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意愿"理论,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地,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理论,分析环境知识(认知)、环境敏感性(情感)和地方依恋(态度)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知识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敏感性,但并不直接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其中环境敏感性和地方依恋是环境知识和游客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敏感性、地方依恋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要突破传统的管理规制路径,培育游客自发的亲环境行为,探索通过增加游客环境知识、提高游客的环境敏感性、培育旅游者对旅游地的地方依恋等旅游地游客环境行为管理创新措施。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演变下三江源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韧性分析

通过构建生计韧性框架,运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24位居民生计变化情况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采用三级编码的方法,分析了在现行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影响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韧性的因素及促进其生计韧性提升的策略。结果发现：生态旅游发展演变过程中居民生计韧性变化显著,多样化生计组合方式有望提高其生计韧性水平;物质资本增加、自组织能力增强、居民认知明确和态度积极是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韧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游客量减少、生态旅游经营和管理不完善、金融资本不足、学习能力较弱和生计缺乏多样性成为主要制约因素;生计韧性受到旅游发展环境变化、缓冲和适应能力变化两条路径影响,二者的协同发展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生计韧性水平。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牧还草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基于宁夏盐池县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73. 12%的农户愿意再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但各类型区的空间差异显著。②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但作用路径不同,自然资本呈显著负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呈正向作用。③4个类型区中影响最稳定的因子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个体特征,表明农户家庭内部因素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力最大。④家庭现金收入指标对强限制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最显著,对禁止开发区农户的再参与意愿解释力相对较弱。政府应根据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农户收益持续增加以提高其再参与意愿。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     

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和经历对贫困农（牧）户的生计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留守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以甘南牧区为例,通过解析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总结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户家庭主要的生计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结果表明：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劳动力转移的外出时间、务工去向与转移劳动力工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这可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促进当地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产业发展背景下黄土高原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黄土高原乡村转型明显,农户生计演化日趋剧烈。以黄土高原长武县为例,运用熵权法、贡献度模型和Logistic交互分析等方法,厘清长武县1990年以来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演化历程及其主控因素,揭示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关系。研究发现：(1) 1990年以来长武县人地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其乡镇形成县域服务型、煤业生产型、苹果产业型与政策依赖型四种类型,各类别间乡村转型水平差异显著;农户生计类型逐步多样,分化为固守型路径、渐升型路径、回落型路径、俱进型路径,各路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2)乡村转型历程中乡镇的经济水平与劳动力是乡村转型的基础,乡镇产业发展决定乡村转型方向,电商因素助力乡镇农业产业链完善。(3)农户生计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乡镇产业基础是农户生计类型改善的前提,“耕地依赖”限制农户生计非农化发展,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化,社会资本与电商因素促进农户生计演化升级。(4)在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的互动演化过程中,乡镇处于发展的快车道,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农户为被动适应的角色,仅少部分“乡村精英”能与乡村转型进行良性互动。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市忠县天子村社区为例

改善农户生计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农户生计变化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忠县复兴镇天子村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建立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特征。同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显著,与迁入新型农村社区前相比,在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农户生计值都有了较大变化;在基于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呈正相关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最大。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型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宁夏回族聚居区45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结构配置发生了转变,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促进了生计方式的转型。宁夏回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其聚居区域选取22个乡村,451户农户进行调研,在对生计资本拥有量和结构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与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生计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组成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反映其综合指数的多维发展能力来看,从高到低分别为二兼户、一兼户、非农户和纯农户;(2)自然资本对纯农户和一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二兼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社会资本对非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从纯农户向一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资本,向二兼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非农户转型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资本,家庭综合劳动能力和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也是显著的促进因子。从阻滞因子看,不同的转型方式差异较大。最后,针对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休闲涉入与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基于广州市的调研数据

在“认知－情感－行为意向”范式下,基于中国农民工流入地典型代表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差异显著性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特征,并实证检验休闲涉入、地方依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广州市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倾向较为强烈;2）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工群体在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学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和地方依恋作用突出。其中,学历高中或中专以上、月收入在2 001~4 000元、来穗工作年限超过1 a、来自中部和东部省份的广州农民工,其留城意愿最为强烈;3）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地方依恋在其中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果。且经过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介入后,休闲涉入对留城意愿的直接效果显著弱化,间接效果相对显著增强。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以陈庄为例

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需要真正的社区参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技术改进,对村民参与主动性关注不足,更受制于村民较弱的参与能力。本文从赋权理论激发弱势群体权能的新视角出发,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结合社区心理学行为分析的“认知-情感-互动”逻辑,构建乡村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模拟参与选择、活动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三方面测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研究通过三年半共计84次跟踪调研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村民、规划团队、政府言行的全过程资料,分析得出：针对不同规划阶段社区参与的特定目的,规划采用差异化的赋权策略,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程度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尽管规划中后期的实际参与率稍低于初期模拟的参与意愿,但赋权仍维持了较高的社区参与广度,且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深度,包括村民参与动机的转变以及个体学习、集体行动等参与能力的提高。赋权的作用,通过增加村民的信息与知识、增强村民的信心和责任,进而改变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和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这一传导路径得以实现。研究深化对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的认识,并对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生计干预作为中国后脱贫时代采取的系统性外部干预,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效率是检验干预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维度出发构建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评估其生计干预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为0.1274,低生计干预效率的农户占57.87%,而高生计干预效率农户仅占8.39%;②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干预效率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后期脱贫、高山区以及特色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较高;③内生动力、交通便利度和海拔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产品销售的难易程度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内生动力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对其原有单一因素对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影响产生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投资额度、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农村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农户内生动能等建议以推动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基于地方情感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建构与影响研究

