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在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传承与融合、城镇化与产业经济转型、土地使用变革与创新、农户行为模式转化、宏观政策环境及其他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影响的基础上,基于各影响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 类。各类因子对农村聚居的作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村聚居特征的延续,新型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是促进农村聚居的转型,而突变因子的驱动作用则可能带来农村聚居的突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3 种驱动因素的作用形成了3 条典型驱动路径,即基础因子作用下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新型因子作用下快速发展新型路径、突变因子作用下的突变性偶然路径。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4 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评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着再次转型。在系统梳理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社会阶层结构、产业发展与转型模式、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乡村社区与聚落、制度转型与秩序建设、公共品供给与公共服务等7个方面对相关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围绕农村社会在社会结构、经济、空间、制度、公共服务等5个方面的转型阐述了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辨析

在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有关农村聚居的研究日趋活跃。令人担忧的是,学术界对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并未取得共识,概念的混乱给农村聚居的规范研究造成了明显的障碍。针对这一情况,对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这些概念包括农村聚落、农村聚居、村落、村庄、农村居民点、农村聚落环境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等。农村聚居是以村落、集镇（市）等聚落形式及周边环境为载体,以血缘、地缘性群体集中居住、生产、生活为内容的复杂系统,具有产生、发展、成熟、衰退、重生等演变过程。与聚落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其以人为中心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有机性;农村聚落环境以聚落为中心,人包含在聚落中;农村人居环境以人为中心,人的主体地位突显。     

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RROD模式

本文受启于TOD理论与实践在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借鉴以往乡村聚居单元规模与空间结构研究成果,试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简称RROD模式）,并针对概念内涵、构建原则、框架、类型、空间尺度等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重点从设施门槛、耕作半径、邻里交往以及出行距离感知等方面对RROD合理规模与结构进行了综合论证,认为RROD规模半径一般取值范围为450-700m,人口规模一般取值范围为1500-3500人,占地面积一般取值范围为30-75hm²,距离一般取值范围为3.5-5.0km。但由于该取值范围是基于均质地域及一般发展条件假设,其结论具有一般理论指导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与修正。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从系统论的角度, 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 是构建区域农村 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 ① 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 农村问题必须 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 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 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 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 程。③ 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 方面, 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 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 合, 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 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 性,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 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 究主线, 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 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     

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评述与展望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与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等方面,对国家尺度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现状特征、演变过程及形成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并据此得出:当前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虽较多,但仍需深化和完善;基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的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较少,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而城市体系空间格局优化理论与合理性评价研究较为缺乏,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式研究则更为薄弱.因此,未来应在深化和完善现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强化中国城市体系的生态安全格局、资源环境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空间耦合研究,加强中国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优化理论、合理性评价方法、系统模拟方法、优化模式及优化对策研究,并形成综合集成体系.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途径。论文系统回顾了乡村发展的历程,将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分为：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阶段4个发展时段。从时间序列深入刻画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分化、产业演变、环境整治、文化重构、乡村治理5个振兴主题及乡村规划的演化过程与研究趋势。最后,着眼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与研究热点,从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提质增效研究、乡村“三生”空间融合发展研究、乡村跨区域协作与联动研究5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未来研究趋势展开了讨论。     

近30年来国外国家公园研究进展与启示

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和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近30年国外国家公园相关文献为基础,对筛选的451篇英文文献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Ⅲ及系统综述的方法,从资源评估、环境影响、发展模式、规划、运营管理5个方面对国外国家公园研究主要内容进行述评,并对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最后,从国家公园立法、发展模式构建、管理内容与方法、社区参与模式与机制、环境监测与评估5个方面提出未来中国国家公园的研究方向。总体上看,国外有关国家公园的研究具有研究对象复杂、视角多元、方法综合的特征。在构建国家公园体制的大背景下,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国家公园研究体系将对完善中国保护地相关研究、指导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近20年屯堡聚落聚集区乡村聚落规模演变——以安顺市西秀区为例

以西秀区2000、2010和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为基础数据,运用乡村位序-规模法则、聚落规模等级模型等方法,分析西秀区乡村聚落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分析屯堡聚落在该过程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1）乡村聚落总规模、聚落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3个时段屯堡聚落面积占乡村聚落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0%;2）西秀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符合乡村位序-规模法则,拟合优度在0.90以上,负指数分布特征突出,并表现出“首位聚落”和“垂尾”分布特征,2000—2010年乡村聚落规模趋于集中分布,2010—2020年趋于均衡;3）不同等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位置相对稳定,数量上呈低等级向高等级演变;4）屯堡聚落规模稳定增长,是高位序、高规模等级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部分屯堡聚落位序出现倒退现象。未来应科学规划乡村聚落用地布局,形成合理的乡村聚落等级规模结构,保护屯堡文化,打造区域特色聚落。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不断增强,在国家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政策导向背景下,乡村聚落逐渐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转型态势。探索不同类型乡村聚落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扰动,揭示其转型的多元路径是现代乡村地理学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韧性理论为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对于探究乡村地域系统如何抵御和化解内外部扰动,提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在阐述韧性概念、理论基础上,提出从韧性理论视角探讨乡村聚落多功能转型,开展乡村聚落韧性的系统性研究,并从韧性的尺度关联以及相互作用机制分析乡村聚落韧性的测度,围绕韧性视角下乡村聚落的适应性转型及内在机制,为乡村发展寻求与扰动冲击相耦合的适应性转型路径,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治理依据,丰富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     

