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源地理大数据支撑下的地理事件建模与分析

地理事件作为描述地理过程的基本单元,逐渐成为地理信息科学（GIS）核心研究内容。由于受人类活动数据获取限制,GIS对地理事件的建模和分析主要关注事件所引起的地理空间要素变化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然而,近年来随着基于位置服务数据（LBS）爆炸式的增长和人类活动大数据定量刻画手段的快速发展,地理事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公众对地理事件的网络参与度都引起了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对地理事件的时空认知、建模方法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此,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地理事件的概念与分类体系;其次,基于地理事件的时空语义给出了基于图模型的事件数据建模,建立了事件本体及其次生或级联事件的“节点—边”表达结构,开展了事件自身时空演化及其前“因”后“果”的形式化描述;第三,从时空数据分析与挖掘的角度,给出了大数据时代地理事件建模与分析的整体框架,拟突破传统“地理实体空间”事件探测与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融合“虚拟空间”事件发现与传播模拟思路,实现多源地理大数据支撑下的面向地理事件的人类活动多尺度时空响应与区域差异分析;最后,本文以城市暴雨事件为例诠释了本文所提出的地理事件建模与分析方法,从城市和城市内部两个尺度进行了暴雨事件与人类活动的一致性响应及区域差异分析,得到了明确的结论,验证了前文分析框架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与可达模式研究

文化娱乐业日益成为居民现代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主城7区63个街道作为研究单元,采用核密度分析、Ripley's L(d)函数等方法探测西安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形态特征、集聚水平和等级结构,并利用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功能,基于步行、小汽车、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构建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可达“时空圈”,从而揭示基于可达性的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模式图谱。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块状集聚—轴向延伸—等级圈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主城区业态空间的密度热点主要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2大集聚组团。咖啡厅茶馆、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酒吧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圈;网吧、公园游乐园和健身中心则于城市二至三环之间呈跳跃式镶嵌。②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以一级核心为主的多核心发育结构,各等级核心邻近交通网络的布局特征显著。③ 文化娱乐核心的交通可达圈在不同出行方式的约束下沿交通走廊向外延伸,呈现不同方向的“点—轴”扩展趋势,产生了不同层次的规模效应和圈层结构。④ 各文化娱乐业态类型的空间可达模式主要表现为“轴向对称”型、“轮毂对称”型和“叠合依附”型。与此同时,城东北和城西南地区的文化娱乐配置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郊区化进程。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成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网络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利用Ucinet软件,从区域、主体性质等维度,刻画了2009—2014年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创新网络特征。运用PLS-SEM模型,探究全国及不同区域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影响过程及原因。研究发现：① 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和三大城市群不同,其合作创新网络主要集聚在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创新网络明显较弱。同时,创新能力欠发达的区域出现了与其数量不匹配的合作创新规模。② 总的来看,全国创新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国家电网是网络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京津冀,大型国企集团控制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最活跃,网络外向程度高。在长三角,区域内主体类型混合多样,“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合作创新活跃,网络外向程度较高。在珠三角,民营企业是网络的主要主体,区域网络结构松散,合作创新活跃度低,网络外向程度高。③ 从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成因看,在全国尺度,组织关系与知识搜寻是全国网络形成的两大动力。在京津冀,国电集团强有力推动跨区域网络形成。在长三角,国电系及区域大企业影响网络形成,丰富的知识源推动合作创新发生。在珠三角,地理邻近性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影响有限,知识需求推动了跨区域合作。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空间格局及网络特征

创新活动与创新网络的多尺度空间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论文选择在知识分类上兼具隐性和显性知识特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专利数据,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独立创新活动和合作创新网络在“区域—省域—市域”的多尺度空间特征,并对其进行空间分类。结果显示：① 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具解释力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活动存在较大差异;② 内部创新网络和外部创新网络在区域层面最具解释力度,创新网络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网络变异明显;③ 在不同尺度上,创新网络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地方创新环境与创新主体性质是造成上述格局差异的重要原因。仅停留在空间上的分析很难深入解释创新网络格局,应从更微观的创新主体层面探究创新结网的过程和机理。此外,创新活动和创新网络分别具有“多尺度结构性嵌套”和“多尺度能动性交换”特征,未来研究应对两者之间的差别给予更多关注。     

长江经济带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形成机制

探讨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可为实现区域用水效率协同提升提供新的政策视角。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出其2009—2018年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基于此构建其空间关联矩阵,继而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整体结构、个体结构及其空间聚类方式,最后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法探讨网络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研究期内提升显著,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且整体网络可达性较强,几乎不存在非对称性可达的联系对,仍存在关联不紧密、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等问题;② 上中下游地区的中心城市发挥着中心行动者、中介沟通者的重要作用,呈现“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③ 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板块可划分为净溢出、主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各板块成员组成符合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分布特征;④ 城市间地理邻近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外开放程度差异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行为网络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论文系统综述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多种视角与分析方法及其发展脉络,认为行为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经历了从行为汇总到行为交互、地方属性到网络联系的转变过程。早期的空间结构研究多通过行为汇总与地方属性的分析,聚焦于区域内空间单元的属性相关性,具体包括社会区、同质区与空间邻域等视角与方法。近期研究则逐步发生了“关系转向”与“网络转向”,更多从行为交互与网络联系出发,分析区域的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包括传统的功能区分析、社群结构分析、核心—边缘结构研究等。通过比较不同分析视角,论文最后提出未来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应加深对行为交互与网络联系的理解,加强对行为空间网络的中观尺度结构分析,在方法应用上需要避免“方法决定论”,并探索适用于多尺度、多要素的多层网络分析视角与方法。     