地方情感作为游客游憩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是近年来游憩地理学的热点论题。以安徽黟县西递、宏村和江西婺源县江湾景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方法,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自我调节理论和目标导向行为模型进行拓展和重塑,建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建构游客乡村游憩行为意向模型的解释与预测配适度指标良好,且模型具有复核效化的稳定性;地方情感对游客游憩行为意向的作用效果最显著,其次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游客在乡村旅游地选择意向总效果呈现不同的影响趋势;通过对态度因素进行重塑,提升了整体模型的解释与预测力;加入愿望（欲望）因素,相当于地方情感、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通过态度诱发具有情感性动机的愿望（欲望）,扮演了催化愿望（欲望）的角色,进而产生了游憩行为意向。     

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西递、宏村为例

开展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乡村研学旅行产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皖南地区典型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从游客体验视角,构建了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因素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递、宏村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的旅游体验因素有文化认知、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和学习认知4种类型;从路径系数来看,案例地研学旅行者的文化认知(0.510)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大,情感体验(0.340)和审美体验(0.224)次之,学习认知(0.212)位居最后;论文构建的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西递、宏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和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厦门、福州、南平为例,通过对62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全面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家庭特征是影响各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基础与普遍性因素;(2)经济价值认知是影响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核心因素;(3)用途转换收益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4)政策相关特征是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导向性因素。为提升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守住耕地资源红线,建议结合地方经济水平,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耕地保护政策;尊重农户意愿,合理调整耕地保护政策执行方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推进耕地集中经营。     

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视角下流动人口城镇住房分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在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的视角下,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城镇的住房状况有机结合,借助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城市特征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层次回归模型,探究流动人口城镇住房分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城镇住房已形成了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城镇产权房、有城镇产权房（流出地或流入地城镇产权房）和多区域城镇产权房构成的“三阶四级式”的“金字塔型”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流出地的区位禀赋是其实现城镇住房自有的重要基础和财务支撑,流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房价和城市规模仅对流入地和多区域城镇产权房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挑战了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差的刻板印象,并吸引人们关注流动人口跨地区生计及其变迁对其城镇住房的影响,拓展了当代中国城镇住房分层研究的视角。     

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支付意愿研究——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门票价格支付意愿关系景区发展和游客体验质量。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从最低、最佳、最高三层次指标调查游客门票价格支付意愿,使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旅游景区现行门票价格认可度较高,现行门票价格对最高支付意愿有限定作用,最佳支付、最低支付明显小于现行门票价格。景区门票属性、形象认知、设施服务、价值标准、旅游动机影响支付意愿,其中门票属性、形象认知对支付意愿数值影响最为显著,社会经济指标中居住地对游客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

采用半结构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以古丈县为案例地,通过融合个体空间路径分析该地区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和空心化,大量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在养老多元福利供给不足、医养服务设施供应短缺和代际关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面临乡村养老结构制约与老人农业理性选择的生计异质性困境。基于脱贫地区乡村社会网络优势在“健康”“参与”“保障”3个积极老龄化维度下,根据老年农户不同生命周期的主体行为需求差异,提出多层次年龄结构与多元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下的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路径：1）在农户个体层面,根据老年农户的个体生计行为和生计资本随生命周期变化,动态调整相应的福利来源和生计方式;2）在场域空间层面,通过第六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代要素介入,建立应对老龄化的乡村市场产业配套;3）在地域空间层面,根据乡村老年农户社会圈层结构,重构生产、生活、生态适老化生计圈。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

对重庆市贫困与生态脆弱区的云阳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76 户农户调研基础上, 将农户划为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和弃农农户, 基于生计视角对农户转户退耕决策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农户兼业普遍, 兼业是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从纯农户到弃农农户, 农户生计资产依次递增, 尤其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②随着兼业程度提高, 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多元化。纯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土地;农业主导户开始选择非农兼业;非农主导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最高;弃农农户生计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③生计是影响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的关键因素:纯农户生计资产匮乏, 决策受政策导向明显;作为理性经济人, 对土地经济收益的依赖使农业主导户转户退耕意愿不明显, 对政策响应平淡;非农主导户将权衡转户退耕的补偿与损失, 政策响应模糊;弃农农户资产丰富, 对转户退耕决策响应积极。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生计视角, 本文提出了理性政府行为的3 大对策, 即:建立转户退耕的社保及补偿、激励机制;基于农户生计视角, 实施各种工程措施及惠民政策,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针对不同区位的农户实施差别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