over the same periods,the spatial area of Ganzhou District since 1985 was extracted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and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expansion of Ganzhou District were analyzed by urban expansion rate,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compactness,fractal dimension,and the city center shift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uilt-up area of Ganzhou District increased by 3.46 times during 1985–2012.The expansion in 1985–1996 was slow,during 1996–2000 it was rapid,and during 2000–2012 it was at a high speed.This city mainly expanded to the northeast and northwest.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Initially the expansion was uniform,but later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economy,resources,population,and national policies factors had an obvious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变迁的量化分析——基于人口和城市数据的代用分析

基于历史文献及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和城市数据,采用历史时间断面方法和现代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过去2 000 a来（公元2—2015年）中国经济重心的变迁轨迹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重心总体上是趋向东南迁移,唐代以前主要向西南移动,北宋以后主要向东南移动,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异先以由南北差异为主,后以东西差异为主;“沈（阳）-兰（州）-西（双版纳）弧线”东南侧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格局。2）中国经济重心变迁与其人口重心、城市重心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3类重心分布区域正是古称“中原”的地区,且3类重心始终位于几何中心的东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由来久远,且相对稳定。3）中国经济重心变迁受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变化的双重制约,随着时间推移,单位人口的经济当量趋于降低,单位城市的经济当量趋于上升,城市经济格局对总体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