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经济对外开放度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重要测度,越来越受到关注。该文综合选取全国29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样本区域2004-2012年相关经济数据,构建了一套覆盖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合作和国际旅游四方面全新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省区经济对外开放度进行综合测算和分类。在ArcGIS、GeoDA、SPSS等分析软件的支持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对我国对外开放度整体差异状况、时空演变特征、空间关联模式以及驱动机制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2年我国省域对外开放度虽然局部波动明显,但总体上仍不断提高,各省区绝对差异有所下降,相对差异有上升趋势;对外开放度局部时间上阶段性特征明显,空间上各省区对外开放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整体格局,不仅东、中、西差异巨大,而且区域内部时空分异特征显著;对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对外开放度空间集聚特征明显,2004-2012年对外开放度热点地区数量急剧减少,次冷区、冷点区数量不断增加,空间上热点、次热区有自东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最后综合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效率、区位条件、政策支持、交通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市场需求八方面指标定量化研究对外开放度驱动机制,认为核心驱动力由2004年的工业驱动力转化为2012年的城市化驱动力和市场驱动力,城市化进程和市场需求成为推动当前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演变的核心力量。     

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利用变异系数法、改进的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武汉市2002—2013年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协调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 2002—2013年12年间武汉市城镇化水平与房地产发展状况均呈不断增长态势,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由2002年的0.083 7发展到2013年的0.865 9,房地产发展综合指数由0.306 4上升到0.682 8;2研究期内,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指数逐年递增,共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与初步协调5个阶段,到2013年底也仅处于初步协调阶段。因此,需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合理确定城市定位以及城市的主导产业,引导房地产有序发展。     

中国城市资源空间错配：特征测度与时空演进

基于拓展的三要素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测度2003―2018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空间错配程度,通过时空核密度和综合协调指数解析城市资源空间错配的集聚模式及协调度,以准确反映城市资源空间错配程度及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不同资源的城市空间错配程度变动趋势差异明显。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空间错配持续改善,但土地空间错配先缓解后加剧,行政力量阻碍资源市场化流动是加剧土地错配的重要因素。(2) 3种资源在城市间的空间集聚模式具有明显差异。城市资本和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具有强烈的区域偏向性和共聚性,相邻城市资源配置呈现高–高、低–低型正向集聚模式;户籍壁垒和非均等化公共服务阻碍城市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得相邻城市劳动力配置呈现出高–低型负向集聚模式。(3)相邻城市在资本市场化改革和土地政策调整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城市之间劳动力错配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东北地区要素市场化改革协同性最低。研究结论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明晰城市层面资源配置的演化路径和优化策略提供了参考。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极化与扩散效应研究

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及极化指数法,基于2010—2014年郑州市十区六县市的指标数据,测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极化效应及趋势,现阶段郑州航空港区极化效应明显,并且极化趋势在不断上升;采取极化指数法和相对差距测度法对郑州航空港区在郑州市、河南省、全国3个层次的极化效应分别进行分析,系统比较不同层次的极化程度。其次,采取熵测度指数和描述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分析郑州航空港区的扩散效应,郑州航空港区的熵测度指数呈现逐年小幅上升趋势,郑州航空港区已呈现出一定的扩散效应。最后,提出促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健康发展和带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建议。     

城市蔓延综合指数的评价与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蔓延是城市边界向外扩张、城市用地更为分散的现象,往往是人口增长、经济收入提高、交通便捷、土地利用变化等引起的。采用集成3S技术综合测度城市蔓延的程度,将城市蔓延的综合指数分解为人口指数(Ips)、社会经济指数(Ies)、交通指数(Its)和土地利用指数(Ils),并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多因素多因子评价,对武汉市1984—2013年城市蔓延程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表明:Ips总体呈直线上升,Ies、Its和Ils总体呈指数型上升,Ils和Its近5年的增幅较大;路网密度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值最低,分布最为分散,Its权重值最高,建设用地比例权重值最低;城市蔓延度综合指数在2004年前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之后呈显著上升趋势。     

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测度及其经济效应

综合应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Lilien指数、More值以及结构偏离度等指标,以2004-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方向、速度及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产业结构变化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衡量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甘肃省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已稳步实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二、三、一"产业演变格局。(2)2004-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超前系数分别为-1.379、1.115和1.901,第一产业发展滞后,二、三产业发展较快,且不同时段发展速度各不相同。(3)甘肃省产业整体以0.087 1的Lilien值和4.364 6的向量夹角升级,转型升级的速度较快但趋缓态势显著。2010年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服务经济化"趋势。(4)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效应主要源于产业内技术进步,结构效应较低,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小觑。尤其是第三产业,其总结构效应为9.021 3%,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主要在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对生产率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依旧巨大。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效率测度及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构建城镇化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1990~2011年研究区城镇化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全局、局部自相关测度模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效率空间关联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从城镇化效率测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起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整体上偏低,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上总体较高呈略升趋势,而规模效率总体偏高呈减弱态势;2从全局空间关联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着效率空间集聚现象,即城镇化效率高(低)的地区空间相互邻接;3从局部空间关联来看,效率L-L关联区及H-H关联区所占比重较大,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L-L关联区主要集中在台州、舟山等地,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稳定;而H-H关联区主要分布在苏锡沪,并呈现出向绍、杭地区演化态势。     

