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与空间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通过“路径创造”,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

将山西省182个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0和 Coreldraw等工具为支撑，运用多种定量方法，从分布类型、集聚度、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空间分析。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空间分布“大分散，小集聚”；空间分布“冷”“热”分异明显，表现为“高、中、低”三个密度区域。通过对地形、河流等自然要素和交通、中心城市、高级别景区、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分析空间关联度，运用点-轴模式和增长极理论，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的资源特点以及山西省旅游 “三大板块”发展要求，提出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一核多点”、网络状布局、区域均衡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机器代人”与城镇新增长模式 ——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为分析“机器代人”影响下的劳动密集型城镇新增长动力，文章构建了“机器代人”背景下城镇新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以珠三角城镇增长的代表性地区--佛山市顺德区为案例，重点从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4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机器代人”的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的技术升级，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着地区技术升级路径从“二次创新”走向“一次创新”。技术升级对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了家电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对自动化设备的需求又带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了普通劳动力需求，催生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地区就业结构变化。产业升级和人口变化共同促进空间组织产生变化，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扩散与集聚，区域形成“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边界地区成为区域新的增长核心。在“机器代人”影响下顺德区形成了技术、产业、人口和空间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城镇新增长模式。     

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

以常州环球恐龙城为例,利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主题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①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影响的感知特征可归纳为“社会失序”、“文化素质提升”、“地方认同和生活环境改善”、“吸引力增强”、“综合效益提升”、“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成本提高”等7个维度,居民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强度整体上高于消极影响。②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与旅游影响感知密切联系,各感知因子对居民态度的不同维度有显著影响。③根据对环球恐龙城发展的态度,可将常州城市居民划分为“乐观支持者”、“理性支持者”、“谨慎支持者”、“冷漠态度者”等4种类型,总体来说,常州城市居民对环球恐龙城旅游发展的态度较为积极与理性。     

“一带一路”下旅游文化产业的大数据体系架构与实施途径研究

本文探究“一带一路”旅游大数据的产业创新体系架构，明确“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消费习性培育、跨域资源协作”等产业创新路径，明晰沿线各国的文化融合途径，构建以“文化通”为内涵的旅游大数据体系。通过文献梳理、质化研究和实时数据分析，建构适用性旅游大数据架构，解决“一带一路”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信息稀疏、习性碎片化和诚信不足等现实困难，助力沿线各国的旅游发展新局面。借鉴应用系统工程中霍尔三维支撑理论，从知识、时间和逻辑三个维度，搭建新时代条件下旅游业态的以价值集聚、诚信保护和旅游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创新途径支持体系，为旅游经济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发展与自由旅游区建设

边境旅游发展是中国-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在总结边境旅游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在深入剖析边境旅游发展基础和建设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的建设目标、发展重点类型及合作方向,根据旅游资源禀赋与分布、基础设施条件与开发难易程度将中哈自由旅游区空间布局确定为"一大核心,四大片区,多个景区",并提出了建设的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包括全力推动中哈双方互相成为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实施对等的"3日游"免签政策,批准中国公民赴哈萨克斯坦"3日免签"旅游;将巴克图口岸边民互市"3日免签"延长至"15日免签";高位谋划和尝试建设中哈自由旅游区,建成国际旅游商务区;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边境自驾游和休闲度假游等。     

杭州城市旅游品牌的演化机理及优化

基于来杭游客的旅游博客分析,探究杭州旅游品牌塑造现状,分析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过程及各阶段特征,认为1983年前,杭州城市旅游品牌处于自然生成阶段(“人间天堂时代”),1983-2000年处于引导生成阶段(“天堂城市时代”),2001年起,进入培育塑造阶段(“品质休闲时代”);旅游资源开发、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规划引导、旅游设施与交通建设、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等是杭州城市旅游品牌演化的动力要素。探讨了各动力要素的运行关系,提出了强化“休闲之都”形象建设、加强旅游品牌整合和系统建设、树立“顾客满意”理念,提升旅游品牌忠诚度等优化措施。     

