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协整检验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88年到2008年山东省6DP、FDI和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基于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运用Johansen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FDI、进出口均是山东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也与进出口形成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     

全球背景下台商投资大陆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选取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测度指标作为外生变量,使用1991-2014年16个样本国家/地区台商投资流入与流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大陆不同源地FDI（外商直接投资）与台湾OFDI（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目的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框架,对台商投资大陆（TDI）对两岸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行全方面对比与国际比较。研究表明：① TDI对大陆经济增长存在短期负向,长期正向作用,对台湾经济增长则保持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幅度较大。② TDI在两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TDI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位居第5,即小于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的FDI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作用;台湾对大陆投资对台湾本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即大于美国和东盟位居第1。     

我国FDI地区间溢出效应与渠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方法,利用1998年~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及其相应渠道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FDI不仅对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地区间经济溢出,并且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远大于对本地经济的影响。这说明FDI的地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地区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在FDI地区间溢出渠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地区间贸易对我国FDI的地区间溢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地区间劳动流动和地区间技术扩散对此影响较小。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区保护主义的削弱,地区间贸易日益扩大,由此促进了FDI的地区间溢出,但是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地区之间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导致这两个因素对FDI的地区间溢出贡献不大。所以在地区间贸易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要加大其他要素的流动程度,通过FDI溢出效应来加强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FDI与山东对外贸易总量的相关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总量增长显著。与此同时伴随着FDI的大量流入。本文以山东为例，运用详细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FDI与山东进出口贸易总量的相关性，并进而研究FDI企业在山东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转型背景下广东省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协整分析和VECM模型的检验

随着广东省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引擎,并对区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选取1979—2014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生产总值(GDP)数据并构建VECM模型,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格兰杰检验等方法研究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中,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具有正向的稳定均衡关系;短期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成为影响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外向型因素。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

区域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1978-2007年中国省级区域横截面和面板2种数据格式,运用相应的计量模型对我国区域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①我国区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在时间-空间2个维度上均显著,但随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呈逐渐减小趋势;②金融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减小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作用,各地区金融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造成了波动-增长关系的地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强度上;③控制经济波动的内生性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有被放大的倾向,考虑经济波动内生性时,中国经济波动程度提高1%,会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0.125%.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与因素分析

目前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对于城市化和不同因素之间的研究不多。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存在很大差异。选取综合经济（人均GDP）、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5个因子作为反映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分析1984～1994年和1995-2004年两个时段（分别以1994年和2004年为代表）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两个时段中人均GDP都是相关性较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关联度在增加，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在增加；而信息化的影响程度变化不大，表明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动态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本研究认为动态外部性对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中国经济转型。利用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的两位数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动态外部性和我国城市产业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产业专业化和本地竞争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当专业化和竞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不利于产业增长;相反,多元化程度只有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才会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本研究还发现动态外部性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参与全球化程度高、地方保护较强的产业以及位于经济自主权较大的城市的产业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清晰地表明我国经济转轨为动态外部性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海洋产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估计及其分异动因判识

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分析2006~2015年海洋经济对沿海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识别差异动因。研究发现：① 海洋经济对中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其中天津、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海洋经济总量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省域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影响度分异呈现省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 引起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海洋经济相关因素中,海洋第二产业、海洋进出口贸易额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拉大差异）,且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发现有助于中国沿海省（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科学决策。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定量研究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欧、美、日的商品出口对各自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     

美国出口管制下中国外贸风险的省域地理差异

从总贸易、出口、进口、外资和人员5个视角构建对美风险系数，测度和比较各省区市对美外贸风险的地理差异。结果表明：上海、浙江和福建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最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面临的综合外贸风险最大；河南尤其需要防范对美国的出口风险；海南、新疆、天津和西藏等需要加强从美国进口的风险管理；重庆除了需要防范对美出口风险外，还因为实际利用美资最多且依赖程度最大，亟需加强外资风险管理。宁夏和山西虽然从美国的引资规模不大，但是对美资的依赖程度最高，亟需提升外资多元化水平。从人员跨境流动风险来看，上海、北京和浙江面临的风险最大。中国各省区市在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时应该加强外贸风险的识别和管理，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差别化的防范和化解措施。     

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研究

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单位,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定量评价2010—2017年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泰尔系数和差异系数法分析了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并划分各省协同类型,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考察了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先后经历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再缓慢下降、上升过程,呈现出明显的“W”型演变趋势;② 中国各省域间创业生态系统协同水平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呈下降趋势;③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三级阶梯递减的时空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高协同水平区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演变;④ 省域创业生态系统协同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省份中促进作用越明显。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动态

采用分布动态方法(MEDD), 从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的形状和流动性两方面考察1978-2004 年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的动态演进, 结果表明,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形态经历多极化-收敛-双峰状的变化过程, 其中, 俱乐部收敛省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由扩大到再次缩小, 俱乐部间的发展差距由缩小到再次扩大, 说明收敛俱乐部间的经济差距在扩大。1990 年后, 地区经济增长的活跃性提高; 转移概率矩阵、无条件和空间条件动态随机核估计及密度等高线图显示空间相互作用影响着省区经济增长未来的空间分布, 空间因素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分布的重要因素, 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互相依赖, 因地理位置临近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了相似经济水平地区的空间聚集。     

我国空间运输联系的实验研究：以货流为例

本文从实证分析入手,探讨了影响我国空间运输联系的因素和各种运输方式在空间运输联系中的作用;系统分析了省级区域以实物交流形成的外在依存关系和彼此间关联关系、大区向货运联系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提出了首位联系的概念并用其分析了省级区域运输联系的空间组合特征,验证了传统经济协作区的存在基础和内外联系特征。     

中国商品贸易结构不均衡性对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

从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不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进出口贸易视角,考察中国^①（①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缘经济格局特征与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商品贸易的总体态势是资源产品进口对富含能源国家的高依赖及工业制成品净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强需求的不均衡特征;空间上则表现出国别、地区和方式较为单一且相对稳定,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地缘经济与其他国家关联强度有一定的倾向性。集成资源产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多指标显示,以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为主的外向经济是影响中国当前地缘经济格局最主要的因素,而资源产品进口则次于工业制成品的作用,且石油和铁矿的作用高于天然气;在空间上形成了以重点经济发达国家与其外围周边国家为重点面域,联合重点能源国家为扩展的“面-点”地缘经济格局,中国进出口贸易地区大致形成了由近及远的多圈层结构,且关联度较低的国家镶嵌其中而表现出破碎化的特征。这一格局昭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地缘局势总体稳定,但受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积极开辟和寻求多元化的地缘经济空间是有效应对对外经济联系突发事件的重要途径。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31个省域为空间样本,运用趋势面、引力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中国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创新资源协同势能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讨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各省域创新资源协同状况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网络结构分布格局变化显著：从简单雏形逐渐发育为“鸡爪型”、多核心复杂化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创新资源协同势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协同空间联系对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可以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空间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中国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正确、科学测算TFP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及政策研究非常重要。运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方法,基于2003年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对中国大陆省级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空间计量经济测算分析。结果发现,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在测算我国省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具有较好效果,利用这种方法测算的2003年中国大陆31个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结果比较符合工业生产率发展实际;在影响我国省域工业生产率的因素中,工业资本投入是造成工业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和各个省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生产率水平偏低是制约我国省域工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瓶颈因素;2003年我国省域工业生产率增长是由资本和技术共同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