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上、中游地区史前稻-旱混作农业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区域差异

稻-旱混作是淮河上、中游地区史前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现有资料显示,该模式在淮河上游地区最早出现于7.8~7.0ka BP的裴李岗文化中晚期,且至迟在5.0~4.0ka BP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成为淮河上、中游地区普遍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然而,对于该农业生产模式在淮河上游地区出现后的发展过程,淮河中游地区的早期农业类型及其发展过程与淮河上游地区是否存在区域差异等问题,目前皆不清楚.本文利用浮选法和淀粉粒分析方法,对淮河上、中游地区不同地域和不同阶段的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炭化及微体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淮河上游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8.0~7.0ka BP)在裴李岗文化区出现后,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6.8~5.0ka BP)的快速发展阶段,至新石器时代末期(5.0~4.0ka BP)完全确立了该模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与上游地区不同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8.5~6.8ka BP)的原始农业为单一的稻作农业模式,但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同样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此外,分析结果还显示,淮河上、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虽然同属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但水稻与粟、黍在这一模式内部结构中的地位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该研究结果对了解淮河上、中游地区史前农业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新石器时代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人类适应方式等问题有重要科学意义.     

青龙泉遗址人和猪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

尽管中国有关稻粟混作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但混作区内稻粟农业在先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家畜饲养中的作用,其发展与文化演进和传播、古环境变化间的内在联系等关键问题,依然未能很好地解决.为此,本文对位于稻粟混作区内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人和猪骨（3000～2600 BC屈家岭文化期和2600～2200 BC石家河文化期）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试图在揭示他们食物结构的基础上,探讨稻粟农业在先民和猪食物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演变过程,并对稻粟的种植与文化交流以及古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初步探索.先民的δ13C值位于-16.7‰～-12.4‰之间,平均值为-14.6‰±1.3‰（n=24）,这表明先民的食物中兼具C3和C4类食物.由于遗址中同时发现了稻（C3类植物）粟（C4类植物）遗存,据此我们认为,稻粟农业均对先民的食物有所贡献,且粟作农业在先民的生活方式中占次要地位.先民的δ15N均值为9.0‰±1.2‰（n=24）,表明动物类蛋白在先民的食物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其较大的分布范围（6.6‰～10.8‰）则表明,先民的肉食来源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猪的δ13C均值（-14.3‰±2.5‰,n=13）与先民类似,而δ15N均值（7.7‰±0.6‰,n=13）稍逊于先民,表明猪的食物来源与人相近,其食物中可能含有较多的人类食物残余.对先民和猪的δ13C值和δ15N值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皆不具有相关性,暗示先民和猪的食物来源中含有较多的植物类食物,这很可能与当时较为发达的稻粟混作农业密切相关.通过不同文化期内先民和猪食物结构的对比分析,发现粟类食物在石家河文化期人和猪食物中所占比例皆上升10%左右,反映了粟作农业明显加强,而这种变化与古环境变迁以及南北文化间的交流密切相关.当气候温暖、降水增加、屈家岭文化北进之时,稻作盛行;而在气候变冷、降水减少、北方文化南传之际,粟作加强.     

青藏高原东北部官亭盆地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官亭盆地史前群发性自然灾害对齐家文化时期大型聚落喇家遗址毁灭的影响是近20年备受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自然灾害对单一遗址的影响,该盆地内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该时段人地关系演化的过程与机制尚不清晰.本文依据官亭盆地内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点的位置、海拔和面积,探讨盆地内该时段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仰韶文化晚期(5500~5000cal a BP),盆地内黄河三级阶地上出现4处遗址,聚落分布范围较小;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5300~3600cal a BP),遗址数量、聚落规模和分布范围明显增加,聚落分布整体向靠近黄河的海拔较低的区域移动;辛店文化时期(3400~2700cal a BP),遗址数量和聚落规模呈现下降趋势,聚落范围收缩,聚落分布发生空间分异,一部分向高海拔移动,另一部分则处于低海拔位置.结合研究区周边的全新世气候记录、考古及古洪水资料,显示官亭盆地新石器-青铜时代遗址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演变和分布范围密切相关,而大区域文化格局的演变又受到气候变化和农业发展的影响.新石器-青铜时代官亭盆地聚落海拔高程的空间分布则主要受到生业模式变化的影响,尚无证据显示其与古洪水事件有紧密关联.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和可能驱动机制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活动历史历来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提供了梳理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的可能.本文通过整理和总结在青藏高原已开展的考古工作,提出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地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再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其扩散过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1.16万年)、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600~6000年)、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和全新世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000~2300年),而曾报道的青藏高原末次盛冰期及其以前的旧石器遗址的年代需要重新厘定.末次冰消期的人类扩散主要与盛冰期之后的气候转暖转湿事件和细石器文化的盛行有关,全新世早中期的扩散则受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的驱动和黄土高原粟作农业发展的压迫,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以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000~4000年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距今3600年前开始常年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来源与石器功能

