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在长时间序列高分辨率Landsat TM/MSS数据的支持下，对北京地区1975-1997年城市化基本过程和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基本结论如下；（1）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中心大区和边缘次级中心区的面状城市化，中心大区和边缘次级中心区之间沿交通干线的线状城市化以及中心大区与边缘次级中心区之间的点状城市化3种基本模式，其中，中心大区、在城市边缘区的面状成都市化过程在区域内居于优势地位。（2）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和城市格局的形成是地形，交通等内在适应性因素和经济因素，政府行为，文化传统，突发事件等外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政策等政府行为和3000年城市发展形成的旧有城市格局和古都风貌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过程。     

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层级特征研究

城市化发展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见证。从人口、经济、空间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质量与速度协调测度模型,对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度,测度结果表明:①从阶段类型看,沈阳处于后期完善阶段,大连、长春、哈尔滨处于优化提升阶段,12个地级市处于加速提升阶段,18个地级市处于低质量阶段;②从质量与速度协调度上看,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属于质量超前型,大庆、辽阳、绥化为速度与质量协调型,其余27个城市为质量滞后型;③从子系统的城市化质量主导类型看,辽宁省属于经济导向型城市化,吉林省城市化主导类型特征不明显,黑龙江省属于空间导向型城市化;④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呈现出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趋势。其次,运用聚类分析法将城市化发展质量划分成核心城市区、周边城市区、外围边缘城市区3个层级,并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探讨了每个层级的特征。最后,从国家执行政策、人口迁移、区位优势、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问题4个角度探讨了城市化发展质量产生地域层级的内在机理。     

厦门岛城市空间扩张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海岸带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最集中的区域,海岛作为海岸带的一个特殊地理组成,其城市空间扩张过程可以理解为城市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耦合作用的结晶。本文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岛为例,结合厦门岛城市发展的相关政策、城市规划、人口、产业等历史与现状资料的文本分析,通过图片修整和遥感地理信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回顾厦门岛近100 年的城市化历程,分析厦门岛海岸线、岛屿形状、建成区、交通、行政区划及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历史变化及城市空间扩张特征;然后从行政区划、城市总体规划、产业发展、地形、围填海、交通和人口等方面分别探讨影响海岛城市空间扩张的潜在决定因素;总结各种因素对海岛城市空间扩张的作用;以期为中国甚至世界其它沿海城市合理开发海岛,促进海岸带可持续城市化提供科学借鉴。     

中国主体功能区核心—边缘结构解析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作为一张综合展示未来中国国土开发与保护格局的前景图,实际上是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三者按照一定法则和规律构成并演化着,维持着中国国土开发的有序性。本文以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三者比例关系、采用特征点—轴—面—向量测度核心—边缘结构的整体格局和内部结构差异,从自然地理空间分异、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和功能区相互作用三个维度解析。结果表明,全国各个省域普遍存在核心—边缘结构,即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三者的比例关系随着到核心的距离呈现圈层式的空间分异规律,但核心位置、轴线走向、边缘功能属性、内部功能占比等有所差异。西部省份以城市化、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圈层分异明显,几乎所有的生态安全地区被指向为边缘地区;中部省份边缘区域农业发展占比有所增加,而沿海省份普遍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化地区主导核心区域。通过因素解析可知,主体功能区核心—边缘结构由自然地理空间分异、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和区域空间联系等综合作用产生。西部省份核心—边缘受主要地理界线影响较大,东部平原地区核心—边缘受已有城镇体系结构、社会经济的布局、区域联系强度影响较大。自然地理环境约束越弱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区域联系强度的影响愈加显著。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的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视角

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隶属联系方法构建城市网络,解析了中国城市的网络地位分异格局,并定量测度了城市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在城市网络“行为-结构-绩效”分析框架下解释了地位分异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正则等价性模型识别的15个正则等价块分化为首位者、经纪人、接收者和孤立者4个地位类型;地位间关系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特征,其中首位者地位的正则等价块形成凝聚子群并占据网络权力的核心,经纪人和接收者地位的块位于半边缘位置,孤立者地位的块处于网络权力的边缘;市场潜力、政治资源、知识资本、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是中国城市网络地位的关键影响因素;规模偏好、择优选择、地理临近和路径依赖构成了城市网络地位分异的动力机制。城市网络的发展倾向于扩大城市间发展差距,中国城市化政策和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地理学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规律的科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又是城市科学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为中国城市地理学乃至世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营养。回顾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归纳起来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热点总体同步;在城市化、城市群／圈等领域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和城市建设实践;强调定量和计量手段的科学研究悄然成为潮流;积极开辟和强化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基地、新力量;以更开放、更创新的视野,积极开创前沿性、战略性的新研究领域;推出年青人等计划初现成效。与国外相比,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研究方面已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中国城市地理学更好地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反馈、知识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展望城市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趋势,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认识城市、改造城市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面向城市化背景,进行中国城市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战略思考,缩短中国城市地理学与主流的城市地理学的距离,通过大人文与大科学交融进行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的建立和完善、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另一方面需要面向国家“十二五”等近期发展目标和重点,积极的设计和执行中国城市地理学近期行动计划。     

