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有无冰川发育条件的讨论

因为“冰臼”一词尚未得到地学界认可，建议继续用“冰川壶穴”来替代“冰臼”。由于生成冰臼（冰川壶穴）与壶穴的水动力条件和地貌形态相似，所以单从形态难以区分广东河床上的壶穴或冰臼，只有确定广东是否发育过第四纪冰川之后，才可能确定广东是否有冰臼。本文从气候、地貌和生物角度证实广东未出现过第四纪冰川环境，并认为所谓：①水应力集中一点生成冰臼；②花岗岩坚硬不能生成壶穴；③二、三百万年前生成冰臼等冰臼论观点是     

关于南国冰臼群成因的商榷

南国冰臼群的确定,是在发现大量古冰川遗迹的基础上提出的。依据前期气候地层法的分析、研究和对比,冰臼群大约形成于距今约２～３百万年的第四纪早期。根据我国２～２．４百万年考古学最新发现的旧石器的石质、岩石类型、保存条件等的对比,冰臼群历经２～３百万年的沧桑,完全可以保存至今。以南国遗植物、更新世动植物群化石,和试图在冰臼中及砾石表面发现“针头鼠尾”状擦痕的存在,来佐证“广东第四纪汉有冰川发育的条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谈"冰臼"与"壶穴"

广东不具备形成古冰川的气候条件 ,因此不可能有“冰臼”存在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 ,认为庐山不存在第四纪冰川 ;科学也必须打假 ,近年来有关广东“冰臼”的报道是失实的 ,利用“冰臼”论发展旅游业是一种误导行为 ,应消除由此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 ;新闻报道应尊重事实 ,注重深入调查研究 ,类似“冰臼”报道的教训值得记取     

冰臼与壶穴之争述评

一些地质学家在粤东揭西和丰顺所发现的U形谷、冰碛物和石海等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证据不足，该区成群出现的“冰臼”，实际上是河床基岩为河流侵蚀所形成的壶穴。控制壶穴形成的构造、岩性、地貌和河流作用等条件，文中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粤西北封开一怀集地区已发现一系列第四纪冰川遗迹，因此广东的第四纪冰川问题，今后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内蒙古满洲里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特征

内蒙古满洲里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以来,已先后发现了上更新统冰水堆积、第四纪冰臼、冰河时期动物猛犸象与披毛犀化石等冰川遗迹.这些遗迹直接反映了第四纪古冰川的存在,再次推翻了“大兴安岭没有经历第四纪冰川时代”的论断.并对预测未来区域气候、环境演化趋势提供了依据.     

福建第四纪不可能有冰川活动

根据已有研究的文献资料,对福建第四纪冰期时没有冰川活动进行论证．首先从早、中、晚更新世的化石研究资料,阐明福建地层古生物资料不支持“冰川说”;然后根据福建从北到南各地大量现存的第三纪以至古生代的喜暖孑遗植物,说明第四纪福建南北都没有冰川活动;再从福建的纬度和海拔2方面,证明福建第四纪不具备形成冰川的温度条件;最后指出所谓的冰臼,实为河水冲刷侵蚀而成的壶穴．     

四川省黑水县冰川水资源的特征与评价

首次专门对四川黑水县羊拱山脉等地的现代冰川水资源，第四纪古冰川以及相应的景观地貌环境进行了科学考察。境内共发育分布现代冰川19条，形态类型有悬冰川，坡面冰川，冰斗悬冰川，冰斗山谷冰川，总面积达6.04km^2冰储量为0.1736km^3。值得注意的是在海拔5000m附近背阴处发现零星的婴儿冰川（Baby Glacier)分布。这对当地区域气候环境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窗口监测作用。打古冰川盆地上源的古冰蚀，冰碛湖泊星罗棋布，达数百个之多，这为当地未来的生态，环境科学探险，旅游业的开发提供了良好基础。     

内蒙古大兴安岭 发现我国纬度最高冰臼群

地质工作者近日在位于北纬50。的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冈内发现了冰臼群。被誉为“中国冰臼之父”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第四纪冰川陈列馆研究员韩同林表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纬度最高、相对高度最高的冰臼群。     

