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句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评述

在从“空间本体”“空间组构”“社会逻辑”等概念阐释空间句法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对人文地理学中已有的句法研究进行综述,指出句法理论对人文地理学空间尤其是微观空间研究的借鉴意义,认为人文地理学者对于句法理论的引入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最后,从“家”等微观空间、“空间”结构优化、城市“空间”与空间属性间的关系等方面对空间句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地理系统定位站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四)

8.综合定位站研究的发展综合定位研究自然环境的思想,很早就由道库恰耶夫提出。随后,苏联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 A.A.格里戈里耶夫继续倡导必须对自然环境进行综合定位研究的思想。他在1926年发表的“地区综合研究”一文中提出的自然—人为综合体概念模式实际上已形成了地理系统定位站研究的总任务。他写道:“把‘综合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对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要素分别进行孤立地研究是不正确的……综合研究应得出有关地理环境这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有连贯的概念,而不是它各个要素零散资料的堆积”。     

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特征

基于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数据，以县（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藏传佛教在青海发展演变模式。结果表明：①在时间分布方面，根据藏传佛教寺院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划分为4个阶段：宋元属萌芽阶段，明属初期发展阶段，清属快速发展阶段，近代（截止1995年）属稳定发展阶段；②在空间分布方面，存在着分别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双核集聚”空间分布密集区；③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东多西少，分布不平衡趋势不断增强，分布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④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全局与局部自相关特征显著，在寺院空间自相关演变趋势中，青海省“扩散型”区域的范围逐渐扩大且呈相对独立的“团状”分布，“落后型”区域呈连续的大片“块状”分布。     

自然资源经济评价的标准和综合指标问题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关于加强自然的保护及改进自然资源之利用的补充措施》决议(1978年12月)中强调指出:“在工业、运输业、农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保护自然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苏维埃国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最优化地利用自然是经济地理学以及有关邻近学科的最重要任务。经济地理学在上述问题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伪满时期长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遵循长春城市空间发展变化过程,揭示了伪满之前长春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发现至伪满成立前,长春已经形成了“中-俄-日”三极分化的社会空间结构。伪满成立后,在“国都”城市性质、“消费”经济功能、城市空间扩张、外来移民流入等背景下,长春城市社会空间开始呈现出“中日分化”的总体格局,城市中轴线成为这一格局的空间标识。总体来看,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已分化为伪满高级官署区、日本人居住区、民族商业区和中国贫困农民居住区等社会区类型,空间结构模型呈现出围绕城市中心形成的同心圆与扇形结构和城市边缘“孤岛”相结合的形态模式。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基础,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建设的殖民地本质以及“新京”城市规划等是伪满时期长春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机制。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及启示

“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是美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全国国土空间战略规划,由联邦政府提议,旨在研究和构建美国未来40-50年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以应对21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分析“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制订的背景的基础上,文章从基础设施规划、巨型都市区域规划、发展滞后地区规划、和大型景观保护规划四个方面系统介绍了“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归纳总结了“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的特点,探讨了“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在理念、方法、机制等方面对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2000-2010年北京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的公园数据, 基于ArcGIS、Fragstats 软件平台和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标, 采用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梯度格局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2000-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并揭示了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与面积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面积增长最快;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在分布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公园的连接度由“中心高外围低”向“中心高外围也不断提高”方向发展;公园的聚集度由城市中心聚集向外围多方位多处聚集发展。②各类城市公园在各扇区和圈层的均衡比指数(ERI)差异较大、均衡比曲线变化幅度复杂, 分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明显。③基于45°八方位样带的梯度分析进一步表明, 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很均衡、梯度变化特征显著, 大面积公园主要分布在“正北”和“西北”方向;在“西”、“东”、“西北”、“东北”方向附近的公园面积、数量较多, 且数量和面积增长较快。④北京城市重大事件、城市绿化方针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引起近10 年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的四大主要因素;四大因素促成了公园数量和面积等总体格局的大幅增长, 也造成了公园在各分区和梯度上的分布不均衡。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城市公园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建筑物空间特征的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及其机制分析

