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前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检讨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中国许多城市政府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城市营销策略，城市治理方式由传统的规制型向企业型转变。城市政府甚至演变为超级企业。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在城市营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投资者结成了促进增长的利益联盟和城市增长机器，在获得表象经济增长和城市面貌巨变的同时．却带来了广泛而严峻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必须摈弃增长型城市营销中官商结盟的纯功利模式．采取内生的、可持续的城市营销战略，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分析

城市合作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新现象, 并且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选择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经济 开发区靖江园区三个典型的城市合作案例, 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 进行城市合作的实证研究, 分别探讨了科层的城市合作、自发的城市合作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三种类型伙伴关系的制度安排。基于长三角的经验, 该研究在区域尺度上对伙伴关系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拓展。研究的焦点在于三种模式城市合作的有效性(绩效)。通过对伙伴关系形成过程和利益相关者互 动的追踪, 研究认为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合作的过程、合作的性质和领域、伙伴的选择和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多层级治理视角下跨界地区合作模式探究——以广佛为例

基于多层级治理的视角,以广州、佛山两市为研究地区,通过深入访谈、文献资料分析等方法,从宏观政策尺度和微观项目尺度分别对广佛两市及其所辖的区、街镇不同层级政府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过程中,跨界地区合作模式制度建构及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出于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级市政府的角色出现了新的变化,水平联系显著增强,促成了跨界地区合作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新进展,形成了“以项目库为载体的地级市单一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不同城市的诉求表达程序化,可以协调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督办项目的进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目前的跨界合作集中在地级市单一层级,区及镇街政府缺乏直接合作的平台;合作平台不能全天候运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难以持续等。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断头路联通障碍及治理路径研究

城际断头路是中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如何通过区域协调机制的建立联通断头路是区域跨界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上基于尺度间话语和组织互动视角构建区域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进而选取长三角地区两条位于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区域合作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中归纳了断头路联通存在的主观和客观障碍,以及国家战略干预下断头路联通的区域跨界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强-弱组合型的区域合作中,双边话语权不对等和地方本位主义引起合作主观障碍,区域发展及地方财政实力差异、规划调整困难带来合作的客观障碍。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区域规划将断头路联通纳入地方政府工作内容,加之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督促,形成了以区域合作为主流的政策话语环境,破除了城际断头路跨界治理的主观障碍。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实体化、兼具横向和纵向协调功能的区域协调平台,打破相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编制区域合作行动计划推动合作项目落实到各地方政府的年度建设计划,破除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建设资金短缺的客观障碍。     

中国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的新特征——基于昆明市“94号院”的实证分析

以昆明市“94号院”为案例解构其中城市政体上层建筑,并对各方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政体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即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增长联盟内部也是连续变化的。同时,中国城市政体亦具有尺度性特征,即地理尺度越大,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分歧就越大,二者态度越鲜明,二元论愈显化,反增长联盟更能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在双方博弈中的话语权越大;尺度越小,二者态度越模糊,增长联盟具有更多的规则制定优势,更具有主导和优先权;同时,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尺度变迁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反增长联盟力求上推尺度,而增长联盟则尽力下压尺度。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是政府重新配置空间资源以达到优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然而,当前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搬迁的谨慎态度与地方政府热衷搬迁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矛盾,增强了对该政策评估研究的强烈需求。同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选取199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检验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发展因素会调节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异质性结果。其中,搬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干预等城市发展因素会放大搬迁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建设用地增长率会缩减这一效应,而城市规模对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时间效应上来看,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并在搬迁约7年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本研究不仅直接检验了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为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学术依据,也对评估地方政府驻地搬迁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

企业动态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根据新企业成立和就业净增长的关系,把中国城市划分为创业型、旋转门型、惯例型和缓增型4类增长模式,描述其在2003—2008年和2008—2013年的时空变化。发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外向型制造业核心区的城市新企业成立不足,现有企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由惯例型转变为缓增型;在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东部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持续吸引了大量新企业成立,并推动制造业就业快速增长,由旋转门型转变为创业型。论文建立“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揭示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模式在2个时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集聚经济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向心力到离心力的转变;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小企业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此消彼长,体现了“全球-地方”联系。     