关于“冰臼”问题与韩同林先生商榷

跨世纪的“冰臼”与“壶穴”之争,尘埃未定,缘于尚无定论．“发现冰臼”却常见于报道．本文根据国内研究冰川的成果就韩同林先生《发现冰臼》书中“冰臼”的定义、表现、成因、分布、“冰臼”遗迹的保存机理、“冰说”理论以及模拟“冰臼”的实验设计的合理性等问题提出质疑．从而阐明了：天坑、天井、冰洞、冰湖不是“冰臼”;闽、粤无“冰臼”;“冰说”理论不成立的观点．     

黄山山地演化与环境变迁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北纬３０°１１′,东径１１８°１１′。山体由花岗岩构成,最高峰莲花峰海拔１８６４ｍ。１９９０年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目录。现已成为世界著名旅游点之一。本文首先对黄山花岗岩浆侵入和黄山山体的形成年代和过程进行了探讨。对黄山老第三纪和新第三纪古地貌及第四纪中山峡谷地貌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深入研究了黄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发育第四纪山地冰川的可能性,对李四光的“冰川遗址”论点的不确凿之处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对由寒冻风化作用,而不是冰川作用形成的奇峰巧石机制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气候和地貌对晚第四纪冰川发育差异性的影响

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高亚洲乃至全球冰川形成机制的探讨。青藏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山地冰川作用的时限和规模研究得到了广泛关注,为西风带与西南季风带对晚第四纪冰川作用差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对于中亚西风环流与东亚季风环流影响下的冰川演化差异性关系不甚明确,两大气候系统控制下的山地第四纪冰川的冰进时序、冰期历史和冰川规模显示出不同特点,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山地的冰期启动时间早,冰川规模随时间而逐渐缩小,冰川历史较为完整,绝对年代证据显示冰川作用的启动时间是450 ka 左右的中梁赣冰期(MIS12);东部山地的冰期历史较短,仅保留末次冰期(~75 ka)的冰川遗迹,冰川作用的阶段性明显;冰川演化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性表明,影响冰川发育的因素不仅仅是区域气候,构造因素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山东中低山丘陵古冰川遗迹质疑

近年来,有关山东中低山丘陵“古冰川遗迹”时有报道,使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再起纷争。为作澄清,通过实地考察对业已报道的“古冰川遗迹”进行质疑,指出其列举的“冰碛垄”“古冰斗”“擦痕”“颤痕”等不符合冰川地貌证据的专有属性和判别标准,冰期划分和雪线重建不符合科学发现与科学事实确证所需的充分条件,即不满足“将古论今”、地貌组合三要素系统配套、成因-环境一致性的判别原则和方法。因此认为,山东中低山丘陵不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部分学者提出“低海拔型古冰川”的论断,是基于例外主义的泛冰川论,必然会引致“雪球地球”事件进而颠覆第四纪为灵生纪的科学基础。     

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湖相沉积平原风蚀地貌发育的外营力作用机制

 河湖相沉积是一种非固结沉积物,是风蚀地貌发育的一种重要地质基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育在这种沉积物上的风蚀地貌分布非常普遍,但相关研究较少,尚缺乏风蚀地貌发育过程方面的研究。基于野外调查信息和理论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分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湖相平原风蚀地貌发育的外营力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风蚀地貌发育的外营力作用主要有：风化作用、流水作用、风蚀作用以及重力作用;（2）风蚀作用是风蚀地貌发育的主要外营力,但是风化作用、流水作用和重力作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关键作用是形成风蚀突破口,而重力作用和风化作用是促进风蚀地貌后期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3）各种外营力协同作用和互为条件,它们在风蚀地貌发育的各阶段的重要性不同;（4）沉积层特殊沉积构造和外营力作用共同造成了风蚀地貌形态特征。     

