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生态移民无土安置区风险评估研究

生态移民无土安置是指安置地不再为迁入的移民提供耕地,而是直接在城镇为其安排住房,将移民安插到企业务工或为移民提供就业平台,努力使移民通过在企业务工或自谋职业来满足其家庭生计。针对无土安置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4个子系统在地理时空上的交织耦合结果,依据各个安置区区位、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特色等关键性要素,在宁夏40个无土安置区中判别出6个"安置特征区",运用AHP模型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得出了安置区风险因子的风险程度及排序,为生态移民建设及无土安置区风险防范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新疆三工河流域生态移民的农户响应

基于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对新疆三工河流域生态移民前后农户生产生活和土地利用等问题进行调查,以了解生态移民政策的成效,并探讨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对该区域及其他地区继续实施生态移民提供借鉴.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7年前后搬迁农户的类型具有一定差异性,农户生态移民意愿与户主文化程度无关,与户主年龄和家庭人口数有一定关...     

中国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比较分析

水库移民的安置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安置方式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目前中国水库移民安置的重点是农村移民,利用文献综述法和实证研究对中国各地典型的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各种方式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可能适用的时期、地区和人群。在此基础上,根据移民安置方式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速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为农村移民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选择合理的安置方式提供参考。     

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张掖市为研究区,设计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利用入户调查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张掖市的社会资本指数和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通过回归剖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1）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指数为4.93,其中,农户社会资本信任维度的发展水平最高,信息传播维度的发展水平最低;（2）影响信任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财富差异;影响政治赋权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影响网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户主年龄;影响合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和农户财富差异;影响社会凝聚力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与农户财富差异,影响信息传播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财富差异。     

广西环江移民迁入区生态移民的环境影响研究

生态移民在改善移民迁出区资源环境配置格局的同时,势必会给迁入区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农户作为生态移民政策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决策主体,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单元。科学测度农户对环境的影响,并找出缓解生态压力的对策,对移民迁入区人地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移民迁入区广西金桥村18个屯的入户调研数据,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和"STIRPAT"模型,对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变化的农户微观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辨识。结果表明: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移民迁入区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对移民迁入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区人均生态赤字严重,尤其是耕地和林地面临的压力较大;与移民农户相比,当地驻民的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家庭人口规模、土地资源拥有量、农业收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加重环境压力,户主受教育年限、非农业收入和非农业劳动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生态环境改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和生计多样化是缓解环境压力的重要举措。     

怒江州农村特困人口现状及工程移民扶贫研究

移民扶贫开发是我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怒江州特困人口数量多、分布广,生存条件恶劣,属于典型的生态贫困型,大多数特困人口需要实施异地搬迁扶贫。与移民扶贫开发相比工程移民补偿高,移民后期扶持力度大。结合国家水电建设,利用国家工程移民的各种政策,把工程移民和移民扶贫开发相结合,做好工程移民的规划、选址和安置,处理好移民区的土地、生产以及发展问题,可以解决怒江州部分生态贫困型特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加快怒江州的脱贫步伐。     

跨国主义视角下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与地方嵌入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跨国移民企业的形象建构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与地方愈加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仅加速了非洲城市化进程,而且也深化了移民企业的本土化程度,使其成为日常社会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多元化的方式重塑非洲社会对于华人企业和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解。目前国内学界有关中国移民企业及其在当地形象建构方式和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基于微观视角探讨企业形象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以津巴布韦哈拉雷地区的华人移民企业作为案例,结合定性和定量混合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影响非洲员工企业形象建构以及对华人企业继续在当地建厂支持程度的因素,以反映中国移民企业在非洲当地的社会融入情况。研究表明：显著影响因素主要与工厂的工作环境、管理体制、社会网络以及对区域的影响有关,而与非洲员工个体因素关联性较弱。因此,研究进一步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并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移民企业融入地方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洞庭湖区移民安置模式案例研究——以汉寿县为例

汉寿县是国家、湖南省确定的移民安置重点地区和示范地区，以移民问卷调查作为研究基础，对移民安置模式及移民出向等特征进行分析评价。汉寿县基本移民安置模式为：（1）从退田还湖角度，为利于农业生产，实施单退和双退安置；（2）从移民建镇角度，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3）转垸建镇和筑台建镇等模式。目前移民安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耕地不足，人地矛盾突出，移民就业难，地方工业吸纳移民少等。认为移民安置要与展生态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和推动城镇化相互作用，切实做好移民生产、生计安置，综合考虑移民长远发展，并为洞庭湖区移民安置的长远规划提供战略参考。     

漫湾电站农村移民安置及其存在问题分析

漫湾电站规划设计于计划经济时期，兴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时期，农村移民以农业安置为主，主要安置方式有就地后靠搬迁安置、就地后靠生产安置、外迁安置。移民区存在较多遗留问题，造成的原因主要是：土地限制；对移民的前期补偿不足；开发性移民不够到位；缺乏系统的综合整治措施。要加大扶持，完善措施，尽快解决漫湾电站移民遗留问题；高山峡谷区建大型水电站，移民应该以外迁为主；要开发性移民。     

