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职住平衡与建成环境的关系研究

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通勤可达性,也被认为在重构城市职住空间格局进而影响职住关系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探究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区（下称轨交站点周边地区）就地职住平衡与建成环境的关系,对于通过建成环境设计促进站点尺度职住“微平衡”,调节由于轨道交通所导致的区域性职住分离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武汉市189个轨交站点刷卡数据,首先识别了轨道交通通勤人员并分析了其出行特征,进而利用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探究武汉市轨交站点周边地区职住平衡与建成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看,武汉市向心通勤显著,且汉口片区与武昌片区之间产生较大规模的跨江通勤,跨江交通压力较大;主城区职住平衡指数优于城市近郊区,就业集聚程度呈现“中心-外围”递减趋势,居住空间围绕二环线在外围城区分布,城市整体形成“中心就业,外围居住”的职住分离格局;② 土地利用混合度、公交站点数量对轨交站点周边地区职住平衡有正向促进作用,轨交站点出入口数量则有负向作用,且各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③ 非首末站的职住状况较首末站更好,而是否为换乘站则差异不大。本研究可为轨交站点周边地区就地职住平衡的形成提供参考,促进轨道交通与城市功能协调发展。     

通勤距离对职住分离的统计验证

职住分离和通勤距离关系的定量测度,对公共政策、城市规划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长期以来,该领域的计算方法及验证的可靠性、精确性存在多方面的制约,用得最普及的单元平衡法存在单元尺度多大合适、单元边界隔离2个局限性。本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以人口普查、经济普查、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多角度开展方法探索。先对中心城区划定职住基本平衡范围,用考虑通勤距离的密度估计函数,按工作地估计职工的居住密度,和从业居民的实际密度相比较,使职住分离和通勤距离对应起来,同时缓解单元尺度问题、消解边界隔离问题。继而使用职住分离零壹指数代替传统职住比,用平均通勤距离验证职住分离,获得了很强的线性相关。尽管统计结果有效,依然会有样本偏离线性回归方程,利用置信区间,筛选出异常点,凭经验解释原因,可从定性角度进一步提高分析结果的可信,还可以探测职住失配的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方法,验证了：职大于住的地区,职工通勤距离偏长,居民通勤距离偏短;住大于职的地区,居民通勤距离偏长,职工通勤距离偏短,职住关系越平衡,通勤交通总量越小,越分离,交通总量越大。上述方法以上海为例得到验证,也能适用于其他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拟与格局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人口分布空间结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准确地模拟城市人口分布,清晰地反映城市人口分布格局,本文利用沈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采用网格计算方法空间化人口数据、地统计学的空间插值方法模拟人口分布。同时,用DEM模型方法识别城市人口分布格局,分析人口分布特征。结果是:沈阳城市内部人口分布具有较高的不均衡性和聚集性;城市人口密度分布不符合单核心圈层式范式,具有11个明显的人口分布核心;在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分布的区域化特征更为显著;人口分布主要受到相近的两个人口核心的影响。该研究同时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城市人口分布特征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对于城市人口分布规律及影响人口分布的动力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南大西洋两岸含盐盆地裂谷层序油气地质特征与油气分布特征对比

通过对南大西洋两岸南、北部含盐盆地裂谷层序构造演化、沉积充填、盆地结构、油气地质特征和油气分布、富集特征的对比研究，总结了两岸南、北部盆地构造演化与沉积充填、盆地结构、石油地质条件和油气分布的差异性。分析表明，两岸南、北部盆地裂谷期构造演化存在北早南晚、北长南短的时序特点；盐下盆地结构呈现东西分带、南北分块、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北部盆地裂谷期发育２套湖相烃源岩，南部盆地仅发育了１套优质湖相烃源岩；储层平面分布具有 “北砂南灰”的分区分布特征；西非一侧油气呈现“内油外气”的分布特征，而巴西桑托斯盆地则具有“内气外油”的分布特征，油气垂向富集受盐岩盖层控制，油气平面富集受烃源岩、储层和构造等多重因素制约。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武汉城市圈城际通勤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随着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城际通勤现象越来越普遍,多源大数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以武汉城市圈32个区县到武汉市中央活动区的城际通勤量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大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城际通勤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城际通勤量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在区县尺度呈现出从武汉市邻近区域向外衰减的分布特征,在乡镇/街道尺度呈分散点状分布特征。②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相比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能力更佳,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和交通通达水平三类特征因素能够有效解释城际通勤量分布,其中人口规模和人工地表覆盖面积都与城际通勤量呈正相关,人民生活水平越高跨城通勤者越少,区域可达性的提升能使节点之间的城际通勤量增加。③各因素对城际通勤量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特征,常住人口总量对武汉市邻近区域影响较强,人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负向影响强度由东部向西部递减,人工地表覆盖面积的影响强度由西部往东部递减,公路可达性比列车可达性的影响更显著。     