中国农民跨省旅游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依据《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8》,利用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内在联系特性,构建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运用GIS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技术,对农民旅游空间的网络节点中心性与结构洞分析,对旅游空间的整体网络的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民旅游流网络密度低,随时间发生微弱增密态势,旅游空间的节点呈现“东部沿海密、内陆疏、偏远地区游离”的格局,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而且不均衡;② 网络中心势内向高于外向,旅游目的地集中度高于客源地,东部沿海旅游节点兼具客源地与目的地功能,内陆与偏远地区基本是单一的旅游客源地或目的地;③ 网络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核心区辐射能力弱,仅限于部分边际省域,中心度指数高的节点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具备核心竞争优势,东部沿海旅游点入度普遍高于内陆与偏远地区,点出度与出游力成正对应;④ 网络区域集聚子群各自形成核心、边缘旅游空间,内部联系紧密,构成与子群相对应的核心旅游地,形成5 个区域集聚子群。构建以省域为节点的农民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并进行深度分析,为中国农民旅游空间均衡发展和旅游通达性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水资源约束下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模式

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进程受到水资源短缺及其用水结构不合理的双重约束。本文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例 ,针对河西走廊未来 30年总需水量阈值、经济总量阈值、总人口阈值和城市化水平阈值 ,认为最经济、最节水的城市化发展方针为禁止发展特大城市 ,有选择地培育一个大城市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小城镇。据此提出了与水资源约束相适应的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城市化发展的 6种模式。即 :推行“产业移人”和“环境移民”为主、“人移产业”为辅的城市扩展模式 ;推行“分步到位”为主 ,“一步到位”为辅的城市生态移民模式 ;推行“退一进二”、“退乡进城”的城市用水转换模式 ;推行“节水量城”为主 ,“借水养市”为辅的节水型城市化模式 ;推行“稳粮兴草” ,“稳农强工” ,“活商旺城”的城市产业转换模式 ;推行“一核四极” ,“一轴三带”、“乡镇同兴”的“卅”字型城市空间推进模式     

边缘型旅游地特征、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

边缘型旅游地的开发建设是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时代面临的重要命题。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消费者消费理念的转变,一些边缘型旅游地开始逐渐成长为区域旅游发展的"潜力区",研究空间与研究意义日益凸显。以具有典型边缘性特征的宣城市为实证,从区位空间、旅游资源、旅游形象、旅游交通和旅游经济等角度剖析其多重边缘化特征,探讨边缘化形成的主要机制。地处省际交界区、地域特征典型性不足是边缘化形成的自然诱因,周边核心旅游地遮蔽效应显著是边缘化形成的空间致因,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是边缘化形成的经济制因,政策惠及偏少是边缘化形成的人为促因。边缘型旅游地应实施多元比附、突出个性差异、完善要素建设的发展路径。     

川黔渝三角旅游区联动开发研究

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各旅游地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根据旅游资源的内在关联性、地理空间的邻近性、旅游产品的互补性,进行区域间的联合与协作,以区域旅游整体的力量参与竞争,进而实现各旅游地共同发展的开发过程。区域联动开发理论实质上是针对旅游欠发达、资源类似、竞争优势不突出的地区,在核心—边缘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论。笔者以川黔渝三角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区域进行区域旅游联动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只有通过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才能实现区域内各景区的持续发展。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于城市体系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研究

首先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及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整体性现状，认为长三角旅游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不足。然后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分析研究，并以此划分出了长三角两个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给出了长三角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空间组织。最后提出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游客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徽州地区为例

地方失忆危机背景下,“留住乡愁”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地理学领域,旅游发展被认为是“留住乡愁”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多是定性描述及逻辑推演,相关的案例分析、定量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徽州地区为例,立足“留住乡愁”旅游发展的基础-乡愁文化资源的挖掘,通过构建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体系,借助认知测度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等,对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游客对旅游地乡愁文化元素的总体认知程度较高,但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别;具体维度上,游客对旅游地建筑风貌格局的认知程度较高,其次是自然景观映像以及乡土故事人物,认知程度最低的是地方节庆展演;影响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到访次数、休闲体验动机、购物动机,这四个因素对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影响为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购物动机。其中,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购物动机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本研究对于回应学界关于旅游发展作为“留住乡愁”理念下新型城镇化模式的论断、拓宽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指导地方细分客源市场进行乡愁文化元素挖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英文）