海外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进展

本文综述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中国城市的急速变化为城市地理研究学者提供许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机会。大部分海外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集中探讨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资本和经济改革在城市化、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空间重构中的作用。至今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的大多数理论研究是在中国以外的实际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加强在中国的实际背景下城市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各种过程与空间关系动态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这包括地方化、城市主义、区域主义、城市竞争与合作过程、城市管治过程、地方、区域与全球过程的动态关系、空间与尺度的关系等。     

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动态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本研究认为动态外部性对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中国经济转型。利用2000年和2005年地级市及其以上城市的两位数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动态外部性和我国城市产业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产业专业化和本地竞争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当专业化和竞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不利于产业增长;相反,多元化程度只有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才会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本研究还发现动态外部性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参与全球化程度高、地方保护较强的产业以及位于经济自主权较大的城市的产业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清晰地表明我国经济转轨为动态外部性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增长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990 年以来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城市空间增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以全国52 个特大城市为样本,利用各城市1990-2008 年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拓扑结构图示等方法对城市空间增长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0 年以来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在规模增长上表现出增长速度快且按人口规模等级顺序依次变缓,在要素增长上表现出新型化、多样化变化,在结构增长上出现带状化、多中心化转变,在形态增长上呈分散化、破碎化变化,城市空间增长方式以轴向式和跳跃式为主导,特别是2000 年以来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工业化进入中高级阶段之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快速城市化以及政府GDP导向的政绩观是导致城市空间增长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针对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增长规模过度超前、结构松散、形态破碎的问题,提出构建以规模控制、结构优化及空间紧凑性为核心的节约型城市空间增长目标。     

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城市区域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研究——以粤东城镇群服装生产为例

城镇间的产业联系是城市(镇)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传统研究多使用宏观统计数据,缺少从企业微观层面对城市产业联系的研究,难以清晰刻画城镇之间复杂的产业联系。随着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多学科的运用,城镇群生产网络空间组织的可视化表达和定量分析成为可能。选择粤东城镇群的服装生产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构建企业关系数据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直观模拟城镇群区域服装生产网络,探讨城镇空间结构与生产网络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① 粤东城镇群区域内形成了复杂的生产网络,从网络结构上看,大部分节点存在于一个大的网络中,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仅有个别点或小集团孤立在外,网络中各企业的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存在较大差别;② 从网络空间上看,汕头同潮州和普宁都存在密切联系,但潮州和普宁之间缺少联系,而汕尾孤立于汕潮揭之外;③ 各等级城镇在粤东城镇群区域服装生产网络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城镇的专业化与区域的多样化共同推动服装生产的网络化。为城镇群内部经济联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对城镇群网络化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贸易壁垒、市场相关多样化与城市出口韧性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上升,许多国家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的出口韧性已成为重要研究议题。现有文献普遍关注本地产业结构与区域韧性的关系,发现多样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缓解贸易壁垒造成的外部冲击,但是较少探讨外部市场结构的作用。本文使用2001—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贸易数据,引入市场关联概念,首次构建市场相关多样化指标,研究在贸易壁垒冲击下,中国城市出口市场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市场相关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出更高的城市出口韧性,其可借助互补性的出口经验和风险分散的市场结构,减小贸易壁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② 外资比例较高、具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城市,由于城市内部企业集聚程度高和信息交流频繁,更容易发挥市场相关多样化的作用。③ 城市相关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很难抵抗发达国家（地区）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出口韧性,积极招商引资、申请经济开发区、保持对外联系,推动企业集聚、多举办展会以促进企业间贸易经验交流,尤其是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息扩散,要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利用本地已有贸易市场信息,拓展新市场。     