城市化动力机制:一个基于文化动力的研究

文化是新时期城市化发展研究的新视角。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对新时期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分析文化动力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文化是文化经济时代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文化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动力源,是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城市化发展、促进城市集聚与规模扩张,文化促进城市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进程;通过提升产业与经济发展素质、提高人口城市化质量水平、促进城市文明发展与进步、促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文化促进城市内涵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发展对洪水灾害发生的影响

随着工业和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化大发展的10年，城市数量、规模都发生巨变。而城市化的大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洪水灾害发生频繁，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对洪水灾害的发生和破坏程度有着很大的关联。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使城市周围的生态、河湖环境恶化，同时城市化的本身发展改变了城市地表结构和产生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对洪水灾害的破坏程度加大。合理有效的加强城市供给水设施和城市防洪设施是城市化发展中有待加强的。城市生态建设和垃圾的合理堆放和处置是减少洪水灾害破坏的有效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分析

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以及城镇体系开放性增强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特征。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选取25项城市发展指标,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1990年和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进行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的变动特征是：① 城市发展水平的东西空间差异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重心南移;② 城市发展速度东部沿海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南部大于北部,基础较好的城市集群发展速度较快;③ 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和上海集聚性、外向性和创新性特点都很显著,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特征结构仍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国家目标、战略和政策的作用及其效果累积,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和地理区位条件的差异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的主要原因。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兼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① 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②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③ 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

开放条件下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面临资源和制度的双重约束。从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考虑,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必须树立城乡协调、可持续和低成本三大目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体系由市场力量决定。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应该引导城市群的有序发展,加强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重视城市外围地区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演变

核心-边缘理论模型是解释区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区域内部核心-边缘区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平等, 而对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演变过程鲜有涉及。以旅游资源大省-四川为例, 研究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动态过程、阶段与空间结构形态的演变。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首位分布和规模-位序分布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目前四川省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 核心城市-成都首位分布显著, 空间格局的演变以聚集形、非均衡的极化作用为主, 但扩散作用正逐步加强, 核心与边缘城市发展差距悬殊, 次级核心城市尚处于成长过程中; 经相关分析, 交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城市规模、职能与城市化水平、区位因素是形成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本文探索一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和阶段的定量研究方法, 并尝试解释其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原因, 不仅拓展了该理论在旅游地理学上的应用, 也丰富了该理论本身的内涵、应用及研究方法。     

中国欠发达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选择与区域带动效应——以豫皖省际边缘区为例

中国省际边缘区由于边缘性区位条件、增长核心缺乏、发展政策缺位等因素综合影响,相对省域核心区而言一般较为落后。豫皖省际边缘区是中国较为典型的“弱弱型”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实力弱小、相互联系有限、空间经济结构松散,急需遴选核心城市,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以推进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快速发展。基于此种思考,从城市规模、商业服务、公共服务、交通通讯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中心性评价模型,利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心性,利用场强模型和GIS技术划分城市腹地。结果表明：在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阜阳市中心性得分总分最高,在城市规模和交通通讯方面得分领先于其他城市,具有建设成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内部基础;阜阳市的腹地面积最大,直接腹地跨越了阜阳市市域、豫皖省界的范围,触及豫皖省际边缘区的所有城市,具有建设成为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外部环境。最后结合阜阳市内外发展条件,从跨界空间整合、内外交通组织、产业联动协同、经济社会示范4个方面,分析了其对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区域带动效应。     

基于DLS模型的城市土地政策生态效应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地区——深圳市为例,结合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对城市土地利用的数量控制和空间控制两类生态政策的生态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用地扩张,城市生境面临破碎化增加、连通性降低、生境质量下降等生态风险,生态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生态风险。(2)数量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性,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和增强景观连通性,但可能造成城市开发强度上升,对城市用地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3)空间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维护生态用地格局,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但在维护景观连通性方面作用有限。(4)两种政策同时使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其效果优于单独使用两种政策。     

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     

现代城市化的产业结构演进初探——中外发展研究对比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得多。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城市化差异过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产业结构发育的长期失衡。     

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

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城市与区域的相互作用是促进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在"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预示着统筹区域和城市协调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一项核心要求。探讨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机制是解决城市与区域问题,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提高城市与区域总体竞争力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通过各种作用机制对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影响的研究,来促进城市与区域的良性互动,进而为解决城市问题和区域问题以及提高城市与区域整体实力提供科学参考。     

城市集群发展与网络化现象研究

城市集群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一,也是确保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城市集群的概念和历史、及其网络化特征、网络效应等方面的分析和对网络式地区协调发展观的探讨,试图从网络化角度来解释城市集群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城市化的作用.本文认为,城市集群的网络效应可以促使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使得网络内各单元积极互动,从而加速城市集群的形成,并给集群内的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带来诸多益处,也给地区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