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发展多情景分析及振兴模式构建（英文）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旅游型传统村落系统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社会文化变迁、传统村落原貌消退等问题。以北京市6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地,综合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评价结果来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发展未来变化特征,并基于此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主要结论如下：（1）从绿色发展情景方案来看,基准发展情景、经济振兴情景和绿色振兴情景方案的具体特征和目标函数不尽相同;（2）从利益相关者对情景方案的感知评价结果来看,不同情景方案下的案例村落绿色发展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嬗变,但无论对于何种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传统村落来说,绿色振兴情景方案均是最优选择;（3）构建了以绿色经济为关键、以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村落社区为主体、以外部政策为保障的五位一体的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绿色发展和乡村旅游理论,可为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指导。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文献①分析发现,国外传统村落旅游存在多种驱动模式,研究的内容有传统村落旅游影响、传统村落社区与旅游、传统村落游客体验等,旅游研究的区域性很明显.基于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现状与国内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特点,认为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在如下方面有待深入:个案研究的拓展;旅游资源本体可持续性研究;旅游资源的再创造性;游客体验和游客感知;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现象的多学科研究.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当前,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呈空心化态势,而三生融合作为地域空间系统发展的优良状态,其融合过程也是空心化问题治理的过程。探索典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达到“三生”融合的驱动因素和驱动过程,可为传统村落空心化治理提供借鉴思路。基于此,论文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概念进行定义,以湖南德夯苗寨为例,依托扎根理论对影响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相关变量进行解构,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动力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生态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本底基础,包括人化生态实践和原始生态实践两条回路;(2)生产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物质动力,囊括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和旅游生产阻力三条回路;(3)生活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关键保障,由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和制度生活建设互动三条回路组成;(4)生态保护限制了生产和生活的无序扩张,生态产品打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实践又反促旅游生产创新和生态保护,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功能叠加。总结其地域系统在多重因果键和因果回路循环下达到“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式,可为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借鉴。     

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资源约束下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基于社区旅游参与和案例比较视角的研究

探讨资源约束下社区参与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形成机制,有助于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提升以及社区参与基础上传统村落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安徽宏村与湖南张谷英村为案例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对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资源约束下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与案例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参与背景下,关系嵌入实际区分为行业嵌入、政治嵌入和社区嵌入三维度,其中,行业嵌入对社区旅游参与者的知识获取和旅游创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政治嵌入通过知识获取影响社区旅游创新意愿,社区嵌入对社区旅游创新意愿有双重作用机制,是最重要的社区旅游创新意愿驱动因素。在传统村落从生活聚居地演化为成熟旅游地的过程中,存在社区嵌入与政治嵌入的下降风险;从长期看,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意愿形成机制的实现需要克服由此造成的干扰。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徽州地域1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用GIS技术与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揭示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探讨影响徽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沿盆地、邻水及边缘化分布特征明显,表现出“边缘多核心少”的分布格局。黟县遗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其次是徽州区和歙县,形成徽州传统村落集聚的次级核心区。宋朝（北宋和南宋）和唐代是现存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两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这些分布特点的影响因素。     

基于句法分析的传统村落空间旅游规划研究——以河南省林州市西乡坪村为例

基于空间句法整合度与标准穿行度2个形态变量,以国家级传统村落河南省林州市西乡坪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前景网络和背景网络量化数据,结合现场调研,分析传统村落旅游线路和不同层次公共空间的现状及成因。结果表明:(1)穿行度和整合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2)当R取值2 000 m时,利用前景网络空间可获取游客浅层次旅游线路空间和公共空间;当R取值250 m时,利用前景网络空间可获取游客适度层次旅游线路空间和公共空间。(3)背景网络空间应尽量保持其原生态性,为游客提供惊喜空间。从村落旅游线路构建和不同层级空间开发层面提出传统村落旅游保护与开发建议。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①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涵盖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子模型。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其中整体保护水平分为宏观区域和微观社区两个亚层,保存率和分布密度是评价区域保护水平的简易方法;影响因素模型包含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划分的两类基本分析模型。②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行政区划边界地区形成5个热点集聚区,丽江市传统村落保存率最高,黔东南州分布密度最高。③ 影响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保护水平的地理区位因素为海拔、水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经济社会因素中,非遗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建设、交通流动和非遗规模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选取145个传统村落的相关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等数据,运用格网化、耦合协调模型、重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和空间聚类方法,对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及发展水平整体较均衡,两个重心均在汾河中游。(2)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状况全流域整体为拮抗和低耦合,协调状况近90%区域为失调,上游协调情况远低于全流域平均,中游出现低值区包围高值区与中值区的现象,呈现以河道为轴的复杂层级特征。(3)区域的总体经济能力、非农经济能力、政策倾斜程度和资源禀赋是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协调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4)协调发展视域下确定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一极、一带、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一极”为平遥县示范区,“一带”为汾河西侧发展带,“五区”为城镇转型区、经济优先区、综合保护区、资源开发区和政策扶持区。     

