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的结合点,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17年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研究其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在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W”型变化特征;② 在空间演变上,长三角东南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相对稳定,而中部、西南部变动明显,整体呈现连片集聚发展特征;③ 在空间关联上,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涓滴效应”,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整体表现为与时序演变相反的“M”型变化特征;④ 基于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测算结果,将各城市划分为高高高、高高低、高低低、低高高、低低高和低低低六种类型,进一步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区域差异;⑤ 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皆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但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根据克鲁格曼的“两个自然”理论,运用空间统计SDE方法,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基于中国国土空间特征椭圆系列——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地形分布椭圆、人口分布椭圆等,在空间上定量刻画了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并为分析经济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方法参考。主要结论如下：① 在“两个自然”的分异作用下,中国经济空间分异主要以东-西方向为主。相对于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地形分布椭圆明显偏西,长、短轴均明显减小,这反映出中国高地势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中国人口空间分布靠近东部地区,其椭圆长、短轴长度均显著减小,充分表现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聚集特征;② 国土地形等“第一自然”要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作用显著。人口分布椭圆对于地形分布椭圆的空间分异系数为89.55%,其93%的空间展布范围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且分布轴线基本与胡焕庸线平行;③ 在“第二自然”聚集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城市体系人口、GDP主体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方约20%的大陆国土面积上,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从“第一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异和控制作用来看,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特别是西北侧地区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同时,由于区域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的空间差异性,区域发展的过程也呈现不平衡的特征。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可通过重点培育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向中西部发展;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人口向GDP分布椭圆北部地区流动、聚集,发挥人口的红利作用,推进经济增长由南向北发展。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作用机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和遵循经济实践规律的根本所在。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分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度一直为1,且网络密度稳定在0.2~0.26之间,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通达性较强且存在多重叠加现象和一定的等级性,但关联紧密程度有待提高,各网络指标保持相对稳定。② 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4个板块,其中以西部省份为主的“净溢出”板块获益最小;以中部省份为主的“经纪人”板块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以环渤海省份为主的“双向溢出”板块和以长三角、东南沿海省份为主的“净受益”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掌控和支配作用更大,且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极化作用大于涓滴作用。③ 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金融科技和环境质量的地区差异都会直接造成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对其贡献超过了90%。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衰落的创新地理基础

如何提高创新效率以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由相对衰落转向相对兴旺进而带动北方腹地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指出创新相对无效率是京津冀地区经济相对衰落关键的基础上,基于“密度、距离、分割、异质”（“4D”）框架,从经验上论证了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是其创新相对无效率的根源,提出了重塑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的战略主张。首先,分析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粤港澳的经济效率、创新竞争力和创新效率演变趋势差异,发现京津冀地区经济效率低且趋于下降、创新缺乏竞争力、创新效率偏低,处于创新相对无效率状态。其次,基于“4D”框架阐释京津冀地区创新相对无效率的经济地理原因是,经济、人口和专利的低密度与高集聚不平衡程度并存、专利转移空间范围广而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本地化水平低、创新分割严峻且空间异质性强、异质优势相对薄弱共同导致的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最后,计量分析表明“4D”因素的相对变动将显著影响创新相对效率变动,证实京津冀地区创新地理相对无效率是创新相对无效率的根源。本文研究表明基于“4D”框架重塑创新经济地理是京津冀地区提高创新效率,进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黄河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运用DPSIR模型及空间计量方法对黄河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进行测度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但整体处于初级阶段,1999—2019年年均增长3.32%,内部驱动力和响应方面贡献显著,压力、状态和影响方面发展有待提高。（2）流域内各省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均呈增长趋势。（3）黄河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自相关,但这一相关性逐渐减弱,并没有形成具有沿黄分布的空间集聚特征。黄河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中心由四川省（1999年）转移到内蒙古自治区（2019年）,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空间集聚群。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县域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环境规制效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的空间特征,环境规制效率由“大差距低强度”向“小差距高强度”转变;② 环境规制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效率的热点区-冷点区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区-低水平区具有空间趋同性;③ 环境规制效率存在空间收敛性,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增强;④ 经济水平、政府干预、能耗强度、工业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收敛性产生影响。     