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以汤口、寨西和山岔为例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业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一方面,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承载传统功能（如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等）,另一方面,旅游消费给予乡村聚落新的发展活力,文化传承、休闲旅游等潜在功能逐步被挖掘。旅游发展进程中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功能转型与人类适应性的科学研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对于指明世界遗产地乡村聚落转型发展方向和促进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GIS空间分析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黄山世界遗产地汤口、寨西和山岔3个聚落为案例研究对象,解析了3个聚落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模式,分析了聚落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3个聚落在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与模式：汤口呈功能耗散式转型与空间破碎化分异、寨西呈功能模块化融合与空间协同性演替、山岔呈功能自组织适应与空间核域式集聚,并相应形成“原地生长型”“就地重建型”“景村共生型”三种转型发展模式。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旅游市场需求为世界遗产地3个聚落转型发展的支撑力、行动力与驱动力,推动着聚落的转型发展。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life quality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pe with rural declin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life and attraction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life quality theory”. Based on the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 space and life qualit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Three aspects are evaluated –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functions,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of spatial scale – with the objective of building an optimization mode and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ith high life quality.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following: (1) The settlement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life quality, which is an essential settlement component, and these two aspects influence and improve each other. Therefore, reasonabl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s an important precondition for higher life quality. (2) The spatial function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that maintain livelihoods, develop industry, and upgrade life quality. Optimiz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life quality requires promoting the maintenance of livelihood,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plantation in quality improvement. (3)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ne is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ncentration of living,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paces,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recreational, and services spaces, and the organic balance of living,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s, so as to reasonably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spatial types in settlements. The other is forming a functional structure level of a “comprehensive village–featured village” and build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settlement modes connected by rural roads by relocating and adjusting the function of villages. These changes would require the destruction of underdeveloped villages, retaining normal villages, enlarging important villages, and constructing new villages. (4) As an ideal mode for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based on life quality, the 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RROD model) should be built at a rational scale for unit settlement and distance between settlements, leading to a fully functional RROD system with rational structure, auxiliary facility, and well-organized distribution.     

居住形态分异视角下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机制

系统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演化机制是构建乡村聚落转型实践逻辑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居住形态是涵盖居住空间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概念,立足居住形态视角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及其地域差异的深层逻辑。本文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以乡村聚落地域分异为切入点,从“人-地”和“人-人”关系视角探究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据此构建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散居和聚居形态主导的样区为对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居住形态是衍生于宏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过程的多尺度、多维性因子,二者均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居住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提供了路径遵循和内生机制,乡村聚落格局可视为居住文化形态在乡村地域空间解译和扩散的结果;生产力进步与偶发性事件可导致居住形态发生变革,从而诱发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的改变。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重视居住形态的研究视角,系统探讨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运行机制、城镇化阶段的演化机制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策略的本质差异,为制定差异化的村落振兴方案提供参考。     

响应区域自然特征的巴渝梯田人居景观图式研究

以巴渝地区形态结构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梯田区域遥感图像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分析和田野调查,采用可视化的景观图式语言,对单一的梯田水利技术及其时空组合模式以及梯田人居环境3方面的营建特征进行分析,构建巴渝梯田人居系统的景观图式体系。研究发现：1）响应巴渝山地地貌及“春旱夏涝”降雨特征,形成秋水春用的冬水田、夏季排洪的冲冲田以及四季关水的囤水田等系列在地性梯田水利技术;2）巴渝梯田水利技术在时间上形成适应春旱夏涝的“秋蓄-冬沃-春耕-夏排”水资源管理模式,在空间上形成顺应地貌的“高囤-低灌”组合模式;3）梯田人居环境响应地貌影响下水安全差异性,呈现交叉汇聚梯田基底与涵养林为基底嵌套咬合散点型民居斑块的“有机分散型”低山丘陵区梯田人居模式,和涵养林为基底边缘渗透单向跌落梯田与集中型聚落斑块的“大面集中型”中高山沟谷区梯田人居模式。综上,巴渝梯田水利技术类型、组合方式以及梯田人居在山地地貌的建构模式是契合巴渝特有地理地貌和水文条件的经验集成,对城乡低影响开发建设以及传统营建智慧的保护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

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南密北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新疆典型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及空间重构 ——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城乡关系也进入融合发展新时期,厘清典型地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特征并探明其空间重构与优化路径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简称“渭库绿洲”）为例,利用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刻画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特征;依据乡村振兴多级目标的理论内涵,探讨了渭库绿洲城乡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模式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渭库绿洲城镇村体系建设过程中城镇主导作用较弱,城乡聚落规模总体扩张较快,城乡人口与聚落增长反差较大,乡村人地关系失调特征明显;②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分布整体服从位序—规模法则,零星聚落“摆尾”现象加剧且空间无序扩张特征显著,城乡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县城、中心乡镇、干渠及道路指向性,但向中心乡镇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③ 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空间重构的首要举措是整治零星斑块,对典型样区设定了3个优化目标并对空间重构路径进行了逻辑解析,提出了5种整治方向。基于乡村振兴多级目标,构建以土地要素流动为关键的空间重构方案,对促进渭库绿洲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结构优化与功能协调、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

论文首先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了乡村问题的背景及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提出乡村衰退是人地关系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结果,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调整人地关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对乡村振兴地理研究的评述发现,多数关注其战略内容的实施,而对乡村人口重要载体的乡村聚落重视不够。事实上,乡村聚落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切,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在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而已有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多聚焦空间变化,并且重实证轻机理,尤其是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聚落演变机理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最后,基于乡村聚落在乡村振兴中关键作用,提出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加强乡村聚落演变理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乡村聚落专业化转型、乡村聚落整治优化及乡村聚落风貌景观等5个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