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评价研究

提出传统村落活态性概念，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3个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大湘西地区3个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失活问题较为普遍，东山村活态性最差，小市村次之，地笋苗寨活态性最好。② 从系统层来看，物质遗产是影响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贡献因子，从要素层来看，人口结构、历史建筑和格局肌理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主要贡献因子。③ 从系统层来看，非物质遗产是导致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素，从要素层来看，人口数量、传统技能技艺、自然生态环境是导致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子。④ 总体来看，旅游型传统村落活态性好于城镇化型和传统型村落。但是，不同类型村落的活态性贡献因子和失活因子均存在一定差异。     

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旅游开发已成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有效途径,使得传统村落地域土地利用、就业方式、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旅游发展成为传统村落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土地、产业、人口等方面探讨了旅游驱动下地域城镇化的过程。结果表明:1)宏村的土地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景区外围,表现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2个方面,申遗前宏村的土地开发主要集中在景区内小规模的扩展,申遗后发展方向转移到与宏村隔河相对的际村,土地开发速度快且规模较大。2)经过近30年的旅游发展,宏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第三、二、一产业结构为68∶21∶11;同时旅游小企业快速发展,国际奢华度假品牌企业开始进入。3)宏村人口地域集中化趋势较为明显,主要是在旅游利益吸引下本地居民的返回以及外来投资者和劳工人口的流入,当地居民就业结构向非农化(旅游接待业)方向转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社会行为方式及居民思想观念等方面日趋城市化。最后,简要讨论了影响宏村旅游城镇化的因素。     

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及其定量评价——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

以脆弱性理论为基础,提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的概念,从“内损性-暴露性”2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新田县的3个典型传统村落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3个案例村落的景观脆弱度均为中等脆弱等级：谭文溪村脆弱性最大,河山岩村次之,黑砠岭村脆弱性最小。② 从脆弱度得分贡献来看,系统内部结构是影响传统村落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暴露性是次要因素。内部结构因素中,民俗文化和传统建筑是主因;外部扰动因素中,旅游开发是主因。③ 从各要素的相对脆弱率看,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和城镇化分列前3位,是当前传统村落脆弱性最明显、脆弱程度最深的影响因素。④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说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北京西部山区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以门头沟区为例

北京西部山区保留有许多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京西独特的景观旅游资源。伴随北京市山区发展的新战略,许多村落将进行搬迁,搬迁后的村落和其他传统村落一起成为北京市山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根据北京门头沟传统村落的类型和特征,探讨京西山区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利用的模式和途径。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文献综述可视化研究

旅游业推进传统村落的发展,是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传统村落作为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在2012年被明确提出前,与古村落的概念一直混淆,且关于传统村落旅游的文献综述不多。为梳理1997-2018年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研究状况,该文以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法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分析了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旅游开发研究由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向旅游感知与态度方面深入,研究重点由"物"向"人"转变;2)旅游影响研究以社会文化影响和社区利益主体间博弈关系为主;3)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从上位规划和村民主导两方面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策略。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四方面推进:研究对象由特定区域转向更多区域;研究内容倡导以政府为主导的文旅相结合的地方营造;研究趋势是以人为关注点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注重涉及定量分析的多学科方法的交叉应用。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可持续路径模型建构

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中国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场所,近年来受到学界和产业界持续关注。在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村落面临消失、衰败与空心化的危机。随着现代城市居民快节奏、强压力和怀旧观驱使,寻找乡愁和记忆的故乡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机遇。如何保留并传承这份“礼失而求诸野”的宝贵空间成为重要理论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价值的命题。通过综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视角探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出“旅游活化”这一理论概念以振兴并传承传统村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价值,从而实现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借鉴吸收了文化地理学三层文化体理论,提出了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可持续路径模型,模型以旅游为出发点,遵循物质层、社会层和精神层的基本演化路径,明确了各层的实施策略和旅游活化所对应的资源价值要素,提出各层在旅游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问题,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成因机制研究

以中国4 153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总体呈凝聚型,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但两者成因差异显著。（2）伴随历史时期更替,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形态由“单主核,多次核”转为“多主核,单次核”;东部农业文化区传统村落数量明显高于西部游牧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分布重心位于西南地区中部,汉族传统村落则以长江中游地区南部为分布重心。（3）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气候降水、河流水域是决定传统村落形成和延续的基础因素,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人口迁移则是影响传统村落集聚发展的重要推手,现存传统村落总量规模和当地政府政策保护力度息息相关。     

认知重构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演化 ——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采用开放式问卷、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旅游创新年谱,识别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的认知基础和认知维度,探究认知重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由旅游服务创新主导向旅游体验创新主导演化。(2)客体变迁与认知主体学习驱动村民四维认知重构,并通过旅游创新主体多元化以及路径创造推动旅游创新演化。(3)传统村落家的体验将深层次化,真实性将得到重构;自组织旅游创新演化将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重要力量;社区旅游创新既是村民对家的重塑和美化,也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