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西南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关系——以贵州省望谟县为例

以2020年脱贫摘帽的贵州省望谟县161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格局,运用耦合协调评判模型,探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县域乡村振兴潜力水平整体偏低,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受县城经济辐射越强、环境资源及交通区位条件越好的村庄,乡村振兴潜力越高;(2)劳动力资源水平因自然禀赋较差以及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就业而相对较低,表现出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点;(3)县域乡村振兴潜力与劳动力资源以中度耦合为主,呈现基本协调的态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行政村主要分布在县域南部产业经济发展较好及区位交通较便捷的地区;(4)县域乡村振兴与劳动力资源耦合协调关系包括劳动力资源滞后型、乡村振兴滞后型和同步型,其中以同步型为主,该类型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难点区域。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采用熵值赋权法测度了其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继而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耦合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度量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明显地出现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3级空间等级扩散,第2圈层呈现"V"字形空间分布;2滇西北、滇中、滇南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3从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来看,昆明为优质协调,丽江为中级协调,迪庆、西双版纳为初级协调,昭通为轻度失调,其他市(州)为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分析

明晰乡村地域功能转型特征、发挥经济比较优势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江苏省县域尺度1997、2002、2007、2012、2017年5期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乡村转型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时空耦合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转型水平先下降后逐渐回升,高速转型地域单元南部扩散趋势明显。研究末期苏北地区乡村地域功能中高速转型单元热点集聚,苏中地区乡村地域功能转型发展程度有待提升。(2)江苏省县域乡村经济增长空间集聚效应逐渐增强,苏北地区县域乡村经济加速增长成效显著,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均衡化和辐射扩散趋势明显。(3)江苏省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格局具有基本一致性,研究初期的高水平协同发展演化为研究中期的低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末期再次形成有序优质协调发展。二者耦合协调作用形成6种空间协同类型,具体为经济滞后区、协同滞后区、经济提升区、转型提升区、优化升级区和先行发展区。     

江苏省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格局研究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模比系数、耦合协同度模型等方法,揭示江苏省55个县(市)的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格局特征,并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特征。结果发现:1)江苏省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水平均呈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两化"高低水平的空间分布并不完全吻合,城镇化发展内部差异总体上大于农业产业化差异;2)"两化"耦合度与协同度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耦合度与协同度高低值的空间分布差异也较大,但整体协同水平不高;3)基于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的分数特征,将江苏省划分为4种协调发展的地域类型,并分析其相应成因及发展对策,为江苏省推进"两化"协调互动提供决策依据。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吉林省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机制

构建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格局,并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探讨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我国东西部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区域之间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变化幅度没有城镇化剧烈,但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区域之间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西部地区整体较低,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格局已初步形成。(3)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分析了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要素耦合、结构耦合和功能耦合是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的3个表现层次。     

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中部重点农区——河南省2006—2018年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及具体类型特征,并定量探测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39稳步上升到0.784,基本实现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空间上呈“北部高南部低、中部高东西低”的特征。② 河南省各市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特征分异明显,长期为粮食安全滞后型市域占比29%,长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市域占比53%。③ 影响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要素转向土地与劳动力资源,外部经济变化对其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敏感性逐步降低,科技进步始终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促进力。研究旨为中部农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使命提供参考。     

京津冀结合部城市扩展与生态位的空间耦合关系变化分析

探索城市扩展与生态位的空间变化关系有助于促进城镇化背景下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该文基于城市扩展研究现状及城市生态位理论研究方法,以京津冀结合部地区为例,提取土地利用空间信息以探索2005-2015年间城市扩展特征,建立城市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并判断城市生态位变化规律,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研究两者关系,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2005-2015年,京津冀结合部城市建成区范围持续向外扩展且扩展形态呈离散特征;区域整体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位宽度变化不一,且各区县发展差异明显;城市扩展与生态位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总体上得到改善,但协调发展类型仍以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过渡为主;应对京津冀结合部各县区发展进行精准定位,在释放潜能的同时加强区域联动。     

湖南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协调发展内涵,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测度了郴州市11个县域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度总体上处于"双低型"协调发展状态或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空间分布上,处于低水平协调度状态或不同程度失调状态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郴州市主要交通干线途经地区,而协调度高的县域则分布于郴州市边缘地区,究其原因是新型工业化水平影响了两者协调度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据此提出了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度提升及其空间布局优化的策略。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

乡村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乡村衰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需破解乡村病问题。现有乡村研究主要关注乡村单一系统、乡村转型或乡村特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系统自身、乡村各子系统之间关系及其驱动乡村发展逻辑的研究则显匮乏。基于黄淮海地区县域数据,选取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刻画了乡村内部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人—地—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① 黄淮海地区大部分县域乡村人—地—业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4条明显的高值轴带,且乡村系统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②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高,但大部分处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③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同关系可分为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和高协调水平—人业发展引领型3种类型,其中产业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④ 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可有效激活“四力”,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为理解乡村系统自身、破解乡村问题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中国城乡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其优化决策

城乡转型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过程。科学认知城乡转型的概念内涵,系统探讨城乡转型的格局、过程和机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转型理论认知的基础上,论文综合解析了中国省域城乡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基于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剖析了城乡转型的格局,探讨了不同类型城乡转型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及其对策。结果表明：① 城乡转型是城市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征是这2个过程耦合协调的状态;② 2000—2018年,各省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快速上升,城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协调的转变,但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显著低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③ 2000—2018年,全国城乡转型整体上实现了由低水平城乡统筹向中等水平城乡融合的转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城乡转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④ 全国城乡发展可划分为高水平城乡融合区、中等水平城乡融合区、低水平城乡融合Ⅰ区和低水平城乡融合Ⅱ区4种类型,各类型区城乡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补齐短板等措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     

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县域高质量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高质量发展耦合空间格局以良好耦合为主,高质量发展协调水平以中级协调为主。②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结构呈现出向环杭州湾高度集聚态势,空间耦合冷热点区变化显著,空间演化路径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空间协调冷热点区分布格局比较稳定。③ 高质量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其作用强度自经济实力、集聚能力、政府财政支持和基础设施依次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