淮河上中游地区位于中国东部南北过渡带,研究资料显示,淮河上游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人类主要通过采集和农作物种植两种途径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其农业模式为稻-旱(粟、黍)混作,而淮河中游地区同时期人类的植物性食物资源获取方式及其农业发展模式与上游地区是否相同,目前尚不清楚.顺山集遗址(约8500~7000a BP)是淮河中游地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本文选择该遗址出土的代表性石器圆形石球、石磨盘及石锤等石制工具17件及陶釜残片29件进行了淀粉粒残留物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器物表面的古代淀粉粒主要来源于禾本科薏苡(Coix lacryma-jobi)、小麦族(Triticeae)、水稻(Oryza sativa.)、葫芦科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根以及1种未知的植物种属.研究结果表明,淮河中游地区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同样依靠采集和农业种植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但与淮河上游地区不同的是,该区域的农业模式为稻作农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属来源的淀粉粒在石器和陶器表面的出现频率分析结果表明,薏苡可能是顺山集先民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而水稻在当时的利用程度并不高.圆形石磨球、磨盘及长柱状石锤使用面上不同种类淀粉粒的发现表明这两类石器都曾被用于加工多种植物性食物,而石斧刃端发现丰富的植物淀粉粒,表明该类工具在当时除了用于砍斫工具以外,可能也曾被用来加工食物,其功能具有一器多用的特征.本文研究结果对了解顺山集先民的生业形式与出土石器的使用功能,探明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的植物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农作物传播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

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广受关注的科学问题,考古证据显示至少可追溯至青铜时代早期,但具体的时间和路线并不清楚.文化交流过程伴随着农作物的传播与交换,相对于考古遗物,农作物遗存鉴定标准明确且可精确定年,是研究文化交流过程的理想材料.本文总结和对比了欧亚大陆史前遗址的植物大遗存鉴定和直接测年数据,以及人骨碳同位素分析结果,系统梳理了东亚起源的农作物粟黍西传,西亚起源的农作物小麦和大麦东传,及其相互汇聚的时空过程.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探讨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结果显示,约10500a BP起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和大麦在8000a BP之前传入欧洲和中亚西部,4500~4000a BP传入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粟黍在7700a BP之前驯化于中国北方,4500~4000a BP传入中亚东部,3500a BP后传入西亚和欧洲.约4400a BP在中亚东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出现黍和小麦、大麦同时利用的迹象,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元素最早汇聚的地区.4500~3500a BP粟黍和麦类作物混合利用的现象主要出现在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其后扩散至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上述研究暗示跨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可能始于距今5千纪,在青铜时代得到强化,为汉代的丝绸之路的开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史前农业传播:从中国南方到中南半岛

农业的发展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的扩散关系到现今南亚语族的形成,是农业传播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以往大部分研究集中在稻作农业传入东南亚的时间和路线上,而粟作农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梳理了中国和中南半岛128个遗址出土的312个稻(Oryza sativa)、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遗存的直接测年数据,发现中南半岛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粟作农业,至迟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出现稻作农业.经分析,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早期农业可能有中国西南、两广地区和福建沿海三个来源.史前农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路线与文献记载的"西南丝绸之路"非常接近,这表明在新石器晚期青藏高原东缘就存在一条文化通道,为后世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稳定同位素和植物微体化石证据所见山西忻定盆地4000a BP前后的生业经济

