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异与机理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在全域和局域尺度分析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在此基础上,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二者在全域尺度上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在局域尺度上正向和负向关联并存,具有高创新-高污染、低创新-低污染、高创新-低污染、低创新-高污染4种集聚类型。② 所有城市的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均存在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递增的空间分异格局,现有样本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EKC曲线,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经济与环境的良性发展。③ 环境污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均能强化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库兹尼茨关系空间计量分析

大多数学者研究环境库兹尼茨曲线(EKC)时,都隐含地假定一个地区人均污染与相邻的地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因而其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出现偏误,进而将结论应用到环境政策方面也令人难以信服。为克服上述缺陷,利用中国28个省域1993~2005年的面板数据,应用考虑空间效应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的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我国的区域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更适于研究EKC曲线;(2)区域污染排放不仅受本地区人均收入影响,而且相邻区域的污染物排放也对本地区有重大影响,即污染物排放具有空间溢出作用;(3)我国居民环境质量-收入弹性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环境质量在居民消费需求中比重并不高。     

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及其经济驱动因素

基于2003-2013年经济与环境污染数据,运用EKC模型、Moran's I指数、LMDI指数,将污染排放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能源开发效应、技术污染效应,探讨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总量未到达EKC曲线拐点,处于EKC曲线左侧。在时间维度上,规模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恶化,其他效应的变化间接改善了环境状况。在空间维度上,规模效应的高值聚集区是东部地区;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技术污染效应的高值聚集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低值聚集区多为东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开发效应是全国范围的整体偏低。中国污染重心在113°E~115°E,32°N~34.5°N的区域内移动,以北京—吉林—广东—浙江等省份所构成的区域,受不同经济效应影响,在向东、向西之间“抉择移动”。     

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

基于扩展的传统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利用2008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决定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高—高和低—低集聚区居主导地位;全域截面数据模拟的EKC形状为"U+倒U"型,其中30个省域的EKC曲线为"倒U"型,EKC假说在省域尺度得到了证实;29个省域的人均GDP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区域,表明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上海已率先跨过"倒U"型曲线拐点,其人均收入的提高与环境保护较为协调;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及中等级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损失成正相关;升级产业结构、积累高等级人力资本及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     

中国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2002～2010年中国30个省域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下,中国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旅游能源消耗不仅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还通过空间和经济传导机制对邻近区域的旅游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中国省域旅游能源消耗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中,相对地理位置的影响大于经济差距的影响.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新要求。通过构建海洋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2000—2014年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地级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的空间交互作用及空间效应进行研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甄别。研究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主体呈显著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交互作用；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溢出的正反馈效应。影响因素中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贡献强度排序为：海洋环境>海洋产业>海洋人才>海洋资本>海洋科技，对其他地区溢出效应影响的排序为：海洋基建>海洋人才>海洋资本。研究为环渤海地区海洋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综合考察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继而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解析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区域间差距日渐缩小;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局域空间分布以“H-H”和“L-L”类型为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区域创新能力是推动本省区及邻近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区则是负向影响,而交通设施条件对本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对邻近省区影响不明显,地区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计量研究

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为理论基础,选取山东省1981年以来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探究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废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EKC呈"倒U形右侧"曲线特征,SO2与烟尘的EKC呈"N形"曲线特征;研究时段内,污染物排放量均已渡过峰值,其后随人均GDP的增长呈下降趋势,但是2002年以来,下降趋势停止并产生波动。分析表明,山东省EKC特征与工业结构变化、环境保护投资、环境政策取向有显著关系。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31个省域为空间样本,运用趋势面、引力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中国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势能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各省域创新资源协同状况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网络结构分布格局变化显著：从简单雏形逐渐发育为“鸡爪型”、多核心复杂化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创新资源协同势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空间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特征

基于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扩展运用,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区域产业分工模型与跨区域产业联动模型(包括区域间引力模型、产业间引力模型、跨区域各产业间联动模型),从具体产业角度探索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的特征。研究发现:(1)在区域产业分工方面:中部、西北、西南地区是静态比较优势产业较多的区域,而沿海及京津地区是动态比较优势产业居多的地区,区域间产业梯度已经形成。(2)在跨区域产业联动方面:①区域间产业联动强度受经济地位及空间距离的影响显著,沿海与内陆之间跨域产业联动性较弱;②1987～2002年间,各产业综合关联度发生显著变化,产业间关联强度逐渐增大;③跨区域产业联动具有明显邻域空间指向性,区域联动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尽管产业间横向联动与纵向联动相结合的混合型联动格局正在形成,但合作领域多集中于科技含量较低的能源原材料型产业与相关下游产业之间。     

广东省经济发展与滨海环境污染的关系

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广东省1991―2011年的经济发展与废水排放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与废水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计量模型。结果表明：1）广东省废水排放总量、生活污水排放量与GDP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库兹涅兹曲线关系。2）工业废水排放量与GDP之间出现了脱钩效应,工业生产对资源环境压力逐步降低。3）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却相对较快,逐渐成为废水排放的主体,致使滨海水体中无机氮与磷酸盐的含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滨海地区水质富营养化日趋严重,赤潮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直接威胁到滨海地区水体功能的正常发挥。4）从渔获率的年际变化来看：近年来广东省滨海水域生物多样性有所恢复,但形势仍不容乐观。尽管EKC理论表明经济增长最终会改善环境质量,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广东省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策,建立滨海生态环境保护区,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工业数据,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度不同区域的工业生态效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分异特征进行解析,最后研究了工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如下：①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均值呈现出波动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 ② 区域之间差距明显,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也在2016年最大,空间分布上逐渐集中,逐渐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状空间分布特征; ③ 工业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有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 ④ 财政分权的直接效应值最高,对外开放和固定资产是抑制本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财政分权能够促进邻近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外开放不利于邻近地区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     

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市场潜力评价

从产地-市场空间关系角度, 定量分析了我国地级行政区域的市场潜力及其空间格局, 揭示了市场通达性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联。我国市场潜力指数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级递减,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内陆地区为外围的中心- 外围格局, 而且差异在继续扩大。市场潜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在宏观尺度上呈现高度的空间关联, 市场潜力高的区域是经济总量集中分布的地区。这种关联印证了市场通达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市场潜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循环因果关系。这种循环累积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在未来发展中将继续处于优势地位, 并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进一步扩大。鉴于地区间经济联系对产地- 市场空间联系的重要性, 经济区位分析需将视野从本地市场扩展到地区间经济联系。西部地区发展与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受到距离和运输成本的限制, 应重视扩大内需, 改善其市场通达性,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