贫困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

中国的减贫实践证明,地理学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支撑减贫瞄准与扶贫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学科价值。然而,由于基本概念模糊、基础理论滞后、学科体系不健全,“理论贫困”成为制约贫困地理学创新发展的最大短板。本文在解析贫困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贫困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框架,提出了未来贫困地理研究中的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贫困是指与一定标准相比,人们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处于劣势、缺少或不足的状态,具有多维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特征。在测量标准上,绝对贫困强调“极小值”,相对贫困强调“平均值”。在瞄准对象上,个体贫困关注个人福利或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区域贫困则是从空间视角关注个体福利背后的“区域福利”。② 贫困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贫困地区的形成、分布、地理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和反贫困措施的学科,以贫困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贫困—环境”关系为研究核心,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贫困地理学的基础性理论包括空间贫困理论、区域贫困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其研究内容与框架包括3个维度、2大要素、2类对象、2大标准。③ 贫困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强化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区域贫困测度、相对贫困瞄准、贫困监测模拟、减贫效应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九十年代广东省不同经济地域差异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十年里,广东省区域差异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此导致广东省的空间结构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文中以美国学者Ｊ．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的核心－边缘模式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广东省四大经济地域发展水平的差异,探讨了空间极化与空间扩散趋势。研究表明,９０年代以来,广东省在极化作用持续加强、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同时,扩散效应已 开始显现,即在不平稳发展中出现了平稳的趋势,从而使核心－边     

1990年以来浙江沿海区域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1990年以来浙江沿海各县市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区域发展差距也迅速扩大,沿海内部的区域差异成为浙江省区域差异的主要内容.运用锡尔系数分析1990年以来浙江沿海经济差异表明,浙江沿海总体经济差异呈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市内差异和市县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市内差异不断扩大.影响区域差异的因子是多方面的,历史基础、中心城市规模、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市场发育程度、全球化程度、信息化程度、区位和交通、人口数量与素质和区域发展策略等均对浙江沿海区域经济差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得出历史基础、市场发育程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实际利用外资是浙江沿海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海南建省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研究

海南建省以来,海南经济快速发展.在分析海南建省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建省初期和当前县(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数量分析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海南建省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增强,海口、三亚、琼海、东方、儋州等5市已发展成为海南经济的增长极,县(市)经济的发展水平与优势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与多机制研究

基于多尺度与多机制分析框架,采用差异测度及尺度分解指数、ESDA及回归分析等方法,从省级、地级、县级3个尺度分析了2003-2016年东北三省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各尺度区域经济绝对和相对差异均较为明显,呈县级>地级>省级的尺度格局;经济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尺度差异及对总差异贡献率呈市间差异>市内差异>省间差异。② 各尺度区域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低-低（LL）型占主导地位,越小的尺度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越明显。③ 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上呈现“两核两带”的格局,即以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为核心,以哈大轴和东部沿边轴为发展轴带。④ 地理区位与要素禀赋、战略政策与财政扶持、行政分割与等级体制、开放带动与空间优化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于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的演化。     

Spatial dynamic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l introduCtionJiangsu Province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provinces in Cab and has eXPerienced aStonishing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Anplementahon of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As the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ile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sector in Jiangsu in the period 1978-1995. ms may be helpfiil to understand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Vince which serves as a good case study of this …     

基于空间场能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基础是准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的有效手段。基于空间场能的内涵及表征方法,从省际、市际、县际等尺度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地带与南北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区域经济变化的空间作用机制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扩大,但不同研究尺度反映的经济差异大小有所差别;②三大地带的内部经济差异呈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南北差异由"南北平分秋色"向"南强北弱"演变,南方与北方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均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经济增长局部聚集模式呈现分异性与规律性;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23个亚单元,不同类型区未来应实施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的时空维度——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的总体互动关联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外围圈层的黄山、衢州、徐州、金华、温州等城市;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航空客运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一定的滞后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的两年时间里出现了波动变化,互动关联程度降低;相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程度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反映程度更加强烈。     

Evolving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re-periphery gradi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has pre- sented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the core evidently skewing towards east-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s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 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provinc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a high consumption ratio, a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abor or hu- man-capital intensity. However, it is the opposite with regar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 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concentrating in these areas. To a certain de- gre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along different gradients becomes unsynchro- nized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region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 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industries also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across regions arise because of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论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形成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但这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是单纯的“政策说”可以完全解释的，其中，地学因素是基础性的影响因素，所谓地学因素指人地关系中的“地“要素以及人地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基础；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相对比较稳定和长久的，本文从强调地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在国家制定区域政策中应起到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分析论述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地学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区位因素、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并基于对地学因素的分析提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构想。     

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分析

基于浙江省67个县域的人均GDP,利用Arc 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分析2000—2013年间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的特征。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县域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县域经济呈现西南—东北逐步增强的格局;2000—2013年间经济重心和格局比较稳定,略微向东北方向移动;冷热点分析和标准差椭圆也显示了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分化。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包括第一自然的分异、产业集群的空间联系、政策红利的差异、区域规划的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5个方面,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