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测度及其经济效应北大核心CSCD

综合应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Lilien指数、More值以及结构偏离度等指标,以2004-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甘肃省产业转型升级方向、速度及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产业结构变化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衡量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甘肃省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已稳步实现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二、三、一"产业演变格局。(2)2004-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超前系数分别为-1.379、1.115和1.901,第一产业发展滞后,二、三产业发展较快,且不同时段发展速度各不相同。(3)甘肃省产业整体以0.087 1的Lilien值和4.364 6的向量夹角升级,转型升级的速度较快但趋缓态势显著。2010年以来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服务经济化"趋势。(4)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效应主要源于产业内技术进步,结构效应较低,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小觑。尤其是第三产业,其总结构效应为9.021 3%,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为负,主要在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对生产率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依旧巨大。     

基于熵测度方法的旅游季节性研究

针对旅游季节性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长期纵向跟踪研究和测度方法众多问题,论文采用国内旅游学者尚未使用过的熵测度方法,以黄山风景区连续10 a的日接待数据为基准,深入剖析周、月、年度多个层面的季节性,结果表明：① 熵冗余指数测度旅游的年、月、周季节性具有一定的简洁性优势,并且其组合方法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采用月度数据计算的熵冗余指数与基尼系数、季节强度指数具有同样的功效,其两两相关性达0.968以上;另外,利用日数据计算的月和周熵冗余指数及与其他指数的组合方法,能够判识各月、各周的季节性变动,具有微观的政策指导意义。② 熵分解方法既可以分析历年的季节性趋势,又可以观察出季节性变动趋势的内在根源。根据熵分解结果,黄山风景区季节性变动总体趋缓,月际和周际的季节性波动减弱,但月内周内的不均衡性反而增强。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将熵测度方法用于旅游季节性研究,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旅游季节性研究的理论内涵和测度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旅游季节性研究的政策指导作用。     

城市两型社会发展评价与对策实证研究

评价两型社会发展状况,提出其构建模式、途径和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是当前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理论与方法难题。在分析两型社会发展背景基础上,构建了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并以常德市为例开展了城市两型社会发展程度与对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10年,常德市两型社会发展程度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良好态势;(2)发展度、协调度与社会综合发展程度之间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86,0.988,P<0.05);(3)可持续度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与社会综合发展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可见,2005—2010年间常德市两型社会建设成果主要受益于当地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能源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有待增强。     

中国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分析

城市群紧凑度是指在城市群形成与发育过程中; 所体现出的城市(城镇)、产业、资源、 资金、交通、技术、人才等物质实体按照一定的经济技术联系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 包括城 市群产业紧凑度、城市群空间紧凑度和城市群交通紧凑度等类型。适度的紧凑度是城市群综 合效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 城市群紧凑度过高、过低都不利于城市群的健康发展。从产业、 空间和交通三大视角入手; 通过构建城市群紧凑度的综合测度模型; 对选取的23 个城市群紧 凑程度进行分析后认为; 中国城市群紧凑度总体不高; 且空间差异性大; 根据这种差异; 采用聚类分析法可将中国城市群综合紧凑度划分为高度紧凑、紧凑、中度紧凑、低度紧凑和不紧凑(分散) 5 个等级。城市群综合紧凑度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的分异态势。 城市群综合紧凑度与城市群发育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如何科学调控城市群紧凑程度; 紧凑程度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最佳选择; 这是本文研究中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 我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发育;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群、环境友好型城市群、生态型城市群和 高效型城市群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 为推动我国城市群的适度集聚和健康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中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因而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5-2014年中国290个城市市政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综合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且仅有少数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纯技术效率总体偏低并呈缓慢增加趋势。规模效率增长较快,且高于城市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是综合效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2)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且与人口规模呈现正相关。(3)2005-2014年城市综合效率变化指数、技术变化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及生产率变化指数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差异特征不显著。(4)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均有提升,且大城市的提高程度大于小城市,小城市大于中等城市。此外,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城市基础设施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城市旅游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实证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通过对旅游化影响因子分析,构建旅游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灰色关联度法,以大连市为例,对其2001~2015年城市旅游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析出城市旅游化发展的影响因子。结果显示:(1)由于受"非典"和滨海城市旅游竞争压力的影响,2003年与2010年出现短暂波动,大连市旅游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迅速发展态势。(2)大连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于2003年、2010年及2011年出现下滑,其余年份均为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平稳上升;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虽保持整体上升态势,但其波动剧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3)环境质量、旅游需求及旅游收入成为影响大连市旅游化发展的重要因子。     

