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在亟待增进民生福祉的背景下，揭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利用区位商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发展趋势；民生福利水平大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仅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出现下降。(2)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错位特征显著，前者较为突出的是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而后者较高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3)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整体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而各区县存在一定差异，尤以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显著。(4)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但其存在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提升具有正向效应；时间上，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转为正向。湘西地区应推动旅游产业规模、...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选取2005年~2014年全国31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使用DEA法测算旅游业效率、运用区位熵法衡量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其次基于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业效率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中国旅游业效率、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旅游产业集聚对提升旅游业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对全国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效应,而单一的旅行社、旅游饭店的数量增长对提升全国旅游业效率表现为负向效应;(3)从各区域看,旅游产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4)进一步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促进旅游业技术效率、旅游业规模效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推动旅游业规模效率的发展效果明显优于对旅游业技术效率的作用,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促进旅游业规模效率值的提高这一途径来实现。根据以上结论从旅游企业、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提升旅游业效率的发展策略。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西部边疆旅游城市功能区空间集聚模式——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以丽江市古城区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为研究区域,基于丽江市POI数据,采用土地利用混合度熵值、行业地区集中度指数作为研究指标,用ArcGIS,MATLAB等提取旅游城市的空间格局及行业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丽江市形成“以人文景点为导向”的城市空间格局,景点周围区域以不同比例分布着与旅游产业关联性显著的商业、公共服务;与旅游产业相关的住宿、餐饮集聚程度最高,行业集中度指数分别为0.97(住宿)、0.96(餐饮);区域内住宿、餐饮服务对景点的依附程度高,并且高度集聚于丽江古城周围区域,区域内98.7%的住宿服务、97.5%的餐饮服务均分布在以丽江古城所在地为中心、半径为10 km的区域内。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测度

区域经济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用区位熵公式构建旅游区位熵指数体系,对湖南武陵山区4个地市的旅游产业集群形成与否进行鉴别,而后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借鉴柯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利用Eviews 8.0进行处理分析,廓清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探明湖南武陵山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域差异。结果表明:1)湖南武陵山区总区位熵指数大于1,张家界旅游产业集群程度最高,湘西州其次,怀化及邵阳相对最低;2)4个地市的旅游收入区位熵指数及旅游要素区位熵指数均大于1,张家界的旅游辅助要素机构区位熵大于1;3)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存在区域差异。     

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以环渤海16个城市的临港石化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修正的EG指数和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对其2003年和201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其集聚效益,最后通过对比集聚类型、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益对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综合评定。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EG指数取值的正负与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将集聚分为地理空间的“区域集聚”和市场空间的“规模集聚”。2003和2013年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以“区域集聚”类型为主。 2003年和2013年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均为低度集聚,除了一些城市的集聚程度和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得到提高外,大部分城市都有所降低。 经过10 a的发展,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产业的空间相关性加强,集聚效益有所提高,但集聚对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存在稳定的正向空间影响。 环渤海地区临港石化子产业集聚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广东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效应分析

以广东省21地市为基本研究对象,运用区位商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对1999~2014年广东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差异与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市则反之;(2)广东省山区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要高于珠三角地市,珠三角地市高于西翼地市,西翼地市高于东翼地市;(3)根据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可将广东省21地市分成4类;(4)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对整个广东省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市特别是山区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非常明显。     

基于产业集聚度演变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产业集聚在四方面影响产业转移:能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吸引同类企业入驻;能带动更多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入驻;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务工人员,缓解产业转移中用工荒难题;能有效降低产业转移成本。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IT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2000—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发现3个规律:集聚度分层明显;近5年产业集聚度变化有明显规律;产业发展水平低。据此提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1)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IT业的集聚度,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优势;2)依靠当前集聚优势,自然承接其它7个行业的转移;3)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4)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 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区域产业集聚理论初步研究

区域产业集聚要素主要分析行为主体要素、生产要素、支撑要素、时空要素、社会文化制度。区域产业集聚结构主要包括生产结构、空间结构与组织结构。产业在一定区域集聚发展有一定的功能效益,产业集聚发展有助于竞争力的提高,区域产业集聚的理想状态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对区域产业集聚机制的分析,从要素流动、区位因素、需求与成本因素、技术进步、分工、贸易等角度展开,侧重分析全球化与市场机制。对区域产业集聚的一般规律进行探讨,包括集聚与扩散的统一规律、周期发展规律等。区域产业集聚是在动态发展变化的,区域产业集聚具有开放性。区域产业集聚体现了产业集聚与区域之间的辨证关系,是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区域产业集聚研究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系统研究的重要命题。     

关中城市群工业分工协调及密集带规划研究

以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5个地级市2010年统计年鉴中工业分行业产值数据,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产业区域同构系数的计算方法,对关中5个地级市工业行业相似程度和地区间产业同构程度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关中城市群中13.9%的工业行业存在产业同构问题,36.1%的工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一级核心城市西安和二级核心城市宝鸡的工业产业同构程度较大（0.678）,不利于产业转移和产业链的延伸升级。咸阳和渭南、咸阳和铜川的工业同构程度也较大,不利于区域间产业分工和合作,需要进行协调整合。通过选用区位商、产业专门化率、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为指标,对关中5个地级市工业行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得出各市综合优势工业产业,进一步确定各市工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依照产业地理分布状况,结合各市产业专业化及关中专业化情况、产业规模和产业链条及产品分工,提出关中城市群应重点发展汽车生产制造、石油化工、纺织服装、机电装备、有色金属、医药制造、食品饮料烟草等七大工业密集带。产业密集带作为最有效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可为关中城市群工业发展形成规模与集聚效应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沿海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变

选择能够反映沿海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各类统计指标,运用主成分TOPSIS法对沿海11个省份2000,2005,2010年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采用马尔科夫链和ESDA法探讨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时间和空间格局演变。沿海11个省份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呈集聚分布;从热点区分布及格局演变来看,旅游产业发展重心有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以长三角为中心、以珠三角和环渤海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渐趋明朗。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结合欧美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利用统计数据、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等相关资料,概括总结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过程、特征及其产业类型、空间过程、驱动力量、集群形成推动者、重要的创业支援机构、其他重要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绩效。借助Porter的菱形构架 (钻石体系),全面分析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政策驱动和外资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官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北京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成为近年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时,要具有综合观点,特别是要结合区域自身特点来分析各影响要素的构成和具体作用。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