Chinese railway has entered the "HSR era", while the structure of "four vertical and four horizontal" railways for transit passengers is almost completed. Taking the 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S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HSR's effect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tourist flows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xt, it notes changes in the accessibility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factors including initial endow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hospitality facilities, the density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location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HSR affects regional tourist flows. The study shows the following:(1) HSR's effect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egional tourist flows are manifested through the Matthew effect, the filtering effect, the diffusion effect and the overlying effect, and(2) the Matthew effect of HSR is manifested under an obvious interaction of the location,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e filtering effect of HSR is manifested for those tourism nodes without favorable location conditions, endow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or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without obvious benefits from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ose tourism nodes that boas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location condition, endow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obvious "time-space compression" will become sources for the diffusion effect. HSR will strengthen the aggregation effects of tourist flow in these diffusion sources, which will thereafter diffuse to peripheral tourist areas, manifesting "aggregation-diffusion". HSR has overlapped tourists' spatial traveling range over large-scale spaces. However, the overlying effect is only generated in those tourism nodes with a favorable location condition, an endow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hospitality capa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density, and obvious "time-space compression".     

入藏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组织模式——基于团队游和自助游视角的比较分析

西藏作为大尺度景观区域,旅游资源分布、景观格局、交通线路等具有遍在性和分散化特征,加之地形、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性和多变性,使入藏旅游流特征与其他类型地区截然不同,团队游、自助游的细分差异尤为显著。论文采集热门旅游网站入藏团队游和自助游线路数据,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入藏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与组织模式,为西藏区域旅游优化组织提供理论借鉴。研究发现：入藏旅游流总体集聚、层级分化,节点联系总体不紧密,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其中团队游对枢纽节点和交通的依赖性较强,自助游覆盖地域较大、分布相对均衡;团队游和自助游旅行模式分别呈现为“环游式”和“周游式”,网络紧凑板块的“跨行政区”现象突出,受控于交通干线的程度较深;入藏团队游和自助游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地形、海拔、交通、旅游资源分布以及消费能力等多方面的交叉影响,是不同旅游动机下个体和群体面向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空间决策结果,进而影响西藏旅游交通布局、旅游产品组合、区域旅游协作等。研究结果对于认知入藏团队游和自助游游客的流动模式和移动规律具有参考意义,可以为西藏旅游线路优化设计、旅游地协同规划提供指引。     

试论经济中心型城市旅游的商务主导模式--以汕头市为例

城市旅游是当代旅游的主体,旅游职能也是当代城市的一个重要职能,提出考虑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必须分析影响产业发展的诸因素,以针对性地找到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动因素。经济中心型的城市旅游主体市场产生于以大流通为标志的广泛经济联系,以商贸为代表的大流通业是经济活力的核心,商务旅游是这一类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研究述评及启示

由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多元和综合属性,其研究内容往往呈现跨学科的属性,涵盖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进化论和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因其超越原有的单线逻辑的叙事而受到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新范式和新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被应用于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动力机制,并为其提供了“结构—过程”分析视角。而另一方面,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及演变,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着较大区别,只有在充分立足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实际状况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理论体系,探索更为多元化的旅游研究方法。加强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结合能够为中国的旅游实践提供较为宏观尺度的政策分析视角,进而有助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加强中微观层面的多尺度耦合机制和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将有助于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试论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新模式——以湖南省常德市为例

针对当前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存在的空泛性和操作性等问题做了分析,从"战略"的词义出发,对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全新的诠释,并构建定位模型.以湖南省常德市为案例,通过对旅游背景、旅游资源特质以及旅游市场特征的阐述,采用国际通用的SWOT进行分析,提出了常德旅游发展战略的概念以及需要回答的旅游地性质定位、旅游产业定位、旅游市场定位、旅游产品定位、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城市定位等战略定位,为丰富和完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理论提供一种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