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的对比和厘定

随着冰期(阶)与间冰期(阶)旋回的不断细化,第四纪冰期系列与深海氧同位素阶段(MIS)对比之间所反映的问题开始逐步显现。通过中国第四纪冰期与MIS阶段对比,结合分析气候旋回与构造运动对地貌演化的控制作用,研究表明:①冰期(阶)或者间冰期(阶)发生的时段应尽可能对应于MIS的偶数或奇数阶段,有助于MIS框架下新的冰期(阶)的发现;②中更新世以来,中国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旋回可能受控于100 ka轨道偏心率变化的气候大背景,昆仑冰期-倒数第二次冰期的冰川规模总体上与全球冰量变化一致。然而,末次冰期早、中期的冰川规模却与MIS所记录的全球冰量变化不尽一致,强烈显示气候与构造环境对冰川作用的影响;③目前在中国第四纪冰期划分方案中,存在着冰期系列由时间和地点双重命名的现象,建议用大理冰期、古乡冰期分别代替末次冰期和倒数第二次冰期。     

福建长乐屏山风化坑与河流壶穴的成因及其证据

风化坑和壶穴是一种常见的岩石坑穴地形,其形成原因和形态完全不同,但容易被误解和混淆.结合对福建长乐三溪河地区这两种坑穴地形的实地考察,本文从地貌学,沉积学,岩石化学和矿物学等各个方面对两者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和对比.研究表明：风化坑形成于岩石面积水的风化作用,壶穴则是由河流的旋转水流对河床产生的侵蚀作用形成;山顶风化坑的发育与河流流水作用没有关系,河流壶穴的形成与河谷的发育过程有关,河谷中的风化坑只能在河流深切后,流水不再作用到的河床部位发育;只要条件合适,风化坑或壶穴随时可以生成;风化坑与河流壶穴的形态,坑内沉积物的磨圆度、粒度特征等反映出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风化坑内碎屑与周边岩石的化学蚀变指数CIA 值的差异反映了风化坑的化学风化成因;风化坑内碎屑与周边岩石石英长石比例的差异说明风化坑是矿物差异风化的结果;用CIA 值和英长比均无法区分河流壶穴和风化坑中的碎屑颗粒,但两者化学元素迁移特征的差别反映了风化坑的风化作用和河流壶穴的流水搬运作用的成因差别;风化坑的风化程度达不到当地风化壳的风化程度,但不同气候带风化坑碎屑的CIA 值能反映不同气候带风化作用的强度差异.     

中国南方红土古环境重建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随着黄土-古土壤系列在中国北方第四纪古环境演变的成功恢复，对中国南方红土所记录的古环境和全球变化信息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然而，纵观最近10多年来对中国南方红土古环境变化的研究现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结论尚难以令人满意，从成因机理上未能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对在风化壳形成机理的认识、风化壳剖面记载环境变化的历史、红土-沉积旋回所反映的古气候变迁、红土和黄土的古环境记录的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文进行了剖析和讨论。     

Can glacial erosion limit the extent of glaciation?

In southern South America, the maximum areal extent of ice during the Quaternary Period, the Greatest Patagonian Glaciation (GPG, [Mercer, J.H., 1983. Cenozoic glaciati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nnual Review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11, 99–132.]), occurred at 1.1 Ma and subsequent glaciations were overall less extensive. The GPG preceded global minimum temperatures and maximal volume of ice, which occurred in the last ~ 800 kyr, as recorded in the marine δ¹⁸O record.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 of the drainage morphology of the southern Andes from a non-glaciated to glaciated landscape occurred throughout the Quaternary Period. We infer a non-cli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lacial modification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decreasing extent of ice and we discuss processes of landscape development that could have caused the trend. Specifically, these include modification of valleys, such as development from a V- to a U-shape, and lowering of mass-accumulation areas. Such changes would strongly affect glacial dynamics, the mass balance profile and mass-flux during succeeding glaciations, especially for low-gradient outlet glaciers occupying low areas. Other areas around Earth (at least where ice has been warm-based) also may exhibit a non-random trend of decreasing extent of ice with time, ultimately because of glacial erosion in the Quaternary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