多尺度视角下城市住宅价格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

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受到多重资源因素的影响,其影响机制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的空间分异格局各不相同.以2015—2018年16个季度成都市中心城区商品住宅小区住宅价格为基本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多尺度视角分析法探索成都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格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构建成都市住宅价格特征变量指标体系,分析导致住宅价格空间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2015—2018年16个季度中,成都市住宅价格先持续上升后出现小幅下降,中心城区各区住宅价格空间自相关性高,表明近年来住宅价格空间邻近联动性强.500 m×500 m栅格尺度下成都市中心城区住宅价格分布不均衡,住宅价格总体呈现中心区域高、边缘区域低分布格局,且南北住宅价格存在一定差异,中心城区住宅价格局部呈现"多中心+边缘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多尺度视角分析法不仅能够考虑尺度效应及分区效应对住宅价格空间格局的影响,而且能够定量分析多资源因素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机制,解析多资源因素指标对住宅价格空间分异产生的影响.     

上市公司与客户联系视角下的中国城际网络结构时空演化研究

企业间的联系是城市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基于企业间联系的城市功能网络分析对丰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0—2020年上市公司与其前五大客户间的贸易关系数据构建了中国城市网络,基于企业间的贸易联系视角分析城市网络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 2010—2020年间城市网络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整体网络密度较低,位于0.014～0.018之间;网络重心呈现“S”形空间轨迹变化和整体向南移动的趋势,网络总体空间结构由沿海向“T”形结构转变;(2)网络流量集中于少数节点城市,资金进出量前20城市总额占资金总流量的71.9%,北京、上海是网络的绝对核心,杭州、武汉、深圳、广州等省会或副省级城市承担着区域中心的功能,佛山、齐齐哈尔、南通等制造业发达城市是重要节点;(3)五大城市群中珠江三角洲网络密度最高,位于0.324～0.334之间,长江三角洲贸易总流量最高,为783.5亿元,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网络发育相对滞后;(4)新冠疫情对整体网络的贸易流量和网络结构产生了明显影响,网络社团进一步分化重组,广州—深圳社团明显增强,上海社团明显减弱。研究结果对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统...     

基于铁路客流的湖北省城市网络关联与空间组织结构特征

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基于铁路客流的动态关系数据,采用城市网络连锁模型,以城市之间铁路客流的流动性和集聚性为研究切入点,辨析省域城市的网络关联强度和空间组织结构特征。研究表明：① 湖北省域城市网络结构初步形成,整体呈现“东强西弱,北低南高”的态势,省域“单中心”网络格局特征突出,武汉是链接鄂东、鄂中、鄂西三大区域的核心枢纽;② 中心城市指向性和地域邻近指向性特征明显,整体受省域中心城市武汉的影响较大,与之紧密联系的周边城市是构成武汉“1+8”都市圈的主体;③ 交通轴线是客流联系的主要方向,以“十堰—襄阳—荆门—武汉”、“恩施—宜昌—荆州—武汉”等城市为主体的“>”型城市带,其空间组织结构联系较为紧密,是推动湖北省经济发展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载体,同时襄阳、宜昌在鄂西地区的枢纽作用日益凸显。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为省域空间规划的要义、趋势和取向提出了若干探讨。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差异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立足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建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甘肃省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现状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甘肃省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均不高,且区域差异明显,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北分化"的格局,空间上体现出"阶梯状"区域梯度递减的分异结构特征;产生空间差异的原因有自然条件、区位差异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最后,根据各城市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优化对策和建议。     

疟疾发病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分析

疟疾是一种具有复杂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的地方性疾病,研究疟疾的空间格局,掌握疟疾发病的时空演化规律,为疟疾的防治提供科学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本文以湖南省105个市、县级行政区1983～1992年疟疾发病的历史资料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湖南省疟疾发病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分析、探测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市县疟疾发病地域差异明显,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且主要集中在湘南和湘中经济相埘落后的地区.在这期间,湖南省的疟疾发病经历了一个从"南低北高"到"南高北低"的时空演化过程.     