新疆天山遗产地居民对生态移民的感知及满意度研究

在遗产地生态移民能否实现生态保护、改善民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多赢是遗产研究者、决策者和居民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对新疆天山的4个移民社区进行调研，从居民感知和满意度的角度评估移民效果。结果表明：（1）居民对经济、心理正面影响反对率高，社会影响感知存在分歧，环境正面影响赞成率高。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但居民收入、生活质量改善不大，社区归属感弱。（2） 居民满意度偏低。（3） 不同人口学特征、旅游依存度的居民感知及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事旅游业的居民收入和满意度最高，旅游富民作用和不足兼有。（4） 与定居民族比，游牧民族在移民后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更大。最后，提出改善居民经济条件，加强其知识、技能培训，社区赋权，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议。     

羊啃食动力学模拟与内蒙古西部气候变化适应

将定性分析、民主参与式评估和定量数值模拟方法结合起来,对阿拉善气候变化适应问题进行了简要评估并重点分析了土地退化、放牧和草原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阿拉善主要的适应政策是禁牧和生态移民。禁牧后荒漠草原植被得到恢复,但移民增加了绿洲压力,过度开垦又造成周边土地沙化;过度抽取地下水致使水位下降并伴随咸水入侵和地表盐碱化。禁牧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造成草原鼠害加重及火灾风险增加,生物多样性也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一些灌木因缺乏啃食出现退化迹象等,说明一定程度的啃食有利于维持草原生态平衡。因此,动物是草原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我们用一个包含动物啃食等的森林生态动力模式模拟了啃食动力学,结果表明,有限的放牧有利于草场更新并能充分利用草原资源;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并伴随羊群死亡。因此,需要将圈养和限制性放牧结合起来,制定可持续性适应政策。     

中国生产控制型产业减排的居民福利和区域影响

基于SAM均衡建模方法,建立面向居民福利研究的中国动态多区域社会公平CGE政策模拟模型,对比分析自然情景、生产控制型减排政策情景和最优增长情景下的区域和居民福利变化。研究发现减排政策存在明显的增长率区域分异,这将破坏在自然增长下存在的区域收敛力,导致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再度被拉大。面向减排的投资控制政策短期对于居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居民收入保护。由于城镇退休居民和农村劳动居民已经具备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政策和“三农政策”保护收入增长,其总体福利受减排政策的冲击较小,因此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的城镇劳动居民应该是收入保护的优先考虑群体。模拟显示减排政策更有利于代际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考虑到减排带来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不能过于乐观估计这种差距缩小效应。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以温州为例

进入“新时代”,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意义愈加重要,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不断增多,但对新趋势“家庭式迁移”的现状与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实证较少。本文通过对温州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深入调查,探讨“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不强。户籍制度没有显著影响,个人职业、工作稳定性和“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需要强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机制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中小城市应抓住“抢人”先机,考虑以家庭为整体的政策设计,激发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提升其定居能力,以此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部和中部地区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采用多水平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存在南北差异,并呈相同地域较接近的特征。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房租为代表的物价水平、以方言为主的地域文化、流动人口占比,社会保障的落实程度等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但城市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是复杂的、多向的,即使同一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存在消极的方面。推动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必须正视城市差异,因地制宜地提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方言重的城市,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场所和公共办事窗口要推动普通话的普及,鼓励使用普通话;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准入门槛;房租高的城市,保障房建设要以公租房建设为主,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要本着先易后难,同步推进的原则,优先推进省域内流动人口市民化,城镇化转移支付应向流动人口比例高的城市倾斜。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工程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

作为河西走廊内陆河流的主要发源地,祁连山维系着河西走廊绿洲的生存和发展。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作为解决生态脆弱区自然-经济系统不协调的重要举措,生态移民工程兼具生态保护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标,其实施效益及后续提升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文献分析和在武威市的实地调研结果,本文在生态移民概念辨析与研究动向的理论梳理基础上,对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工程实施过程、存在问题及后续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该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属于生态移民,迁入区后续经济发展和移民可持续生计是研究关注重点。（2）生态移民发端早,形式上以易地扶贫搬迁为主,实施地区以武威市为主,移民民族和生计方式多样化,以移民新村（小城镇）集中有土安置为主,具有较强典型性。（3）在取得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移民参与工程规划的程度低、搬迁过程中政策福利差距未能较好控制、后续产业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建设不完善等贯穿于工程实施全过程的问题,影响到工程的公平和效益。（4）自然条件、产业基础、文化水平是影响工程效益的关键因素,凸显生态移民政策的公共价值,客观认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障碍,是解决工程症结的关键。（5）未来要确...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