黄河流域生态经济走廊绿色发展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识别

基于绿色发展科学内涵,综合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2005—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经济走廊绿色发展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主要来源于规模化扩张与总量增长的外部驱动作用,热衷于发展速度与规模,忽视质量与效率的内涵式提升势必导致内生驱动作用不足与不可持续性;② 研究时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低水平区不断减少,较高水平区稍有增加,但低水平与中低水平区占比长期稳定在65%以上,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升;③ 2005—2017年间黄河流域61地级市整体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且绿色发展水平具有相对明显的空间俱乐部收敛特征,流域内两极分化现象较为明显;④ 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与政府调控始终是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高作用力影响因子,因子交互作用后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解释力远超单因子,反映出黄河流域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具有复杂性特征。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研究空间单元,通过文献梳理识别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并且由初始相对均衡转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流域分异特征。产业各维度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产业活力、创新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分异明显;各城市群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上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不足,与中下游城市群差距在扩大;各城市群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趋于加重,黄河流域中游城市群成为环境污染的高值区。     

黄河流域城市群扩张的时空格局演化及情景模拟——以呼包鄂榆城市群为例

黄河流域城镇扩张对区域景观格局影响显著,城市群人口聚集与增长引发了流域“人-地”矛盾和“空间冲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FLUS模型对2025年和2035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多情景模拟预测。结果表明：① 1990—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建设用地面积经历了“平稳增加-缓慢增加-急剧增加”的变化过程,区域总体以草地为主,其占土地总面积的50%以上,其次是未利用土地和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次之。② 城市群扩张最剧烈地区在空间上主要发生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城市主城区,且扩张模式以外延式扩张为主,扩张来源主要是耕地、草地等生态用地。③ 三种情景模拟发现,2025年和2035年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结构和特征差异明显。自然发展情景下,城市扩张不受约束,高速增长占据了大量生态用地;加入生态约束条件很好的控制了对草地和林地的占用;经济发展情景下,城市扩张将进一步占据更多的未利用土地和耕地。本研究通过城市群扩张时空格局演化及情景模拟分析,尝试为区域规划、城市空间规划和区域生态空间保护提供多角度、多情景和可选择的政策决策参考。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8年多时空高分辨率全球城市边界解译数据,从省域、市级和县区级3个尺度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并综合应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探等方法探讨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总体不高,在县区尺度上68.3%的县区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高土地经济密度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沿海地区;在市级尺度上,57.5%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低于平均值,空间分布上集中在中下游地区,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河南省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在地市尺度和县区尺度都表现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值集聚区（HH）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低值集聚区（LL）集中在陕、甘、宁等西部地区,低值异质区镶嵌分布在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周围。不同尺度上的空间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范围也表现一定的差异,在县区尺度表现出了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③ 人均GDP、人口规模、地方财政科技教育投入、二三产业劳动力密度、区位质量指数等对黄河流域城镇土地经济密度影响较大。同时在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表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来说,资本投入强度、人均GDP和区位质量指数对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城镇土地经济密度都有较高的解释能力。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采用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2001—2018年黄河流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并借助于核密度估计、泰尔系数、变异系数、Dagum基尼系数等考察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呈现出缓慢的波浪式上升特征,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流域内差异较为明显,下游>上游>全流域>中游。绿色发展水平省际差距呈逐步缩小趋势,分布形态呈现由两极分化向单极化演进态势,总体呈现高—低—高的发展态势,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呈现以山西和河南为核心的“双核”空间不平衡特征。基于泰尔系数,黄河流域内部绿色发展水平差距大于上游、中游、下游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基于变异系数,绿色发展水平不平衡程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基于Dagum基尼系数,绿色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总体呈下降趋势,差距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且流域间的交叉重叠现象对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影响较小。     

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效、乡村发展等4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客观评价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因素进行探测。结果表明：（1）2011年以来黄河流域九省区农业绿色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仍存较大提升空间。资源节约指标得分远高于环境友好、质量高效和乡村发展指标。（2）从时间上看,2011—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其中,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年均增长率较高。从空间上看,2011—2019年,高值省区由1个增长到7个,低值省区由5个降至0个。（3）从流域整体差异来看,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从区域内部差异来看,下游和中游的内部差异较小,上游的内部差异较大但呈缩小趋势;（4）影响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有耕地复种指数、单位农业产值耗水量、节水灌溉面积占比、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强度、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单位农业产值机械能耗、水土流失治理水平。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6—2018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但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阶梯式递减特征。② 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这也验证了技术的“回弹效应”假说;③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体现,但这两种效应正好相反,即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该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但对邻近城市的作用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