定量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基于建筑物空间结构特征的分析,研究北京市城市结构特征及变化规律。根据建筑物空间结构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城市结构的“向量”模型,利用行政区划、同心圆区划和扇形区划三种不同分区数据分别分析北京城市建设中心、城市建设方向和城市建设强度。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刻画出北京市城市结构的空间形态及其变化规律：① 北京市城市建设由于城市功能扩散及积聚作用的影响呈现内城向外城扩张建设、外城向内城积聚建设的单方向推进发展特征;② 由于重大事件的影响,单方向推进会变化方向发生调头发展或者多次迂回发展,形成北京市城市结构的多重形态;③ 北京城市蔓延区的产生原因不仅仅是城市功能的扩张,也是由于外延区县城市功能向城市中心集聚造成的;④ 北京城市空中扩展是伴随着城市平面扩张同时进行的,并且其空中扩展的地带也在向城市外延发展;⑤ 北京的“双轴”结构已经确立,然而“东西轴”比“南北轴”要更为成熟。同时,北京市城市发展在方向上的差异正在减弱,呈现均衡的发展态势。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酒吧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代表,近年来迅速地在中国城市中扩散。欧美世界的酒吧与地方秩序、社会问题联系紧密,第三世界的酒吧经常被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的文化飞地,地方权力集中的代表。运用克里斯威尔的“不得其所”为概念框架,以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条酒吧街老外滩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行为及空间选择,探讨中国酒吧街的权力结构,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地方权力建构路径。所得结论如下：①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中外消费者在选择酒吧上是空间分离的,而且在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酒吧并不欢迎外国消费者,这一现象建构了酒吧街的地方性;② 参与老外滩地方性建构的主要力量是中外消费者,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建构地方性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不再将酒吧街作为外国人消费的场所,也排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其他人;③ 与西方研究多认为第三世界酒吧是西方的“文化飞地”,消费者通常是西方人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地精英,其他本地人被隔绝在外不同,宁波老外滩的酒吧呈现出一种中国消费者“反隔离”西方消费者的现象。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格局特征

运用主成分分析、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马尔可夫链和ESDA方法,在GIS 技术支持下,基于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24 个空间单元2000 年、2003 年、2007 年3 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该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动力因子。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域城乡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城乡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趋于扩大;② 区域城乡综合发展水平“两极分化”明显,高水平空间单元集中在5 个地级市辖区,低水平空间单元进一步向哈大铁路沿线集聚,并在其北侧形成“哑铃”状连续分布区,该区域有可能陷于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③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城乡经济实力、空间区位、居民收入等是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因子。     

兰州城市人口空间结构演变格局及调控路径

以街道和乡镇层面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ArcGIS和GS+Version7等软件对兰州市人口空间演变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82年至2009年,兰州市人口呈逐年“向心聚集”态势,但不同阶段、不同街区人口空间增长存在显着差异;街道和乡镇人口密度差距逐年增大,高密度街区个数增多、范围扩大;距离人口高密度中心越远,人口密度的正相关性逐渐削弱,负相关性则逐渐增强,空间自相关范围不断增大;人口空间分布整体呈“东密西疏”格局,并呈现“双中心”空间结构。人口的极不均衡分布,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平衡配置基础设施和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不断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转型发展期“多规合一”理论认知与技术方法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区域经济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基尼系数、人均收入差异系数、“崔王指数”、锡尔系数4种区域差异演化指数的计算,结合GIS空间分异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了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新疆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极化水平不断增强;南北疆内部区域经济差异与总体变化趋势一致,北疆内部、城市内部的经济差异对总体差异的作用显著。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断北移,极化中心基本显现;空间自相关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天山北坡,低值区域不断扩大至整个南疆地区;北疆极化中心克拉玛依市“高-高”极化作用显著,乌鲁木齐市、鄯善县的“高-高”作用不显著,有待提升;南疆极化中心库尔勒市仅在改革开放初期“高-低”作用显著,近年来阿克苏市“高-低”作用显著,有望发展成为新的极化中心。     