基于POI数据的北京市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格局探究

商业中心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商业中心识别主要借助统计资料和经济普查数据,耗时耗力且更新频率较低;以POI(兴趣点)数据为代表的众源地理数据为城市商业中心识别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北京市801478条商业POI数据为基础,根据商业职能定义将其分为生活类、休闲娱乐类、公共服务类、金融商务类和汽车相关类,运用核密度法识别不同职能的商业中心,结合Getis-Ord G_i~*统计量详细探究中心城区商业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北京市商业格局呈现圈层式结构,沿交通干道向外发展;(2)不同类型的商业中心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生活与公共服务中心高度向心集中,金融商务和汽车相关中心多分布于城市功能拓展区,休闲娱乐中心为多组团式离散分布;(3)中心城区生活类商业职能完备,北部区域商业密度高于南部区域。     

基于多源数据的特大城市空间结构识别及空间形态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识别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资源空间优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作,通过多要素集聚规律反映的城市空间形态还需进一步深入理解。利用人口密度、关注点和夜间灯光数据等多源数据,通过叠加分析、局部等值线树算法来识别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城市空间结构,探讨不同城市要素的空间集聚形态,利用多项指标衡量城市中心和新城的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旨在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对比。结果表明:①通过空间要素的集散形态分析,北京、上海和广州仍是以主城区为主导的城市空间结构,深圳外围城区的组团结构得到明显发育,呈现多中心主导的模式。②广州城市中心发展相对均衡,紧凑度高;深圳城市中心发展出现明显差异化,城市中心向西扩张,导致紧凑度降低。③各城市的新城均衡度均较高,各城市内部中心之间的要素集聚水平差异小。延伸度大于2的新城空间形态有显著的城市中心指向性,多数新城的延伸方向依附于道路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④自然条件和交通网络均是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     

基于多源数据的县域主导功能类型划分及其空间结构模式识别

研究县域主导功能类型并分析空间结构模式对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引导和规划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K-means聚类分析对其124个县域单位主导功能区类型进行划分;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利用位序—规模法则构建空间结构指数,并结合遥感数据对不同主导功能县域的空间结构模式进行识别和分析。研究表明：① 利用统计、遥感、社交媒体以及夜间灯光等多源数据和K-means聚类方法进行县域主导功能区分类,分类结果能客观反映区域特征,广东省县域主导功能可分为生态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中心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5类;② 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的位序—规模法则方法能够突破城市尺度,结合遥感数据定量分析,可用于中观县域尺度的空间结构模式识别研究;③ 农业主导型和生态主导型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均值都大于1,呈单中心空间结构特征趋势;工业主导型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均值小于1,呈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趋势;均衡发展型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均值接近1,不同地区均衡发展型县域所呈现的空间结构特征存在差异;④ 不同主导功能县域之间的空间结构模式差异明显,生态主导型县域多呈单中心极核式,农业主导型县域多呈单中心极核+散点式,均衡发展型县域多种模式并存特征明显,而工业主导型县域呈多中心网络分布模式。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就业空间特征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以沈阳市为研究实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城市居民个体时空行为活动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建立识别用户居住地和就业地的数据清洗规则,提取就业空间分布与职住联系数据。以Mc Millen(2001)提出的就业中心概念为理论依据,建立分析模型,应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自然间断分级、等值线等方法对就业分布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识别就业中心,并分析其空间布局特征;从就业规模和功能联系两个维度综合测度就业中心服务效能,构建就业中心等级体系;最后尝试基于就业功能划分城市空间单元,以此探索城市就业空间结构,揭示城市运行的内部机制。     

城市空间结构要素与人群聚散稳定性的关联性探索

人群移动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人文地理关注的焦点,它可以帮助理解人群城市空间中移动的潜在动力和影响因素,从而评价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规划、选址具有重要意义。轨迹大数据为研究城市大规模群体活动、城市空间结构以及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以人群聚散稳定性为切入点,以深圳市交通小区为分析单元,从社会经济属性、土地利用模式和路网中心性3个方面定量探索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与人群聚散稳定性的关联性。结果发现：区域的人口数量和密度越大,人群聚散稳定性越低;土地利用混合度越高,均衡性越低,人群聚散稳定性越低;与路网全局中心性比,局部范围内的路网中心性对人群聚散稳定性的影响较大,并且随着距离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些知识帮助加深理解人群聚散与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     