为了揭示4000a BP前后地理条件封闭的忻定盆地考古学文化大发展与传统粟黍农业及外来麦类种植和牛羊饲养业的关系,讨论中国北方文明事件所产生的广泛的经济基础,文章以辛章遗址出土的9例人骨和58例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人牙结石上植物微体化石分析的研究方法,还原了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结果显示,先民、猪和狗主要以粟黍类食物为生,牛和羊的食物中也包含一定量的粟黍副产品(如秸秆)等.然而,小麦等并没有在该地区被种植.显然,粟黍农业已对外来动物(牛和羊)的饲喂产生明显影响.由此可见,忻定盆地完全采用了以粟黍农业为主兼容诸多外来农业因素的新的农业体系(粟黍农业及猪牛羊饲喂业),进而证实了新的农业体系已成为更广阔区域先民生产和生活的最优选择,这为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甚至文明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广泛的物质基础.     

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年代的完善及其对重新评估人与环境关系的启示

史前文化高分辨率年代的重建是理解人类演化及其与环境变化关系的前提,对探索史前跨大陆文化交流的轨迹具有重要意义.河西走廊是史前世界最早的远距离文化交流中心之一.由于缺乏~(14)C年代的控制,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及序列仍不清楚.本文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14)C年代序列以解决河西走廊地区人类定居和文化演化的时间问题.一年生的炭化农作物遗存~(14)C测年具有避免"老木效应"的优点,因此被用来检测河西走廊已有的炭屑和骨骼~(14)C年代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所得的~(14)C数据集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建模,模型年代显示其与河西走廊已有的考古文化年代基本一致.然而,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的年代比已有的年代晚约300年.通过对比模型年代与古气候和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认为沙井和骟马文化的衰落是受地缘格局的影响而不是气候变化导致的.     

新疆全新世环境变迁与史前文化交流

通过分析新疆及毗邻区域全新世环境变化的时空分异,结合区域人类活动的特征,阐释了新疆全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新疆天山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化和欧亚草原带等地不同,欧亚草原带早中全新世湿润,晚全新世干旱;天山等地早全新世干旱,中晚全新世湿润.在畜牧渔猎经济的条件下,湿润的欧亚草原带比新疆的大多数地区更适合人类生活,文化发展更为迅速.进入晚全新世,天山等地气候湿润程度增加,绿洲农业中形成了稳定的粟黍-大麦/小麦-畜牧业的稳定的产业结构,人口迅速增长,文化繁荣.在距今4000年以前,欧亚草原带的青铜文化因素对新疆影响最大,来自甘青地区和中亚的文化要素相对较少.此时,新疆诸文化的经济特征以采集狩猎加畜牧为主,文化交流的主流是沿着阿尔泰山的南北向的交流.在距今4000年以后,沿着天山的东西方向的文化交流逐渐成为主流,农业加畜牧业的混合经济在天山山麓的绿洲地带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新疆史前文化的高峰出现在晚全新世,是气候变化的区域差异和文化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山西襄汾陶寺古遗址自然变形遗迹的发现及其意义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分布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距今4300—3900年,为陶寺文化的命名地.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先秦史籍中最早出现"中     

甘肃西山坪遗址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

通过花粉、农作物种子和植硅石等农业活动生物指标记录研究, 结合高精度AMS14C测年, 重建了甘肃西山坪遗址5250 ~ 4300 cal a BP时段的农作物类型和农业栽培特征. 5100 cal a BP以来农业活动增强, 5070 cal a BP出现中国西北最老的稻作农业遗存. 4600 cal a BP左右针叶林突然消失和栗树扩张是先民选择性砍伐针叶树, 保留并栽培栗树的结果. 西山坪遗址4650~4300 cal a BP期间种植有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 囊括了东、西亚2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 不仅证实小麦和燕麦早在4650 cal a BP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 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     

