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空间要求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方法

基本农田保护是我国保护耕地与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举措,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关系着耕地保护效率,对土地利用总体布局有重要影响。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不仅要考虑耕地质量,还要考虑耕地分布的空间要求,因此该项工作具有高度复杂性,迫切需要相关技术支持。该文构建了一种基于空间要求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方法,用耕地质量指数修正图斑空间集聚度,根据图斑空间集聚度与兼容度的综合结果划定保护区,并以铜山区为例展示该方法的操作过程与其适用性。该文提出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法基于矢量图斑尺度,同时考虑耕地质量与其空间集聚连片的要求,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可为目前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北大核心CSCD

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空间特征及错位关系,并揭示空间错位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呈集聚分布态势,二者集聚分布区域的空间重叠度较低,表现出较强的相互独立性;2)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且空间错位强度存在地区差异性,传统村落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北经济相对发达省份;3)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动力,城镇化进程是核心动力,现代文化冲击是直接动力,政府保护机制是外在动力。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现实关系及机理,可为区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浅析中国山地村落的聚居空间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多、分布广、个性鲜明，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等，其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人聚环境，近年来逐步受到世人的瞩目。山地村落由于所处地形地貌的特殊性，空间特征明显，形象清晰，无论是选址、布局、意境追求、景观建构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意象和外在景观，构成历史文化价值丰富的村落文化景观。开展中国山地村落聚居空间的系统研究，不仅是文化研究、乡土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城乡规划、旅游规划及现代旅游文化村落设计的需要。特别是在传统村落面临急剧损毁的今天，倡议传统村落及其保护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乡土建筑、地方文化、景观资源三方面入手，提出山地村落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中国山地落环境空间、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等的形成及布局特点，并试图探讨以下几个论点：对中国山地村落的类型及境界进行分类；阐述中国传统的、系统的村落规划思想；对山地村落作多维空间的立体图象研究，寻求景观后深刻的文化影像；完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措施等等。希望能对山地村落文化景观的理论研究有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出一些理论依据。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表征、测度与归因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贵州省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地理特征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标准级别以上的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空间分异特征和地理特征的分析,运用最邻近点指数、空间自相关法、核密度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探析142个乡村旅游村寨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ArcGIS10.4将贵州省的高程、水系、道路网、乡村旅游村寨图层叠加,分别分析乡村旅游村寨的地理特征。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乡村旅游村寨呈现出正向集聚分布,形成了4个集中分布区,68%的村寨沿西南向东北方向分布,以下地理特征最为显著：集中分布于中低海拔的河流沿岸地区、邻近高级景区和客源市场、交通趋向性强、文化生态环境的区域性。基于此,结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提出三点建议：充分挖掘贵州的山地农耕文化,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业态;加强热点分布地区乡村旅游村寨与邻近高级景区的联系,构建产业化发展模式,提供稳定的客源市场;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优势,开发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增强社区主体的参与意愿。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特征与成因机制研究

以中国4 153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总体呈凝聚型,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但两者成因差异显著。（2）伴随历史时期更替,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形态由“单主核,多次核”转为“多主核,单次核”;东部农业文化区传统村落数量明显高于西部游牧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亚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少数民族传统村寨分布重心位于西南地区中部,汉族传统村落则以长江中游地区南部为分布重心。（3）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气候降水、河流水域是决定传统村落形成和延续的基础因素,农业生产方式和历史人口迁移则是影响传统村落集聚发展的重要推手,现存传统村落总量规模和当地政府政策保护力度息息相关。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可持续路径模型建构

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中国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场所,近年来受到学界和产业界持续关注。在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村落面临消失、衰败与空心化的危机。随着现代城市居民快节奏、强压力和怀旧观驱使,寻找乡愁和记忆的故乡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机遇。如何保留并传承这份“礼失而求诸野”的宝贵空间成为重要理论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价值的命题。通过综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视角探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出“旅游活化”这一理论概念以振兴并传承传统村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价值,从而实现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借鉴吸收了文化地理学三层文化体理论,提出了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可持续路径模型,模型以旅游为出发点,遵循物质层、社会层和精神层的基本演化路径,明确了各层的实施策略和旅游活化所对应的资源价值要素,提出各层在旅游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问题,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山地地理

TU98 2003043048浅析中国山地村落的聚居空间=Analysis on ehannel seouringand silti眼and self一adjusting in midstream and downstre翻reaehes of Changjiang River/徐坚//山地学报一2002,20(5)一526~530 从乡土建筑、地方文化、景观资源三方面,提出山地村落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中国山地村落环境空间、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等的形成及布局特点.并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山地村落的类型及境界进行分类;阐述中国传统的、系统的村落思想;对山地村落作多维空间的立体图象研究,寻求景观后深刻的文化影像;完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 ——以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区的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形态指数、空间句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空间分布到个体形态特征,揭示地域环境与村落选址、形态生成及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结果表明: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呈现“西北稀疏、东南密集”的总体空间格局,纵观历史发展格局从东到西呈轴向集聚形态,存在沿山腰等高线、支流流向的分布特征;在地理环境限制下,传统村落外部边界形态主要为块状集聚、指状离散形态发展,空间集聚中心出现村落内部与村落边缘交通的差异化分布;通过地理、生态、气候和风水对村落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村落形态演化从生存适应性转向主动寻求发展,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在逻辑。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辨析传统村落中文化与民俗、空间、自然等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建构出文化共生度模型,并以河南省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分别得出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空间资源、自然资源之间的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结果表明:基于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的大小,传统村落可分为传统技艺型、特色空间型、自然生态型3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提出文化传承民俗活力、文化重塑特色空间、文化引导文旅融合的共生发展路径。     