北京市多尺度中心特征识别与群聚模式发现

城市多中心的研究是揭开城市系统复杂空间结构的重要研究内容,然而受传统调查数据时空精度的局限,现有研究缺乏足够细致的实证分析。LBS服务的广泛应用为高效、实时、微观地刻画个体和城市之间的空间活动提供了充足的信息,使得对城市多中心的微观量化机制的研究成为可能。基于此原因,本文结合兴趣点数据以及微博签到数据和出租车GPS轨迹数据对北京市五环内的不同尺度、不同社会功能的城市中心进行了识别,并对其居民行为的群聚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五环内包括4个市级中心,16个区级中心以及45个街道级中心。市级中心包括海淀科教中心,西单休闲中心,北京文化中心和国贸金融中心4大中心;区级中心主要包括文娱中心、商业中心、教育中心以及交通中心4类中心;街道级中心除了区级的四类中心外,还包括行政中心、购物中心、商住中心等9类中心。不同中心在同一时段呈现相似的群聚模式,其中工作日城市不同尺度中心的群聚模式持续时间较长,群聚密度较大,主要以通勤和饮食为主;非工作日城市不同尺度中心的群聚模式相对较分散,持续时间较短,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主。     

经济转型下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分析——以宁波市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的转型已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城乡地域结构的转变特点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多角度量化了宁波市城乡结构的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关系。提出量化城乡地域结构的指标体系:土地利用面积与景观格局的变化,并提出衡量经济转轨的角度:全球化、去行政化以及市场化。结果表明:城市地区受市场化和行政分权政策影响,整体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不规则化。乡村地区由于财政分权,整体格局呈现破碎化和单一化。城市建筑用地扩张受市场化和全球化影响,农田的减少与市场化政策有关。本研究得到了不同城市规划区域对经济转型的响应形式,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     

高铁影响下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的多维度分析

深入研究高铁对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对挖掘高铁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本文基于2010、2014、2018年珠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从区域经济联系、区域优势潜力及区域经济空间平稳性3个维度,运用引力模型、区位优势潜力模型、Theil系数等技术模型和方法,综合测度高铁对珠三角城市群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随年份的递增而呈现上升的趋势,南北向联系强于东西向联系,并逐渐出现1个经济联系核心区、3个经济联系副关联区和1个经济增长辐射区;② 珠三角市际间区位优势潜力差距逐渐拉大,其中东莞、中山等经济实力较强、城市地域规模、人口规模较小且地理位置优越的二三线城市在高铁运营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③ 从珠三角区域经济整体差异性来看,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异质性呈先扩大后缩小趋势;从区内群体差异性来看,一二线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先大幅上升后小幅下降趋势;二三线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下降趋势。该研究将对未来交通规划提供参考。     

印尼地震对我国川滇地区地壳水平活动的影响

2005年1~2月用GPS技术对中国川滇地区及中国南部进行了精密流动与连续监测,综合利用1999年、2001年和2004年的数据及GPS处理技术获取了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地震(Ms8.7)对监测区所产生的同震水平位移场。由水平位移图可知,此次地震对川滇地区及其以东及中国南部地区的影响是显著的,其特征为对四川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数值为数毫米,优势位移方向为西;对云南地区的影响较大,数值一般为10~20mm,变化趋势为“北小南大”,优势位移方向为西南。应变分析表明,此次地震对该区造成的区域应变非常突出,并且占主导地位,南北方向表现为整体拉伸,东西方向为“北张南压”,面应变除南缘为收缩外几乎整个区域为面膨胀,并呈现“北大南小”的变化特征,最大剪应变则恰好相反。由此反映的相对位移在该区南北端的差别接近20mm,与背景应变场的结果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另由拉萨、昆明和广州等连续监测站的结果可知,西藏地区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西沙群岛和海南地区向西南位移了大约20mm,云南地区向西南位移了大约12mm,泸州及福建沿海地区没有明显的变化。     

基于村镇尺度的建设用地变化时空特征分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

基于村域和镇域微观尺度,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建设用地扩展差异指数对安吉县2009—2017年的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县建设用地呈现持续粗放扩张态势,人口增长速率远低于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是其主导形式,对建设用地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56%。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村域尺度上建设用地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区域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区和工业基础较好的石龙村、独山头村以及晓墅村,"低低"集聚区域主要沿西部及南部山区丘陵的边缘地带分布,"高低"热点区域集中在北部工业园区的高禹村和张芝村周围,"低高"冷点区域围绕中心城区"高高"区域的四周分布。从建设用地扩展差异来看,乡镇尺度上的扩展速度具有明显的"北快、中高、南低"的区域分异总体特征,同一阶段区域之间扩展速度不平衡性突出,不同阶段区域内部扩展速度不充分性显著。村域尺度上,快速发展和高速发展的区域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北部工业园区且集聚效果不断增强,建设用地数量呈现下降的区域逐渐向西南山区的村域集聚,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