京津冀城市用地形态的双分形特征及其演化

区域城乡一体化的标志之一是城镇体系结构的一体化,这个过程可以从标度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评价。分形是标度分析的重要方法,地理空间无尺度分布特征的典型参数是分维。论文以京津冀城镇体系为例,利用遥感图像的解译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开展分形分析、位序-规模分布分析和异速标度分析,用以解释1995—2013年间京津冀城镇体系演化的过程。结果表明,京津冀城镇体系及其演化的特征有：①京津冀空间结构和位序-规模分布都表现为自仿射双分形结构;②京津冀区域的城市人口-城区面积异速标度退化为假线性关系;③随着城镇体系的演化,自仿射的双分形结构逐步向自相似分形结构演化。由此得出结论：其一,京津冀城镇体系存在结构性的不协调因素。其空间结构和等级结构具有二元化特征,但演化方向却呈现内在结构一体化的显著趋势。其二,大城市用地不够集约。城市边缘区的无序扩张导致土地利用铺张浪费。地方政府和规划专家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城镇体系演化的这种特征和趋势制定管理措施和优化规划方案。     

空港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一个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中国35个大中型城市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空港与城市经济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中型城市的空港客流增长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航空客流和物流均是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空港是城市发展的内生因素,会促进城市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他省会城市仅存在城市经济增长至空港客流长期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空港只对城市经济具有短期效应。空港的规模大小、是否为枢纽将决定是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去理解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意义,空港条件的差异将加剧城市经济的分异,航空网络的发展也将对城市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而城市经济增长对航空运输的长期增长效应并不普遍,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对空港的依赖性还较弱。综合考虑城市发展条件,合理规划空港并布局相关产业,或许航空城将是未来都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Growth coalitions in declining cities: casinos,redevelopment, and inter-urban competition

Casino development is a popular strategy for urban redevelopment in declining cities. I examine the process of casino acquisition in the former Canadian automotive capital, Windsor, Ontario –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outside of Atlantic City and Las Vegas, to host a resort casino. Drawing on 20 interviews with urban elites and the local news media, I explore the interplay between a local growth coalition and State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sino Windsor. To capture maximum revenue for provincial coffers, provincial interests used competition between economically depressed cities to co-opt the Windsor casino alliance’s project . Windsor’s urban elites, however, continue to “talk”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perpetuating the myth that municipal entrepreneurialism w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is struggling cit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mportance placed on the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of local growth coalitions in urban redevelopment studies may be misplaced, especially in peripheral and declining cities.     

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选择.本文重点就城市群...     

Configuring growth coalitions among the projects of urban aggrandizement in Kunming,Southwest Chin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wo urban projects in Kunming, Southwest China, one a massive scheme to build a new city center on rural land outside the city, and the other, an act of urban restructuring involving the rebuilding of an old Hui (Muslim) neighborhood in the old city center. We analyze the coalition of forces configured to undertake these large-scale projects; we underline the role of specially formed city-build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state-owned institutions that dominate the city’s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 draw attention to the caution with which the city government handled resistance to urban restructuring among Hui residents. We argue that urban growth projects in inland cities like Kunming are marked by certain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similar projects in Eastern Chinese cities but maintain that nonetheless the drive for profit maximization at the expense of residents is unchanged.     

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格局及影响因素

增长与收缩是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世界性议题,然而其判别标准与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论文构建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的判别标准和理论(驱动力—结果—响应)分析框架,利用统计数据与NPP/VIIRS系列遥感数据,借助ArcGIS可视化分析工具和广义加性模型探究黄河流域5268个乡镇增长与收缩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乡镇人口、经济增长与收缩并存,人口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几字湾”地区,经济收缩乡镇主要集中在上、中游地区,关中、中原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人口—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乡镇增长与收缩可分为持续增长型(6.4%)、转型增长型(5.8%)、缓慢增长型(42.4%)与持续收缩型(45.4%)4种,增长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收缩型乡镇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其中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城市的乡镇增长态势明显,资源型城市收缩型乡镇所占比重较大。自然条件的多个阈值表明平原地区、高海拔地区的乡镇均存在增长优势,规模经济与交通区位整体对乡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涓滴效应与外部性会造成乡镇的收缩。不同增长与收缩类型的乡镇应当探索因地制宜的增长与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