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总结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98个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上已呈现1个集聚中心和4个次集聚中心,且在今固原市辖域内形成一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古遗址具有较为明显的濒水特征,距水源1 km以内者占总数的54.08%,且多集中于坡度2°~6°的丘陵、台地阳坡上。为更加准确地探求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故引入地理探测器予以分析。可知除以水源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环境等要素制约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外,中心聚落和交通区位共同构成主要影响因素,前者更是主导因素。至迟于汉代,已出现人文社会诸要素对村落选址分布的决定程度远超自然环境各要素这一变化趋势。     

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生态人居多层次景观空间解构

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村是中国藏区传统村寨聚落的典型代表之一,基于多功能景观概念和中国风水理论,从区域环境层次、居住区域层次、组团邻里层次和住屋单元层次4个层次对扎尕那聚落空间进行解构。研究表明,在区域环境层次上,其空间要素组成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表现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在居住区域层次上,受自然力与传统理念的影响,村落的聚落为簇群模式发展,形成典型的线性"飘积"聚落形态;在组团邻里层次上,每个独立的自然村落都由1~2个连续的界面贯穿村落;在住屋单元层次上,扎尕那藏式榻板房院落空间水平结构大致分为左右结构和前后结构两类,包括居住活动区和种植区两部分,垂直结构依照起居、宗教和生产储藏功能一般为二或三层。为扎尕那聚落的保护和发展模式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了进一步的保护和规划建议,即将扎尕那聚落整体作为一个传统生态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区;利用民族信仰进行生态保护;合理地进行空间生态引导规划,实现生态人居聚落模式的完善。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与话语权力：基于文本话语的分析

基于社会空间思想与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及其干预实践的逻辑。结果发现：全球现代化与中国城乡实践导致的村落存续危机,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话语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等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社会表征;作为专家、学者与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果,“传统村落”蕴含着现代社会秩序与发展逻辑,规约着村落实践;政治与资本主体主导着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观念与制度设计进而介入实践过程,以实现其空间治理与资本增值的目的。     

A flexibl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dynamic valu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mpirical study of cases in Northern Shaanxi北大核心CSCD

乡村振兴过程中,全面系统地认知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对其进行客观有效地评估,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面对类型多样且动态演化的传统村落,传统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现实,因此构建一个更具弹性的评估模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技术问题。论文从功能空间、景观意象和人文精神3个逻辑层面重新认知活态化价值的构成、关联及特征,据此构建出包括资源价值、要素延续、活化条件、功能适应、活化影响、发展潜能的多维评估框架,形成由3种类型和50项指标所构成的弹性评估模型,并以陕北地区5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案例进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动态性、脆弱性和适应性5个显著特征;(2)维度分析,运用多维弹性评估模型对传统村落展开评价,评价结果基本符合陕北地区的现实情况,且在不同评价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结果差异,突显了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自身价值特征;(3)综合分析,陕北地区5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水平分值处于42.42~83.60区间内,平均为62.55分,活态化价值较高及以上的传统村落占比为39%左右,活态化价值一般及以下的传统村落占比61%左右,由此可见,陕北地区仍存在很多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发展水平不足的问题。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多维弹性评估模型兼具普适性和典型性的特点,适用于类型多样的传统村落,适应现阶段乡村振兴和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研究通过探索从单维静态评价向多维动态评估的技术提升,可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传统村落价值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①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涵盖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子模型。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其中整体保护水平分为宏观区域和微观社区两个亚层,保存率和分布密度是评价区域保护水平的简易方法;影响因素模型包含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划分的两类基本分析模型。②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行政区划边界地区形成5个热点集聚区,丽江市传统村落保存率最高,黔东南州分布密度最高。③ 影响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保护水平的地理区位因素为海拔、水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经济社会因素中,非遗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建设、交通流动和非遗规模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的空间识别与形成机制——基于第四、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初探

振兴中国乡村关键在人,乡村人口流失现象亟待研究。本文以422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揭示样本人口外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源区,识别和界定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并从地方性视角对其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构建。结果表明：(1)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现象普遍且严重,78.74%的村落人口净流出,33.34%的村落人口重度外流,70.09%的村落面临空心化问题,11.93%的村落有衰退趋势。(2)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的空间依赖性、集聚性、指向性和中心性显著,在浙闽粤3省的13市内形成了唯一一个大范围、连绵分布且具物理场属性的强辐散源区即外流场。(3)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的地方性表现为自然、生计、组织和文化“四层一体”的结构,其富于流动性,直接产生流动人口,并通过降低流动的地理门槛、中间阻力和提高流入地的吸引力,间接引致流出行为持续发生。(4)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的形成是地方性驱动机制和流动自增强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地方的历史层累本质及与流动的辩证关系。发掘和利用传统村落地方性,促进形成人才环流,是政府施策的可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