湖北省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与空间意象

湖北省是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但其支点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空间结构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表明：联结武汉、宜昌、襄阳、荆门、十堰、恩施5 个极核城市所构成的“A型点轴结构”是湖北省区域发展的最佳空间结构。空间数据分析证明：“A型点轴结构”的轴线沿线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华地带,“A型点轴结构”中极核城市之间的梯度差异反映了整个湖北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应用“A型点轴结构”来统筹湖北未来的区域发展,其空间意象具有鲜明的“星座”、“脊梁”、“巨梯”和“飞箭”特征。     

中国机场体系的空间格局及其服务水平

利用定量模型和GIS方法,从空间布局、服务范围以及航空客流分布等方面来研究中国的机场体系及其服务水平。中国机场存在空间布局不均衡和等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各机场的服务水平空间表现不一致,整体服务格局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基本协调。航空客流趋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空间联系和拓展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具有一定的轴-辐式网络特征。整个机场体系表现为以“京沪穗”为核心的“鼎形”空间系统,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研究表明,中国机场体系的结构与全国或区域城市体系结构有一定的相互联系,随着航空运输需求的快速发展,未来机场体系的建设既要注意平衡机场区域布局,又需重视优化网络与等级体系,从而合理引导航空网络结构的演变。     

打工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基于索亚“第三空间”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与资本的双重作用下,流动于农村与城市的打工一族开始出现。打工文学作为打工者发声的平台,不仅反映了打工者观照城市的方式,也体现出城市中不同主体对打工者的规训。文章以打工文学为分析内容与工具,以索亚的“第三空间”为分析理论,从身体、厂区、城市三种空间层次出发,探讨了外来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空间体验。研究发现,外来工的生活空间充满了“第三空间”的特征,是一个被资本与权力的话语操控的空间,体现为外来工“我者-他者”“压迫-抵抗”“核心-边缘”的多元体验。这一城市空间体验也促进了打工者群体主体性的建构。     

基于水环境保护的流域景观格局 优化理念初探

流域范围内因水体的联系使得不同类型景观斑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紧密, 因而景 观格局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流域内水体质量。着眼于流域尺度上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必须合理考虑 景观斑块的类型、格局和空间分异等特征, 尽可能地减少非点源污染输出量, 从而降低水体遭受 污染的威胁程度。本研究从水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以“源”“汇”景观在镶嵌组合和空间分异方面 利用的适宜性作为优化依据, 以“源”“汇”景观空间分布的关键地段作为研究战略点, 同时考虑 “源”“汇”景观在数量、空间和转换成本等方面的客观约束条件, 将景观数量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 优化进行有机结合, 最终确定了流域尺度上以调控非点源污染、保护水体质量为目标的景观格局 优化研究的概念框架。本研究不仅为解决流域尺度上非点源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 角, 而且为降低景观类型及其格局对水体质量的威胁程度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优化方案。     

清代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清代之前广州长期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港市、对外贸易、多元文化及“蕃坊”等对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很大; 清初广州确立“一口通商”, 对外贸易更趋繁荣, 西关及滨江 地带成为巨贾侨商集聚之地, 而城内的满族与汉族在社会地位、居住等方面呈现较大的分异。 从城市总体层面来看, 清代广州呈现“西商-东官” 的社会空间格局, 西关平原及“南关” 滨江地带“因港而商, 因商而富”, 城墙之内的老城区则一直作为官衙区及官僚贵族居住区, “因衙而尊, 因官而贵”, 这成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历史主线。就清末的广州西关而言, 已分化为纺织机房区、新兴高级住宅区及洋商区等社会区类型, 具备殖民性河港贸易城市的 社会空间特征。自然条件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限制, “一口通商”的港市繁荣, 以及遵循封建 礼制的城建思想等成为影响清代广州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