晚商中国(1250~1046BC)农业制度的优越性研究:来自考古稳定同位素的新证据

研究表明,作为早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中原地区的两次农业模式转变,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的农业产量和抗灾能力,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崛起.第一次是在早期复杂社会形成时期(2500~1600BC)率先由单品种农作物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制度过渡,第二次是在商代(1600~1046BC)之后逐步地由依赖粟黍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旱作农业模式转变.为此,文章选择商王朝建都和统治核心区域的郑州地区首次发现密集而排列有序的一处商代晚期墓葬群(郑州黄河路109号院墓地)出土的30例人骨和7例殉狗为研究对象,展开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商代晚期郑州地区的绝大多数先民仍以C₄类(粟黍)食物为主,不同时期、性别、年龄和经济地位先民的食物结构差异并不明显,但是C₃类(水稻和小麦)食物增多.此外,文章通过梳理多个遗址的考古稳定同位素和植物浮选结果发现,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在商代主要存在于都城级别的高规格等级遗址中,推测与其推广难度有关,体现了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农业制度的先进性和复杂性,为早期中国(1250~1046BC)农业制度的优越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长江三角洲良渚古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环境地学的意义

鉴于遥感图像具有地表数据提取性强、对比性强等特点,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并借助图像处理、GIS软件和环境考古等手段,揭示了研究区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0~4.0 ka)古城遗址和大型土坝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结构、扩展趋势以及与三角洲地学环境演化之间的关系,并就影响古城的发展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良渚古城建立在长江三角洲西北山坳的古杭州湾内,距北部山麓仅2 km.古城中心城区面积约4 km2.遥感解译表明古城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城建筑扩展以正南北排列为主,古城轮廓环状外延,建筑残体排列规范,已具有城市规划的雏形;第二个阶段古城建筑重心向东南扩展,其建筑排列方向也随之变化.另外遥感解译还揭示了在古城北部存在一条大型土坝,绵延约9 km,高约7 m,宽度约50 m.文物考古和OSL测年显示该土坝人工修筑部分形成于距今约4 ka前,是古城兴起准同时代的产物.研究认为大坝具有多种功能,既有外围城墙的作用,也可用于拦水蓄洪、抗涝减灾,为古城农业文明服务.遥感地貌水系综合解译表明,距今7 ka以来古杭州湾地貌成陆过程为古城的扩展打下了基础,随着距今5 ka以来的海岸线快速向海推进而发展,但受制于东部3 m等高线的分布.以上成果展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发展和土地利用的依存关系以及大型水利工程修建的意义,为研究我国史前人地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中国东部滨海平原新石器遗址的时空分布格局——海平面变化控制下的地貌演化与人地关系

中国东部滨海平原史前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区之一,也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区,环境变化记录丰富,为研究过去"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素材.本文统计了史前和商周时期遗址2000余处,其中年代确定的新石器遗址655处.利用DEM和GIS分析方法,对遗址点的时空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发现遗址数量的变化和时空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区域地貌的演化(尤其是海岸线的变化),而区域地貌的演化又受控于全新世海平面变化.早全新世早期,遗址零星分布于浙东山间盆地,远离海洋.在约9~7ka期间,中国东部滨海平原区(包括陆架区)广泛海侵,其西南和南侧为滨海的低山及岛屿,为新石器人类提供了有限的生存空间,文化类型中含有明显的"海洋成分".7ka前后是全新世海平面变化的重要转折期,海平面接近于(但是低于)现在的高度.约7ka之后海平面上升速率大幅度降低,而此时流域沉积物供给丰富,因此快速淤积成陆,海岸线东撤,陆域面积的扩大为新石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中国东部滨海平原区地势平坦,海拔很低,河网密布,又处于黄淮、江淮和钱塘江等大河的下游洪泛区,容易受到极端气候环境事件的袭扰,从而影响新石器文化的分布、迁移和演替.     