城市脆弱性的综合测度研究

通过分析城市"人-地"复合系统的特点,对目前基于单一视角的城市脆弱性测度进行了有机拓展,构建了基于"非空间-空间"的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理论模型;以多准则决策分析技术和基于GIS的多准则决策分析技术为基础,分别给出了城市非空间脆弱性和空间脆弱性定量测度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对城市脆弱性的综合测度。合肥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合肥市1998-2012年的非空间脆弱性总体呈下降态势,但在2011年发生突变反弹;合肥市空间脆弱性可被划为低、较低、中、较高和高5种脆弱性分区。该项研究可为城市脆弱性研究领域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为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滨海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恢复力视角,从脆弱性和应对能力两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对辽宁省滨海旅游地2006—2015年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揭示其时序变化与空间差异特征,并对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机制及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大连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其他均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子系统恢复力上升趋势较为平稳,经济子系统具有一定波动性,生态子系统恢复力较低且增速缓慢。系统总恢复力受社会、经济子系统影响较大,但长远来看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的提升最为关键。(2)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社会-经济三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度以波动上升为主,三元系统协调发展度则与二元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空间维度上以大连最高,盘锦和营口最低。     

中国县级海岛综合承载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

运用PSR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3个方面选取28个指标,构建县级海岛综合承载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12个县级海岛2009—2017年间的综合承载水平,对其承载水平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各县级海岛综合承载力阶段性特征显著,综合承载力水平在2009—2017年区域差异明显并在波动中上升,近两年相对差异有缓慢扩大的趋势,整体发展态势较好;(2)县级海岛综合承载力空间分异明显,承载水平呈中间高南北低、从中部向南北减弱的特点,空间分布呈现出区域化和集群化特征;(3)县级海岛综合承载力的结构随时间推移有不断优化向好的趋势,各结构之间在发展路径上呈提升状态,其协调度不断波动,发展向正规合理化时期靠近。     

河北省县域乡村韧性测度及时空演变

目前中国城乡变化剧烈,乡村地区面临的风险加剧,如何有效提升乡村韧性,成为亟须探索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乡村韧性分析框架,对1996-2016年河北省县域乡村韧性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变过程进行测度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综合韧性经历了从小幅提升到明显增强的演化过程,且县域间乡村综合韧性差距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主导因素影响下,县域乡村综合韧性总体呈现以"阜平县—平泉市"一线为界,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2)县域乡村综合韧性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先弱后强的变化态势;县域乡村综合韧性正向集聚程度呈现先强后弱的趋势,邻域单元韧性的差距则有所扩大.该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乡村韧性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乡村韧性的测度方法,弥补现有研究尺度的不足,并为明确乡村的发展优势和薄弱环节、提升乡村地域系统的韧性潜力、推动乡村治理路径的创新提供参考.     

荒漠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及其测度指标比较

多样性指数及其测度指标的选择是群落多样性测度研究的基础,选择反映群落物种多样性、丰富度、优势度和均匀度的10种测定指数,分别以多度、盖度和重要值为测度指标,对克拉玛依农业综合开发区外围荒漠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定量测定,并对所选择的多样性指数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荒漠植物群落,以重要值为测度指标的群落物种多样性、丰富度、优势度、均匀度测定结果比以多度和盖度为测度指标的测定结果更为合理;在多样性测定指数中,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反映的群落多样性更为合理;荒漠植物群落的均匀度指数与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比丰富度指数与多样性指数的相关性高,说明物种组成相对稀少的荒漠植物群落其物种多样指数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物种在群落中的均匀度。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我国1985—2018年间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选取政策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对政策进行指标赋值量化,运用平均协同度测度模型,以量化数据描绘出了政策协同演变过程。结果发现:随着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数量的增多,总效力逐年上升,总协同度以及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不断增长。但2014—2018年,其协同度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协同度较弱的目标与措施,进一步提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有效实施的相关建议。     

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评价与时空演化特征

基于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从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绿色技术创新、空间拓展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4—2020年中国沿海9省（区）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变异系数法、障碍度模型,深入分析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和主要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逐渐形成了以山东、江苏、海南为核心的北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三足鼎立的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格局。(2)研究期内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正在逐步扩大,其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高效维度。(3)中国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来自经济高效和空间拓展维度,并且空间拓展维度上的障碍度仍有增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