从福建南山遗址水稻植硅体遗存看水稻在东南地区的利用历史

水稻南传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既有研究已确立其大致的年代框架,但作为新传入的物种,水稻在当地的被利用状况、对当地生计模式甚至生态系统的影响还不甚清楚.本文通过对福建南山遗址4号洞连续堆积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并结合周边遗址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发现,虽然7,500cal. a BP有早期水稻的传入和利用,但东南地区依然保持着渔猎-采集的生计模式; 5,000～3,500cal.a BP期间,水稻连同粟、黍一起被广泛利用,表明该地区已开始普遍接受很可能源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混作农业,并经过2000多年的适应逐渐走向成熟.粟稻混作农业改变了该地区原有的渔猎-采集生业,推动了当地农业化进程,并带动了区域文化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为他们走向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岛屿东南亚奠定了基础.     

阿姆河流域贵霜时期的水稻遗存及喜马拉雅南麓通道的农业交流

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及早期文明交流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针对中亚阿姆河流域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尔查延(Khalchayan)遗址进行了初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首次在中亚地区发现了水稻遗存,其AMS14C日历校正年代为1714～1756cal a BP,属贵霜时期(Kushan).通过将遗址中出土的水稻遗存与中国、印度地区同时期的水稻遗存及南亚地区现代栽培稻的形态进行对比,研究显示卡尔查延遗址的古栽培稻与中国南方和印度西北部地区栽培稻形态上更为接近,为南亚粳稻类型.综合周边地区的植物考古学及年代学研究资料,显示其传播途径是由中国西南经南方通道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后传入到阿姆河流域.卡尔查延遗址发现的碳化水稻是中亚地区首次发现的水稻遗存,指示了水稻至少在1714～1756cal a BP时就已经出现在了中亚地区,相应的饮食文化的转变也可能在这一时期开始.该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稻作农业在全球尤其是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资料.     

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主要中心之一,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水稻(Oryza sativa)等是在中国最早被驯化的农作物.目前对史前粟类旱作和稻作农业起源与演化的时间、地点、种类、过程以及与气候变化和人类适应关系的认识,仍然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本文总结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科学家针对这些问题在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重点介绍了早期农作物遗存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包括部分植物大化石(炭化种子、小穗轴)、微体化石(植硅体、植钙体、淀粉粒、花粉)、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类脂物分子)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早期农业起源、发展和传播的部分新证据,以及气候环境背景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机遇,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农业起源、演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响应等提出初步建议.     

新疆地理环境特征以及农牧格局的形成

基于环境变化记录和考古发现,以及稳定同位素资料,我们对新疆地理环境的特征及其对新疆农牧业格局形成的影响和时间过程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新疆的自然环境特征和气候变化过程导致新疆人口的主体分布在山麓绿洲地带.天山地带晚全新世的湿润程度增加,草原和绿洲面积扩展,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环境基础.距今3000年左右,新疆的农牧业格局基本形成,在南疆是以粟黍-小麦/大麦-畜牧为特征的混合经济,在北疆以游牧经济为主.新疆人口分布的空间聚集现象肇始于距今4000年,距今3000年已经非常明显,小麦/大麦-粟黍-畜牧为特征的混合经济是形成这一特征的直接动力.地理环境的差异,在历史上形成了新疆南重北轻的局面,主要的经济政治中心大都在南疆.到清末以来,随着近代技术和交通的发展,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变.     

西辽河地区全新世早中期粟类植物利用

中国北方被认为是以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但对粟和黍驯化过程尚不完全清楚.已有的研究提出一个"假说",即人类将青狗尾草(S.viridis)驯化到粟是一个漫长过程,但需要更多的工作进行证明.西辽河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区域,本文对该研究区内小河西文化(早于8.5ka BP)、兴隆洼文化(8.2~7.4ka BP)、赵宝沟文化(7.0~6.4ka BP)和红山文化(6.5~5.0ka BP)8个遗址出土的12件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古代淀粉粒进行了提取和分析,发现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具有野生性质的粟类淀粉粒所占比例从13.0%下降到3.4%;而粒径在16.8?m以上驯化粟淀粉粒比例从55.0%增加到62.1%.研究表明,小河西文化时期粟类植物驯化已开始;西辽河地区全新世早期、中期粟类植物的野生及驯化特征的变化规律,反映了粟类植物驯化的过程非常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